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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失败虽然令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但是对于东北的共和党来说还是有着意外的好处的，一是各地的革命党人终于开始转向支持共和党，现在的中国各省除了共和党领导的东北之外，已经没有地方愿意接纳他们了，就算是日本人也只会接纳国民党的骨干，而不是把所有国民党人都接走的。
其二便是共和党内那些试图支持民主政治的党员们终于清醒了过来，在革命初期支持民主共和的党员并不在少数。不少党员认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始终都是一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和共和理念是相违背的，甚至还有人写信给吴川，希望他做中国的华盛顿而不是中国的拿破仑。
不过这种政治制度的争议随着宋教仁被暗杀就曳然而止了，宋教仁的死亡让许多党员意识到中国眼下不过只有一个共和国的名义，实质上内里还是那个三纲五常至上的封建社会。
宋教仁被杀带来的革命低潮，反而使得守旧士绅和旧知识分子组建的孔教会在各地势力大涨盛行，这些人不仅公然反对革命要求尊孔复古，甚至还向国会提议把孔教定为国教，试图把中国变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袁世凯政府虽然没有接受把孔教定为国家的要求，但是对于这股复古逆流却是大加纵容，6月22日颁发了尊崇孔圣文，进入9月之后又下令修缮北京的孔庙，显然是要预备恢复祭孔仪式了。北京政府在思想上的倒退，差不多已经能够看出袁世凯对于共和思想的态度了。
国民党所组织的二次革命连三个月都没撑到，更是极大的助长了袁世凯政府的气焰，令其对于共和制度的破坏更加不加掩饰了。而各地蛰伏下去的反动士绅，在北洋军的支持下开始反击革命，他们不仅夺取了各省的军政权力，并开始了对于革命党人甚至是民主人士的迫害。
这种反革命势力的反扑，给共和党内的温和力量好好的上了一课，让他们意识到给这些反动士绅政治权力并不能获得他们对于共和制度的认可，反而给了他们一个聚集反革命力量的机会。一旦让这些反动士绅翻了身，他们可不会对革命者手下留情。
而那些整天高喊孔子仁恕之道的旧文人们，此刻倒是对于反动势力屠杀革命者的行为一言不发了，甚至还有人强行为这些要对革命者斩草除根的反动势力辩解，认为这并非是主事者的本意而是底下那些军人因为痛恨革命做出的自发行为。
不过这种苍白无力的砌词狡辩，不过更是激怒了共和党人。原本还对吴川对孔孟思想的彻底批判颇有意见的党员们，也在孔教会成员无耻的言词中清醒了过来，彻底抛弃了孔孟思想。
对于反革命行径的痛恨和恐惧，使得原本因为东北转入建设期而有些安居乐业思想的党员们，再一次激发了斗争心。正如吴川在本次会议上的断言，辛亥革命失败了，革命陷入低潮，这对于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来说是一个大的危机，但危险中也蕴藏着机会。
共和思想在现实中的失败，反革命势力复辟后的恐怖行径，使得吴川之前提出的彻底批判旧文化，建立新中国的新文化主张，让感受到威胁的党员们终于举手赞成。
在此次会议上，吴川也成功的修改了共和党的革命理论，把工农联盟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作为了共和党的存在基础，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开除出了党外。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初，这场革命更接近于一场民族的自我解放运动，因此汉民族的各阶层都联合了起来，彼时根本没有什么阶级革命的理念。
革命的目的一开始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满清的统治，光复汉人的江山。正因为如此，革命党人才会同立宪党人联合起来反对清王朝，并迅速摧毁了这个异族王朝的统治基础。而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这场民族解放运动才转向了资产阶级革命。
和关内懵懵懂懂的革命党人不同，吴川从一开始就知道立宪党人并不是因为支持共和才参加的革命，而是对于满清的彻底失望才加入的革命。因此这一阶层一旦走到了某个阶段必然是要后退的，所以吴川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过这些所谓的地方开明士绅。
和关内的革命有所不同的是，关外的革命不仅仅有着民族解放的性质，还有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性质。因此吴川很容易的就把这些立宪党人在革命的过程中从权力中枢清理了出去，并摧毁了东三省立宪党人的组织基础。
而此次吴川则要剥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权力，进一步确立了共和党代表工农联盟的性质和共和党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单一领导地位。
仅仅在一年多以前，吴川想要说服党内同志把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吸纳进党并担任一定的职务，还会遭到不少人的反对，需要在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下才能通过这样的决议。但是今日他提出共和党今后应当成为工农联盟的代表时，却没有听到什么反对的声音了。
