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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来，北方各省同盟会干的最为出色的大约要算是山东同盟会支部了，当然这要把辽东同盟会支部排除在外。山东于清末时人口已经接近4000万，按照美国传教士阿瑟·贾德森·布朗的说法，面积和密西西比州相近的山东至少住下了一半的美国人口。
而山东省的耕地在光绪十三年的统计数目是125941000亩，人均大约为3.43亩。山东民谚有云：四亩丰，三亩穷，一亩两亩不得生。说的正是养活一个人非要四亩地不可，四亩以下就过的非常艰难了。
特别是胶东半岛因为身处丘陵地区本就耕地较少，再加上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下，所以这里的民众只好前往往来方便的辽东半岛谋生。这里也是辽东移民最主要的迁移地，故辽东民众和山东民众一向关系密切，毕竟论起来大家都有可能是亲戚。
至于鲁西地区虽然因为靠着运河，使得这里的贫苦百姓不用背井离乡去闯关东，但是这里作为圣人的故乡，乡绅实在是多了些，所以总有老百姓活不下去只好当土匪去了。鲁西的虽然不像胶东那样遍地丘陵，但是这里却有一座真正的大山-泰山，这可是真正能够藏住人的土匪窝，历史上最有名的就要算是三国时期的臧霸了。
山东响马也指的就是这一区域的土匪，曹州是鲁西民风最为彪悍的一个地区，这里也是黄河进入山东的地区，故水旱灾害频繁。和平年代都是一个不安宁的地方，到了乱世时就是土匪群起了。
所以到了清末之季，山东就成为了一个两级分化极为严重的地区，中下阶层的民众倾向于革命，上层士绅却大多反对革命。所以山东巡抚孙宝琦在同盟会逼迫下宣布山东独立后，不到两周又宣布取消了独立。
民国成立之后山东更是闹出了两督之争，即同盟会会员胡瑛和北洋系的张广建各自建立了都督府，双方针锋相对直欲动武。不过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这一刻就暴露了出来，袁世凯借山东民众的不满和黎元洪的居中调停，干脆把两人一并免职，另外任命周自齐为山东都督，并宣布解散山东革命军。
胡瑛不敢对抗，匆匆离开了烟台，自此山东总算是回到了北洋手中。不过周自齐是一个文人，安抚山东民众尚可，想要把山东革命党人连根拔起却又有些瞻前顾后了。于是在袁世凯决定对国民党动手之后，便令驻山东的北洋军第5师师长靳云鹏接替周自齐担任了山东都督。
靳云鹏上任之初还假惺惺的向山东省各界人士表示，只要国民党人不闹事他是不会主动挑起针对国民党人的行动的。但是北洋军在南方进展顺利，广州、南昌相继为北洋军或投向北洋的地方军阀攻下后，靳云鹏便开始下令抓捕济南地区的国民党暴动分子。
孙、黄逃离国内之后，9月1日，张勋率武卫军攻克南京，各地于是宣布取消独立。北洋派一时声势大张，颇有统一中国的气象了。靳云鹏于是不再有任何顾忌，不仅下令在全省大张旗鼓的捉拿暴动分子，甚至连不是国民党的民主人士也成了缉捕对象。
国民党人或前同盟会骨干不是外逃至大连、日本，就是躲进了威海卫、青岛等租借地。山东同盟会领袖丁惟汾等人更是跑到了青岛，积极劝说青岛的革命委员会山东分部出面阻止靳云鹏对于国民党人的迫害行动。
作为山东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恒宝昆，对于丁惟汾等人的请求也是犹豫不决。他来青岛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和山东同盟会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忽好忽坏。山东民众和辽东民众之间的关系太过深厚了，因此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同盟会辽东支部和同盟会山东支部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有人在两个支部内都有挂职。
但是随着辽东革命的爆发，同盟会辽东支部逐渐向共和党靠拢，一部分不愿意被共和党吞并的老同盟会员就投向了同盟会山东支部。这些人对于革命委员会是耿耿于怀的，认为对方窃取了同盟会辽东支部辛苦耕耘出来的成果。
不过对于中下层的同盟会员来说，跟着革命委员会或山东同盟会都是为了革命，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大的区别。就好比辽东同盟会会员出走山东时带来了一批辽东招募的士兵，这批士兵在山东革命中还是表现的相当勇敢的，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外人。
只是随着胡瑛离开，山东革命政府的垮台，山东革命军不仅失去了革命目标，连衣食都没有着落了。而在这个时候，却又是恒宝昆伸出了援手，主动帮助这些辽东同乡返回了家乡，并吸纳了其中愿意继续革命的骨干力量。
