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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位内务委员统计出来的数据看起来极为严峻，不过以吴川为首的中央委员们神情却还是比较放松的。
毕竟这和他们数月前刚刚抵达满洲时的局面已经是天壤之别了，那个时候吴川加上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员也不过才数百人，且绝大部分都是远东俄国工人中各自组成的布尔什维克小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形式。
这些布尔什维克小组基本以欧俄过来的进步工人为核心，可是这些进步工人中很多只是原布尔什维克的外围成员，他们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刻。因此这些布尔什维克小组虽然能够启发工人的阶级意识，但并不能领导工人阶级走上自我解放的阶级革命道路。
随着吴川和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老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到来，对这些分散的布尔什维克小组进行了改组，并成立了共和党这个中国政党之后，远东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才从俄国工人小团体内的秘密结社发展成为了领导中俄工人运动的主流思想。
有着吴川提供的大量物质资源和组织保护下的半公开思想宣传，以哈尔滨为核心的工人运动迅速蔓延到了中东铁路附近的大小城镇。而之后中国革命的爆发，也使得共和党开始大量吸收了那些进步的同盟会员和年轻的学生们，从而使得今日的共和党成员一举发展到八、九千人，几乎是3个月前布尔什维克党人的40倍。
虽然共和党的扩张可算是极为惊人了，但是对于革命委员会治下人口的增长而言却又算不得什么了。借助着俄、德两国的支持，加上鼠役带来的行业萧条，吴川在远东地区获得了大量的失业雇工。这些原本从关内跑来俄国远东地区讨生活的山东、河北农民，因为1910-19年的东北鼠役爆发失去了工作不说，更是被俄国强行驱离和清政府实施强制性隔离。
以俄国政府对于中国人的歧视和清政府低下的组织能力，这十余万旅俄工人和闯关东的关内农民自然是蒙受了极大的财产损失和极大的迫害的。于是当吴川派出革命党人在这些人员中进行革命宣传之后，他们就成为了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批支持者。
而在鼠役和吉林城大火的打击下，满清在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的统治力实际上也被削弱到了一个相当低下的程度。而南方保路运动的兴起，又让清政府将原本驻扎在关外的第三镇调回了关内，使得革命委员会起事之后，几乎毫无阻碍的夺下了黑龙江和吉林大部分地区。
之后吉林第二十三镇平叛失败，第二混成协和第六镇一协的战场起义，使得革命委员会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夺下了黑龙江、吉林两省，并开始向奉天省进行渗透。于是革命委员会在一个月内，治下人口就从不到十万上升为了四百万以上，增长超过400倍。
在这样的急剧扩张中，对于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干部问题。缺乏可靠且拥有一定办事能力的干部，使得共和党不得不同一部分旧官吏和立宪派绅商妥协，以确保地方秩序能够保持正常运转。
不过随着革命委员会同日本人爆发冲突之后，清理革命委员会内部伪装起来的反动派和亲日派分子就不得不提上了日程，于是才会有了今天这样一场会议。
当两位内务委员汇报完毕之后，捷尔任斯基便第一个出声说道：“前几天立宪派的地主老爷们和日、俄帝国主义分子勾结，试图在背后给革命委员会捅上一刀，就已经证明了这些人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可靠。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现在遭受了一次挫折，但是等到日本帝国主义调集了国内的军队卷土重来的时候，我认为这些故作开明的立宪派人士终究还是会暴露自己的反动本质的。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乘着日本帝国主义下次开战之前，先把这些不可靠的立宪派分子从革命委员会中清理出去，并对那些乡下的地主老爷们进行严格的控制，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对抗革命委员会在地方上设立的代表会议。”
宋云桐立刻反对道：“我反对捷尔任斯基委员的意见，前几日的会议上我们不是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着重打击那些反动士绅但并不扩大到全体士绅身上的吗？
打击那些同日本人勾结并反对革命委员会政策的反动士绅，这并不会令我们的政策受到多少阻碍。但是如果我们把打击对象扩大到全体士绅地主身上，那么就有可能遭到极大的阻力。
当前的士绅地主中不仅有反动派，也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中立派，更有一直和我们站在一起的革命派。比如同盟会成员中，就有着大量出身于士绅地主家庭的。如果我们把打击对象扩大化，将有可能使得我们现在的朋友也变成我们的敌人。”