因为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共和党的党员已经扩张到了30万人，其中百分之四十都是工人出身的党员，接下来则是士兵和教师。因为大多数士兵在军队里接受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在退役后又大多成为了工人的一份子，因此士兵们也基本是和工人阶级保持着一致的政治态度。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党内不认同工农的高层基本就被边缘化了，而一些态度模糊的高层现在也时时将工农联盟的词语挂着了嘴边。因此重新确定了党的阶级属性，倒是成为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吴川提出的第一、二个问题，其实就是对于共和党从信仰到成分的改造，虽然看起来两个问题的关注内容相差不大。
当这两个问题一一明确之后，吴川一直紧绷的心也慢慢放了下了，提出了自己对于第三个问题的主张：“…我以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所追求的革命，目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从眼下的革命结果来看，这条路在中国显然是走不通的。
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愿意给广大的工农群众以民族和自由，所以他们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国民党搞二次革命失败，就极好的证明了人民群众的态度。
而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身的力量又过于弱小，他们无法独立建立起一个能够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的政权，只能试图同传统的士绅阶层去联合、去妥协。宋教仁便是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佼佼者。
但是宋教仁是什么下场，我们已经亲眼见到了。传统的士绅阶层根本不愿意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分享权力，他们只想用暗杀和武力维护自己的权力。
我知道，当前报纸上刊登了一些流言蜚语，认为宋教仁未必是袁世凯所暗杀，因为宋教仁和孙中山之间也有着矛盾。但是我以为，这不过是北洋派的栽赃诬陷。
因为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在宋教仁被暗杀的时候，孙中山在日本正和日本财阀洽谈合办中国兴业会社。虽然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听，但是这家公司持有者就是日本财阀，通过这间公司，日本可以在中国享有任意开发中国资源的权力，和中国公司享有同等权力。
试问，孙中山都已经等待着国民党组阁后引入日资了，他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去暗杀国民党推出的组阁人选？所以，宋教仁之死，其实就是反革命势力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次反扑，而不是什么革命党内部的争权夺利。
但是不管怎么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袁世凯等人已经用血一般的事实告诉了我们，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已经破灭了。我们不能再指望资产阶级和传统士绅的力量去革中国反动势力的命，我们现在唯有指望中国广大的工农阶层来解救革命。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据了总人口的80%以上，若是得不到农民的支持，我们就战胜不了中国的反动派们。但是农民落后的生产力和思想的局限性并不足以领导革命前进，能够领导革命的只有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
所以我们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政权。如果把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革命称之为旧民主革命，那么我们所领导的革命就是新民主革命，因为我们要追求的是广大工农群众的民主和自由，而不是一小撮人的民主和自由…”
吴川说出了自己的主张之后，会议室内安静了数秒，紧接着便响起了掌声。吴川虽然因为高度集中精力演说而显得有些精疲力竭，但也注意到领先鼓掌的是宋运桐和李升可。
这场会议开得相当成功，在外部压力的威胁下，共和党不仅没有四分五裂，反而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了吴川的身边。对于党的改造也获得了通过，除了建立各地方中心局负责地区事务外，委员们决定把中央委员的名额增加到15人，并把候补委员增加到8人，以扩大党的决策圈子。
不过为了能够及时的处理那些刻不容缓的事务，委员们又赞成建立政治局、组织部和书记处来处理这些事务。由五名中央委员、两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政治局负责处理中央委员会的紧急事务，组织部讨论干部的分配工作，书记处负责传达和督促政治局决议的落实。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在三处部门兼职的吴川反而进一步加强了手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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