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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袁世凯忙于处理国民党、国会时，吴川也正努力应对着10月召开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如果说1912年共和党最大的目标是为了结束战争，那么从1912年秋到1913年夏天，共和党也只抓了两个重点，处理战后的一系列问题、恢复农业生产和为大规模工业建设打下基础。
而在这期间前往美国处理革命委员会同美国政府外交关系及建立中美贸易及投资规划的吴川，在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归国之后，就开始调整党和革命委员会的政治路线，预备建立起一个阶级属性更为明确，施政纲领更为清晰的阶级政权。
在这个时代待的越久，对于中国的社会背景越是了解，吴川就觉得辛亥革命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革命，它和法国大革命或其他革命运动都不同，这并不是一群坚定的革命者带领着具有一定觉悟的革命群众发起的革命运动。
对于这场革命了解的越多，你就会发觉与其说这是一场革命，倒不如说是在满清体制下看不到出路的各方势力协同一致推翻了这个毫无希望的王朝。而在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各方势力很快就因为失去了共同的目标，从而互相争斗了起来。
于是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在这一年多的争斗中很快就分成了两大主流，试图让中国社会退回到中世纪，以政教合一的思想抵抗外国列强入侵的守旧派；和出国留学归来，鼓吹共和思想和试图抛弃传统文化从思想到服饰全盘西化的激进派。
吴川发觉自己还是幸运的，如果不是在辛亥革命这个节点归来，他根本组建不了共和党这个偏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党。就是因为辛亥革命之前国内对于外国政治思想的所知甚少，以为留洋归来的必然是共和派的支持者，所以辽东的同盟会才会这么轻易的接纳他。
而辛亥革命爆发的突然性，结果让各方都没有准备好拿出一个完整的建国纲领，黄兴根本没有思考过如何去建立一个共和国，归国后就迫不及待的跑去了武汉，试图拿回武汉革命的领导权力。至于孙中山当时还在美国休养，听到国内传回的革命消息时，知道回国也赶不上了，于是干脆去了英国想要获得英国人的支持。所以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同盟会内部自己都在为总统责任制和内阁责任制争吵不下。
正因为如此，吴川才能在东北打出人民专政的招牌建立革命委员会，而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挑战。而从革命一开始，吴川就坚决和旧士绅划清了界限，从而破坏了东北立宪党人想要首鼠两端的可能性。之后，吴川更是借助立宪派士绅和日本人私下勾结的行动，彻底在政治上打倒了东北的立宪党人，使他们不能单独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出现。
吴川的这一系列行动，基本是符合留学生居多的同盟会成员的认可的，自然也就得到了这些留学生们的最大支持。但是吴川也很清楚，留学生们支持他的这些行动，并不是支持他所主张的工农主义，而是因为留学生们更希望能够先打倒那些本土守旧势力的代表，因为只有先打倒了这些人，他们所主张的共和思想和全盘西化才能落地生根。
但是吴川同样没打算附和这些激进西化派的意图，因为他知道这条路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只是在民国创建的初期，国内共和思想正处于一种甚嚣尘上的状态，就连袁世凯也不敢公然反对共和，反而屡屡对外宣称，他是尊重国会，拥戴共和的。
不过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共和主义者遭到了第一次重大的挫折，打着维护传统文化的各种守旧势力开始对共和思想、西化主张进行了全面的反击。在旧势力的反扑下，胆小者顿时噤若寒蝉，不敢再谈论共和两字；迷茫者不知该何去何从，往往就退回到了社会主流的立场上；只有那些理想者才会继续朝着共和的道路向前。
而对于吴川和共和党来说，二次革命的失败却正是重新塑造共和党理论的最佳时机，他们终于能够脱离共和主义的范畴，建立起工农政党的形象来了。共和党同国民党的形象，也就此有了一个明显的区分。
当然，要把这个理论传达给全党，并获得东北各方的认可，同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川能够说服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大部分的高层干部，但想要让整个党都接受他的新理论，他心里也是没有什么底气的。毕竟现在许多中层干部都是出自有产家庭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参加革命，但吴川也没有一定的把握，这些人能够从民族主义者顺利的转变为阶级主义者。