而作为前辽东支部的成员，恒宝昆和山东同盟会的骨干成员也不算陌生，虽然双方在革命的理论上有分歧，但是在私人关系上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沟通。比如一开始恒宝昆带着辽东部队来到青岛时，还是被地方上所排斥的，认为他们是一群投靠了德国人的二鬼子，还是在山东同盟会会员的帮助下，他们才在胶州湾站住了脚跟。
按照吴川的设想，恒宝昆前来山东的第一要务是在青岛站住脚，然后控制住胶州湾区域，为青岛的工业化建设保驾护航。因为在吴川没有拿下南满之前，德国人并不愿意把工业设备运去俄国人控制的北满地区，唯恐增强了俄国人在远东的力量。
于是吴川从德国第一次购买的工业设备大多都放在了青岛办厂，虽然这些工业建设因此没有被战争所干扰，反而因为战争获得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但这里距离关外毕竟还隔着一整个渤海，在没有一只可靠的海上力量之前，青岛的安危只能指望德国人，这恰恰正是吴川所担忧的。
于是，即便是在关外也缺乏干部的时候，吴川还是抽调了恒宝昆一群人来到了青岛，成立了山东革命委员会。不过山东革命委员会最大的目标还是替革命委员会看住青岛的工业建设，而不是发动山东革命，因此恒宝昆抵达山东之后一直都很低调。
然而不管恒宝昆怎么低调，随着革命委员会在关外的发展，山东革命委员会的力量也在急速的增长的。特别是在吴川和德国总参谋部达成了进一步的合作关系之后，德国驻青岛总督海军上校阿尔弗莱德·麦尔·瓦德克进一步放开了对于革命委员会在青岛的限制。
于是到了1913年9月时，革命委员会已经在青岛、胶州等地建起了一只警备旅和从关外调来了第六野战师，形成了一师一旅约2万战斗部队的规模。从武力上来说，革命委员会在山东已经压倒了北洋军和四分五裂的山东革命军。
问题在于，瓦德克上校允许革命委员会在青岛如此扩张武力，也是意识到一旦同协约国爆发战争，青岛就将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只有依靠革命委员会这个远东盟友的帮助，才能防止日英同盟以武力进攻青岛。瓦德克上校并不希望这只武力被用于中国的内战，那将会令德国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也会给英国人攻击德国的机会。
只是随着山东各地的国民党人聚集到青岛之后，要求革命委员会出兵的声音就陡然大了起来。这些国民党人和不少山东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相熟，来到了青岛之后自然不会放过这最后翻身的机会，他们分头劝说山东革命委员会的相熟人员，又在报刊上不断刊登出北洋军在各地的暴行，大造舆论以博取革命军将士的同情。
恒宝昆也渐渐倾向于出兵反抗北京，不过他还是守住了最后一丝冲动，先向哈尔滨发出了一封长电报，向吴川提出了自己的建议。9月10日，就在恒宝昆和丁惟汾、邱丕振、刘溥霖等人坐在青岛山东革命委员会驻地内交谈时，恒宝昆接到了吴川的回电。
恒宝昆只是扫视了电报的内容几眼，就起身向丁惟汾等人说道：“丁兄、邱兄、刘兄，你们的意思我已经了解了。今日你们先回去吧，关于如何对付北洋派的倒行逆施，吴主席已经有了决定，我需要和其他同志好好商量一下，再给你们一个确定的答复。”
邱丕振有些急不可耐的向恒宝昆问道：“吴主席究竟是什么意思，宝昆兄就不能先告诉我们吗？”
恒宝昆摇了摇头说道：“还请刘兄见谅，我们内部是有纪律的，你们先回去等候消息，只要我们讨论出一个结论，就会正式对外公布，在这之前还是莫要传小道消息为好。”
丁惟汾拦住了较为冲动的邱丕振，对着恒宝昆拱手告辞道：“那么我们就等着宝昆兄的好消息，不过我希望宝昆兄知道，我们这些人是等得住，可那些被北洋军抓住的革命同志可等不住，北洋军的大刀就更等不住了。宝昆兄若是能够早一刻公布好消息，就能为我山东革命同志多留一分元气。”
恒宝昆也是神情肃穆的向丁惟汾拱手回礼道：“必不敢辜负丁兄的嘱托，那么我就先告退了。”
看着恒宝昆转身离开客厅的背影，刘溥霖忍不住就说道：“电文里应该会是好消息吧？”
丁惟汾虽然也还是忧心忡忡，但却对着身边的同志宽慰道：“吴畏之单骑入东北能够搞出现在这么大的场面，就不会是一个目光短浅之辈。他反对孙先生发起二次革命，是认为当下的时机并不成熟，并不是因为黎元洪一样背叛了革命。如今孙、黄两位先生都不知去向，国内人心惶惶之际，吴畏之不能不站出来收拾局面，否则让袁氏轻易拔除了各地的革命力量，东三省恐怕也有独立难支的困境…”
另一边，恒宝昆召集了山东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向众人宣读了吴川发来的电报，“吴主席已经回电，他支持我们给反动军阀靳云鹏一个教训，以警告北洋派不要肆意迫害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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