捷尔任斯基瞧了一眼宋云桐，便毫不客气的说道：“如果这些人到现在也不愿意和过去的家庭、出身进行分割，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他们不会出卖革命？
这位中国同志，革命可不是亲朋好友的聚会，如果我们不能凝聚在一个信仰之下，不以最大的勇气和那些反动分子进行切割，那么革命的队伍就无法纯洁化，那些投机者就将会混入党员之中，破坏党的团结和我们的信仰。”
宋云桐也有些恼火的回道：“我并不是说这些人是可靠的，也并不是反对清理党内和革命委员会中的投机者，但我并不认为现在是全面清理党和革命委员会不可靠分子的时机，因为我们当前还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清政府的进攻，这个时候我们应当确保每一分力量都用在对外战争上，而不是消耗于内部。”
捷尔任斯基立刻反驳道：“如果我们不趁着外部缓和的时期处理掉内部的问题，那么当外部的压力尖刻起来，这些内部的问题就会爆发出来分散我们的精力。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我们想要处理这些内部问题，恐怕也没有力量了…”
捷尔任斯基和宋云桐两人的争论，很快就让会议上形成了两派意见。以捷尔任斯基为代表的委员们试图借组立宪派试图出卖革命这件事，将除了共和党和同盟会之外的非革命派成员都清理出革命委员会，从而成立一个真正由革命者完全控制的革命政权。
而以宋云桐为代表的几位委员则反对这么粗暴的作法，他们认为在当前革命委员会控制的区域中，革命者的力量并不占据优势，反倒是立宪派和中立派控制的地区更多一些。革命委员会一旦把那些中立派和立宪派清理出去，就会失去治下大部分人口的支持。一旦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清政府再度进攻，这些人就有可能起来反对革命委员会。
吴川一直保持着沉默，只是关注倾听着这些委员们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他于是也就注意到，支持捷尔任斯基意见的，多为俄国工人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们，支持宋云桐这边的则主要是俄国知识分子出身的孟什维克和同盟会转化而来的共和党党员。
阶级感情超越了民族和国籍之间的差别，倒是在这场会议上表现的淋漓尽致了。在这场会议中还没有表达看法的，除了吴川自己之外，就是斯维尔德洛夫等寥寥几人了。
吴川瞧了保持沉默的斯维尔德洛夫一眼后，不由打断了其他委员的发言说道：“各位委员们的意见我差不多已经了解了，那么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您对于这两种意见有什么看法呢？”
斯维尔德洛夫眨了眨眼睛，放下了手中记录的钢笔后说道：“老实说，我觉得这两种意见都有道理，但我又觉得两种意见都有着各自的问题。
捷尔任斯基同志认为需要对党和革命委员会进行一次纯洁化的运动，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在短短几个月内，党从数百人发展到近万人，这种扩张的速度必然会让一些投机者混入到党内来。
在当前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这些投机者也许可以表现的非常革命，但是一旦革命陷入了低潮时期，谁能够保证他们不叛变革命呢？这样的投机者在俄国革命中并不少见，许多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和进步工人就是被这些投机者所出卖才牺牲的，从而给俄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中国革命虽然还没有出现这样的阶段，但我还是认为应当吸取俄国革命的教训，时常保持对于党和革命队伍的清洁运动，才能确保党和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但是革命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也不是单单依靠布尔什维克党自己就能完成的事业。列宁同志说过，我们应当尽可能的联合各阶层各民族的进步力量去对抗那些彻底的反革命分子。在我们的敌人没有被打倒之前，我们不能把那些有可能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力量推到敌人那一边去…”
听完了斯维尔德洛夫的意见之后，吴川发觉自己几乎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他只好咳嗽了一声掩饰了一下自己的尴尬后说道：“我认为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说的非常好，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如果稍稍总结一下，那就是我们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分开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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