至于让东北各方势力正式接受共和党一党执政多党联盟的政治组织形式，同样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虽然在实践中共和党此时已经牢牢掌握住了革命委员会的执政权力，但是想要让各方民主人士接受认同这一组织方式的合法性，同样也是需要花上许多精力说服的。
而在组织这两个大会之余，吴川还要应付同俄、英等国的外交往来，可以说这些事情占去了他的大量精力，也使得他对于北京政府的小动作无法投入更多的精力。
这一个月的时间，吴川觉得比在美国半年还要累，他几乎从早到晚都在和人谈话，或者是出席会议。在宋云桐等中央委员的协助下，最终吴川终于还是把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变为了全党的路线纲领，并迫使东三省其他各方的政治代表们接受了共和党的决定。
当然吴川能够圆满的达成自己的主张和两个助力是分不开的，一个是来自北洋政府的助力，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的行为，让东三省其他各方政治力量发觉，虽然共和党的做法稍显霸道，但至少没有把他们完全扫地出门，要是共和党也和北洋派这样行事，他们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另一个则是共和党发起的，自肃反运动以来发起的第二次清理革命委员会内部敌对分子的运动，反官僚、反贪污、反浪费运动。这一运动继续把东三省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包括了进去，眼下被抓到官职最大的是吉林省省主席孟恩远。
作为原前清吉林23镇的统制，长春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虽然革命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军职，但还是在政府里给了他一个相当高的地位。虽然在革命委员会的规划下，吉林省的重要权力正从吉林城向长春转移，但是孟恩远还是掌握了不少行政上的权力的。
只是这位显然并不习惯革命之后的新规矩，一直以来都还是照着过去的行事方式做官。于是很快就同不少贿赂案和贪污案牵扯上了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其一直都在包庇着号称韩边外的夹皮沟金矿矿主韩登举，不仅收受了对方大量的财物压下了夹皮沟百姓对于韩家的告状，还将一批军火转卖给了韩家。
虽然去美国之前，吴川就收到了关于韩家不法事迹的卷宗，但是直到从美国回来之后他才突然在党的中央会议上拿韩家作为例子。在吴川点名之下，梁廷栋亲自督抓了这起案子，派人要求韩登举限期前来长春说明情况。
虽然韩家其他人惊惧之下一力劝阻韩登举不要前往长春，甚至还有人认为夹皮沟地形险要，金矿上又有这么多矿丁，前清也不敢拿自家怎么样，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不过才占了关外三省，有什么能力清剿他们韩家。
不过韩登举思考了一天一夜后，还是赤手空拳的走出了夹皮沟，带着两个下人去了长春。韩登举这一配合，孟恩远及吉林城一批官员的劣迹就暴露了出来。更为严重的是，此时革命卫队也接到了军中的举报，说是孟恩远之前联络了23镇的旧部下，向他们说了一些袁世凯和北洋团体的好话，似乎有意劝说他们支持北京政府。
贪污腐败加上政治上的动摇，孟恩远顿时就成为了本次三反运动中的典型人物。虽然吴川帮助其抹去了政治上动摇的罪行，这当然不是为了保护他，而是为了保护23镇的旧官兵们。吴川并不介意清理军中那些政治不够坚定的个体，但他并不希望清理行动变成清洗行动。
一旦对孟恩远进行追究，那么原23镇的旧官兵们就必然会迎来一场无法容情的大清洗。因为谁也无法保证，在政治审查中不会牵连出更多的人员。作为23镇的主官，孟恩远和这些旧官兵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旦审查开始就连吴川也无法确保自己是否还会信任这些23镇的旧人。
但是在数次整编分队之后，原23镇官兵已经分散到了各支部队中去，吴川并不相信他们对于孟恩远的忠诚度会这么高，隐蔽能力会这么强，在军中各级政委的监督下还能形成一个反革命集团。于是他干脆就把这一点给隐没了，只是以贪污腐败的罪行对孟恩远进行了调查。
不过即便是如此，对于各级革命委员会来说也是一个相当大的震动。孟恩远的行为不管是在前清还是在关内都只会在道德上受到谴责，但很少会因为这种罪名被真正治罪的，毕竟他现在的地位已经和前清的封疆大吏持平了。
孟恩远倒也识趣的很，见革命委员会只字不提自己联络旧部的事，他立刻就认了贪污腐败的罪。孟恩远的认罪，不仅让许多人跌掉了眼镜，也让各级官员悚然而惊，关外的腐化风气立刻扭转了过来。而向党中央靠拢，向吴主席靠拢，也成为了两个大会的新动向。于是在百般努力下，吴川还是在两个大会中取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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