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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原勇作听到军中居然流传着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论，惊讶的半天没有出声。幸德秋水是什么人？是被打成谋害天皇的罪人，这件案子还是在陆军的支持下才迅速定案判刑的。国内的知识分子们也许还会对幸德秋水抱有同情之心，但是作为天皇陛下忠贞的代表，陆军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叛逆的。
如果陆军出现了这样的叛逆，也就意味着派遣军的士兵们对于强迫他们来满洲作战的军部之不满，已经快要溢于言表了。带着这样的军队，怎么还可能继续打下去。
这个时候上原勇作已经觉得，军部想出的以拖待变的满洲作战方针，简直是一个蠢的不能再蠢的想法。支那革命委员会根本不着急入关，反而好整以暇的打着反帝的旗帜整合着整个满洲的力量，他实在没看出支那革命军有什么破绽，倒是派遣军内部先出现了矛盾。
上原勇作以为，归根到底还是国内的教育出了问题。国内某些知识分子打着脱亚入欧的口号，从西方引进了自由主义，教会了国民什么叫思考，才会导致出现幸德秋水这样的逆贼，现在连军队中的士兵思想都被腐蚀了。
学校应该教育国民为天皇和皇国去死，而不是教育他们去思考为什么要为天皇和皇国去死，否则陆军还有什么凝聚力。上原勇作虽然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字寄给了山县大将，可国民教育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扭转的，他现在最为棘手的还是要压制住士兵和军官之间的对立情绪。
只是上原勇作对此也是束手无策，他只能在给山县大将的信件中委婉的建议，还是早日结束战争把军队带回国内去整顿为好，在满洲这种共和思想弥漫的敌国领土上，无所事事的将士们只会胡思乱想，从而为共和思想所诱惑。
上原勇作还直接点明，被毒害的不仅仅是那些新加入部队不久的士兵们，就连一些军官也起了亲近共和思想的倾向。
因为这些军官认为，支那军在日清、日俄战争中懦弱无能，现在却这么能打，显然是帝制不及共和的表现。过去日本之所以能够打败清国和露国，因为那两个都是腐败无能的帝制国家，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所以日本胜而清、露败。
但是作为帝制国家的日本遇上了刚刚觉醒的共和支那，即便只是支那一小部分的力量，日本也还是败了。可见这次陆军失利并不是陆军将士无能，而是败给了支那的共和体制，就好比欧洲各国打不过拿破仑执政，却击败了拿破仑皇帝，这就是同样的道理。
这种荒唐的言论在四平撤退的军队中非常有市场，上原勇作其实心里是明白，这些军官们之所以接受这样的说法，明显就是不想承担四平败退的责任，而是要把失败的责任甩给皇国的体制问题了。虽然军部费了大力气掩盖了四平败退，但并不表示战后不会和这些败退下来的军官算账。但是现在这些人搞出这样一个说法，军部还真不敢对他们下手了，他们要是回去胡说八道一番，陆军就成了逆贼的巢穴了。
相对于日军高层的焦头烂额，革命委员会这边看起来倒是风平浪静的多，当然这种风平浪静也只是表象。耿谨文被刺和清室的宣布退位，终于使得革命委员会内部支持巩固东三省统治的声音压倒了入关的声音。
对于革命委员会那些从关内移民不久的委员们来说，在击退了四平的清日联军之后，就开始鼓吹和日本协调，然后尽快入关打倒满清朝廷，以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他们的这种欲望来自于他们在关外移居的时间不久，还没有产生对这块冰冷土地的深厚感情。
但是对于那些在关外已经移民一代以上，并拥有着一片土地的委员们来说，入关打倒满清建立共和当然好，可也要先保证了关外的安全才行。要是入关战事不利，而身后的日、俄又联合断了他们的后路，岂不就成了半空中挂着的风干肉，任人食用了么。
而日本人的漫天开价和俄国人撺掇外蒙古、呼伦贝尔独立，也都证明了这两个帝国主义确实是没安什么好心，这才使得吴川等等再说的主张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支持。
正因为革命委员会在关外的主力安坐不动，日本和俄国也只能在口头上呼喊上几句，倒也没有联合起来动手的意思。于是革命委员会、日本和俄国在满洲地区成为了相互牵制的平衡局面，倒是北朝鲜地区随着天气回暖道路开通，陆续传出了一些消息，几乎都是对日军不利的传闻。
革命委员会虽然和北朝鲜的起义部队有电台联系，但是之前北朝鲜的起义部队自己也被积雪切断了各部之间的联系，因此知道的情况并不比这些传闻多多少。不过革命委员会倒是确定了一件事，起义部队至少占据了大半个慈江道和小半个咸江南道，平安南道北部也有义军出没的消息。
