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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月16日开始，革命委员会赴京谈判的交涉小组，在列强面前的地位又高了一级。这一次连日本人都放弃了，利用北京政府牵制革命委员会的打算。
只要是个明眼人就能看得出来，袁世凯政府在二次革命之后，虽然其控制力从华北扩张到了长江以南，甚至已经进入了四川，但是这些北洋军远离了北京之后，北洋集团的内部凝聚力就开始不断下降了。
在南京的冯国璋部和驻扎于湖北的王占元部，虽然对于袁世凯还是忠诚的，但是这种忠诚大约只表现在镇压南方的革命党和向北京按时解款这两件事上。在张勋部被山东革命军击退后，袁世凯试图调动两部人马的精锐加强保定、济南等地的防卫时，两人却都采取了拖延手段。
于是，在二次革命后势力得到了极大扩张的北洋集团，就局部地区的实力而言其实是下降的。现在的北洋集团，镇压一下地方上的小股势力和威慑西南、西北地区的小军阀是绰绰有余，但是想要同革命委员会这样的军政集团相抗衡，反而更是显得弱势了。
虽然革命委员会在明面上控制的人口远不及北洋集团，但在实际的行政中控制的人口却远比北京政府多的多了。北洋集团虽然在表面上控制了十余省，并获得了七八省地方军阀的效忠，但是北京政府真正能够控制到的人口，也不过就是河北全境、山西和山东的部分地区，至于其他地区都是类似于军事贵族分封的形式加以控制的。
比如江苏、湖北、江西等地，虽然名义上北洋军占据了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的省政府和省议会都表示愿意服从于中央。但实际上，这些地区的省政府和省议会服从的是代表着中央的北洋军将领，通过了这些北洋军将领对于袁世凯的个人效忠，才缔结了地方对于中央的服从。
即便是袁世凯自己，也不能绕过这些北洋军将领直接对省政府、省议会下令。虽然这些北洋将领在北京时，对于地方上不肯听命于北京政府个个都觉得义愤填膺，但是等到他们下到地方的时候，却又有志一同的开始维护起了地方上的独立施政权。
于是北洋集团内部也就渐渐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景，凡是待在北京的北洋将领，对于地方的自行其事没有不感觉气愤的，认为长此以往的下去：国将不国矣。但是在地方的北洋将领，却没有不为地方的独立行政权辩护的，认为各地情况确有不同，全然服从于北京的政令，只能是南辕北辙，导致地方上难以管束。
这种中央和地方上的行政对立，最终也成为了激化北洋集团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即便是山东这样和东三省隔着渤海的独立区域，革命委员会对于山东的军政控制也不是靠着个人的效忠来完成的。
上级党组织对于下级党组织的领导，中央革命委员会对于地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军事委员会对于地方军区的领导，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对于具体部队的管理等，这些相对独立却又相辅相成的组织联系，牢牢的把山东地区和中央革命委员会联系在了一起。
即便有一两个野心家或是一两个小集团试图同中央革命委员会抗衡，中央革命委员会也会很快的组织起地方上服从于中央的力量把这些野心家或小集团迅速扑灭。
如果说北京政府的权威需要通过派驻各地的北洋军才能彰显出来，那么对于地方上的革命委员会来说，他们的权力则是依赖于中央革命委员会的赋予。
于是，北京政府看似控制的人口超过了半个中国的人口，但是实际上能够控制的人口大约也就一两千万。而革命委员会治下的人口虽然也就3、4千万，可实际控制的人口确实也将近有3000万了。假如再对比双方对于人口的控制方式，那么依赖于传统士绅地主控制地方的北京政府实际上能够动员起来的力量还要大大的缩小。
打个比方说，北京政府当前给养着40余万军队，这个纸面上的数字就是北洋集团的最大战力，即便不考虑吃空饷和一些半独立性质的地方军阀部队，这只部队在交战中也是死一个就少一个，几乎很难再补充回来。即便是通过抓壮丁的方式来补充军队的人力，也很难恢复军队的战斗力。
但是对于能够广泛的动员基本群众的革命委员会来说，原先不到16万的军队在战争爆发后的短时间内就能翻上一番，而且随着战争的延续，革命委员会还能够继续往军队输送合格的士兵，以确保军队的战斗力不至于过多的下跌。
对于英法俄等国的外交官来说，山东战事只是表明了一件事，革命委员会至少已经摸到了国家动员的门槛，这差不多就达到了东欧国家的水准了。如塞尔维亚这样的小国，有了国家动员能力之后都敢挑衅奥匈帝国了，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东亚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对象？
因此在日本陆军眼看着就要被赶下海的时候，北京政府自然是不会跳出来成为革命委员会下一个打击目标的。唯一值得协约国庆幸的是，幸好革命委员会在海上没有任何优势，这使得双方至少还有谈下去的可能，否则接下去东亚的局势会如何就真不好说了。
对于日本的全权代表林权助来说，虽然国内已经发来了由其全面负责谈判，尽快达成和平的电文，但林权助在谈判过程中却依然顽强抵抗着，在一切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和中国人纠缠着，即便是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只是朱尔典并不愿意就英日联军进攻山东破坏了中国中立地位一事做出道歉，也不愿意解除安格联的总税务司一职。而在华列强也不想失去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定价权等特权，因此英法都采取了默认的立场，纵容日方代表和中国方面纠缠下去。
不过让这些列强公使颇为诧异的是，之前还水火不容的革命委员会代表和北京外交部代表，在15日山东战事的消息传来之后，关系倒是融洽了起来。特别是在对关税自主权、税款保管权和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上，北京外交部的态度也渐渐强硬了起来。
对于革命委员会方面居然没有挟大胜之势彻底甩开外交部，反而同外交部这边采取了妥协的姿态，这令外交总长孙宝琦颇为不解，他不由就此问题询问了主持谈判事务的顾维钧。
顾维钧对此则坦然的回道：“此前王和我争的，是由谁来主导谈判事务。因为他不信任外交部能够捍卫住革命委员会拼了性命争取到的上风地位。
但是莱州一战之后，日人实已无力再战，此战更是大涨了国人之自尊自信之心。在这样的局势下，不管谁来负责谈判，都没法不去尊重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因为不得到他们的同意，战争实不能结束。
于是，当前最为重要的，已经不是由谁来代表中国参与谈判的事，而是如何借助当前有利之局势尽可能的从列强那里挽回我们失去的利权。
王和我都有这样的共识，自然也就不会再和我继续争斗下去…”
孙宝琦是前清官僚中“老成练达”的这一类型，简单的说就是善于和稀泥，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想承担责任。所以担任驻法公使时，他可以让王发科汤芗铭把从孙中山那里盗取的文件包送回去，唯恐惹来革命党的报复。
辛亥革命时作为山东巡抚的他，先是顺应民意宣布独立，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施压下宣布取消独立，从而成为了首鼠两端的人物。
即便孙宝琦当年也是在国外担任过驻外使节的人物，但是他对于国际之间的政治关系依然还是一头雾水。虽然比之他的前辈要进步的多，不再认为大鼻子都是一国之人，搞得清英国、法国的位置，但是对于这些列强之间的关系也只能有个泛泛的了解。
在他看来，打赢了日本人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趁着协约国各方腾不出手来，要求列强吐出好处，未免又有些过了。等到欧洲大战结束，日本从失败中恢复过来，这些列强再联合起来出兵中国，到时候中国可能就要吐出更多的权益了。
按照他的本心，只要日本英国愿意撤兵，那么大家就可以把这事情了结了。至于什么道歉了、赔偿赔款了实在没有必要，中国地大物博，只要不赔款，国民总还能过的下去的。至于领事裁判权和关税自主权了，更是不必放在一起进行谈判。这样谈下去，天知道日本的军队还要在山东逗留多久。
只是就当前的社会舆论氛围，孙宝琦还是把这些老成之言放在了肚子里，只是告诫顾维钧在谈判中应当把握好分寸，切不可为革命委员会利用了去。
和孙宝琦的谈话结束之后，顾维钧对着总长的背影也是微微摇头叹息。在他看来，就当下的北京政府，能够被革命委员会利用，才有存在下去的价值。要是北京政府对于革命委员会什么用处都没有，还处处站在列强那边为难革命委员会，难道对方不会回头来对付北京政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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