在这个冬天的掩护下，朝鲜人至少在国内建立起了一块不小的根据地，日本为此又从国内调来了一个旅团，加入到了北朝鲜地区的治安战中。如此一来，朝鲜的日军兵力也增加到了两个半师团，原本安置于鸭绿江北的一个日本旅团现在也不得不退回了鸭绿江南，安奉铁路几乎全部为革命军所控制了。
当战局发展到了这个时刻，俄日联手的几率已经降到了最低，因为俄军现在出兵就等于是在替日军解围了。根据革命卫队安插在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的某位成员传出的情报，俄国外交大臣给驻哈尔滨总领事发的电文。
外交大臣认为：对于日本人提出的重新缔结日俄密约的请求，则日俄对于满洲的划分应当以安奉线为基准，日本可以保留大连和旅顺，但是不能越过大石桥一线。营口、大石桥、奉天、安奉铁路及安东港都应当纳入俄国的势力范围内，鸭绿江以南的北朝鲜地区应当建立一个朝鲜自治区作为日本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区。
日本人对于这个方案显然不怎么感兴趣，原本在陆地上就处于弱势的日本，现在又被俄国势力分割为南朝鲜和关东州两块破碎之地，今后显然更难以同俄国人争夺满洲地区了。
吴川和党内的同志们讨论了之后，就将这份电报内容透露给了英国人。果然英国对于这样的日俄密约并不满意，除了向日俄双方施压之后，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态度明显有了改变。
特别是当革命委员会转而支持北洋集团和临时政府和平谈判，表明自己并无武力入关的意图之后，英国人终于开始和革命委员会接触，试图让革命委员会取代日本过去在满洲的角色，抵挡俄国人南下。
德国人和俄国人这两个多月来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态度大约是最为纠结的，德国人发觉英国人没有在日本人身上下注之后，态度就有所改变，转而希望俄国人能够被引诱转向东方，但是德国人又不舍得放弃自己投资了许多资金的革命委员会。
俄国人这边也是态度摇摆不定，原本想着日本和革命委员会两败俱伤，然后远东的俄军就可以趁机南下捡便宜。但是日本的脆败不仅没能让革命委员会损失惨重，反而让革命委员会轻易的夺取了对于南满的统治权。吸收了南满上千万人口之后，革命委员会的力量反而迅速的成长了起来，面对这样一只力量，俄国远东将领顿时失去了南下的勇气。
俄国人一边试图继续笼络吴川，希望能够借助这位亲俄的中国人继续扩大俄国在北满地区的权力，至少在成立哈尔滨特别市这件事上，吴川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一边又想着和日本达成新的协议来压制中国人，当然也顺便刮些好处回来。
而德国和俄国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摇摆态度，和两国的渐走渐近，实质上已经引起了旁观的英国和法国的不满。他们并不希望俄国和德国达成什么协议，然后真的掉头转向东方去了，那么欧洲的协约国包围圈就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漏洞。
因此在法国人的斡旋下，英国人向革命委员会伸出了月桂枝。这两个多月来，在外交阵线上革命委员会算是第一次接受了帝国主义外交的洗礼，当然吴川和党内的同志们也见识到了弱者在外交场合上的无奈。革命委员会几乎只有被动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善意或恶意，他们几乎完全动摇不了各国外交家的决心。
不过和满清的外交相比，革命委员会却又是进步巨大的。至少在打完了四平一仗后，各国外交官终于不能再忽视革命委员会的利益。虽然革命委员会无法改变各国外交官的决心，但至少也可算是勉强保得住自己的部分权利了。
随着英国对革命委员会的态度明朗化，朱尔典已经向各国公使表明，一个能够维护满洲社会秩序的地方势力，对于中国来说是必要且必需的。既然清室已经退位，中国人民的要求获得了满足，那么接下来恢复中国的安宁与和平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混乱的中国是不能给各国带来利益的。
当然，口头上声称要尊重中国人的朱尔典，很快就向临时政府施压，要求尽快达成南北议和，否则各国公使将不得不采取必要手段恢复中国的社会秩序。言外之意就是要孙中山让出大总统的位置，由袁世凯来组建新的共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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