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道夫·狄塞尔虽然对于新一代的柴油机非常乐观，不过在吴川观看了对方新近开发出的原型机后，只能认为新一代的柴油机也许站在了另一个阶段的起点，但是距离装上车轮恐怕还需要解决相当多的问题。
不过现在这款柴油机倒是完全可以在轮船、火车上获得应用了，虽然石油的价格一直在涨，但是柴油的价格却依旧保持在30共和元每吨的低价上。
在内河航运的相同里程上，2吨柴油大约等于11吨煤炭做的功。当前的煤炭市价已经涨到了18-19元一吨，也就是说烧油的船只，光是在燃料上就要比烧煤省60%的费用，这还不包括轮机工减少省下的人工费用，毕竟使用燃油的轮船可不需要这么多铲煤工人。
随着欧洲战事的长期化后，海上航运力量的不足，使得海运价格节节提升，这对于中国航运企业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航运能力不能快速增长和装卸货物所耗费的大量时间，却又成为了各航运企业的一大心病。
柴油机取代蒸汽机不仅极大的减少了制造时间，还减轻了船只装卸燃料的时间，可谓是加快了船只运输的效率。这样一来，革命委员会前期对于柴油动力船只技术和焊接方式造船技术的研究就获得了高额的回报。
在欧洲大战之前，中国最繁忙的长江内河航道，贵重货物上水每吨运价6两，下水4两，杂货则为2.5-3两。不过到了1915年底，贵重货物上水每吨运价已经突破了20两。于是，革命委员会采用新技术制造的柴油动力船，已经成为了市场上最畅销的船只。
虽然革命委员会在远洋航船的建造上还保持着对新技术使用的谨慎，但是在内河、近海船只上则已经开始全面推广这些新技术了。哈尔滨造船厂、营口造船厂和上海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已经成为了三个主要以生产柴油动力船只的船厂。
特别是营口造船厂和上海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不仅承接了国内的大笔订单，还接到了来自南洋的大批订单。南洋订单除了各岛之间的航运船只类型外，最重要的还是挖泥船，这是南洋矿主用来采集河里锡泥的工程船。
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锡产地，马来半岛的锡产量占据了世界锡产量的一半。锡作为制作马口铁和轴承合金的重要原材料，从1912年起就被纳入了革命委员会工业资源重要目录之中。列入重要目录的工业资源，将会优先保障投资并进行一定数量的储备。
1913年，革命委员会就从南洋收购了1.5万吨锡，1914年增加到了2.7万吨，本年度是2.8万吨，相当于马来半岛年锡产量的一半。因为革命委员会的强势介入，1913年开始出现颓势的马来锡价开始稳定了下来。
14年夏季欧洲爆发战争造成的欧洲订单的缩减，因为革命委员会的出手使得锡价稳定在了18美元一担的基础上，本年度的锡价则上升到了19美元一担。和锡原料价格的缓缓上升不同，马口铁和含锡轴承的价格都已经上涨了50%以上，可预见的是未来几年内锡价还会快速上升。
为了遏制锡价快速上涨给革命委员会出口带来的麻烦，增加马来锡产能就是最好的办法。不过在开采了七八十年之后，马来半岛表层的富矿区已经被开采的差不多，当前采集效率最高的方式是河采。
这种被英国人发明出来的开采方式，不仅采集效率高，效益也比人工开采高的多。唯一的问题是，投资一艘挖泥船的成本太高，随着欧洲战争的开启，船只造价更是比战前上涨了近一倍，因此大批的华人小矿主根本投资不起。
不过随着南方局出手对南洋的华人经济进行整合后，眼下南洋已经形成了受革命委员会控制的南洋实业银行为首的华人财团。
南洋实业银行建立于1914年3月，初始资本2500万美元，其中革命委员会投资35%，南洋华侨投资35%，其余的主要投资者是美国大通银行和德国德累斯顿银行。
南洋实业银行的建立，一是为了整合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经济圈子；二便是建立起东南亚资源向革命委员会稳定供应的渠道。
虽然东南亚地区距离中国要比距离欧洲近的多，而华人对这一地区的进入时间也远远早于欧洲人。不过凭借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物质力量，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欧洲商业力量在东南亚已经渐渐赶上了华商。
凭借着过去近千年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文化交流的沉淀，眼下华人在传统行业中还占据着优势，不过在新兴的机器所驱动的产业中，华人几乎是没办法和欧洲商人竞争的。
当时间进入到科技快速发展的20世纪时，欧洲商人甚至已经不再满足于控制当地的几个重要产业，而是打算凭借着工业的力量对东南亚经济进行全面的改造整合，从而把非欧洲的资本驱赶出殖民地了。
在掌握了政治和军事优势的帝国主义面前，南洋的华人虽然掌握着一定财力，但是力量过于分散，且缺乏真正能够同欧洲工业资本家相竞争的产业力量，因此整个南洋的华人经济力量都在衰退当中。
比如，在进入20世纪之后，为了打击南洋的华侨企业，西方银行不是拒绝向华侨企业提供贷款，就是在贷款时附加各种苛刻的条件。曾经一些霹雳州的华侨锡矿主向西方银行借贷遭到拒绝后，不得不向印度钱商借取高利贷，从而背上了沉重的利息，导致矿山难以同欧洲矿主进行竞争；又或者是为了获得贷款，不得不把矿山的股份低价出售给银行。
在这种政治特权加金融大棒的打击下，东南亚地区的华侨企业不得不让出了许多传统行业的利益。虽然南洋华侨也试图组建自己的银行以对抗西方银行，不过对于现代银行业的缺乏了解，和缺乏一个强力后盾支持造成的谨小慎微心态，使得这些银行的股本都不大，难以同西方银行相抗衡。
直到革命委员会向南洋地区发展，作为一个试图发展工业化的革命政权，自然不可能放弃对于南洋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控制。比如锡、麻、糖、大米等传统产业，或是橡胶、油棕、铁矿石、铝土等新兴产业，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工业化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原料。
而欧洲大战的爆发，也使得欧洲列强对于东南亚的控制降低到了一个相当低的程度，革命委员会对于当地土著民族的革命宣传，也使得欧洲殖民政府对于境内的治安疲于奔命，从而不得不放松了对于华人的压制。
正是乘着这个窗口期，革命委员会南方局初步完成了南洋华侨经济产业的整合。凭借着南洋实业银行雄厚的资本，对南洋华侨种植园和采矿业进行扶持，然后以相对稳定的价格收购这些种植园和矿山的产品，既解决了南洋华侨商人的资本不足和市场销售问题，也令革命委员会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相对廉价的原材料。
比如革命委员会名下的造船厂向南洋华侨锡矿主出售挖泥船或机器，然后对方直接以锡作价偿还，双方都各取所需，却又减少了许多额外的费用，可谓是双赢了。不过从整个贸易过程来看，革命委员会的获利显然要比南洋的矿主或种植园主赚的更多。
因此，放在吴川面前的这台原型柴油机，虽然技术上还远远没有达到他所想要的那个程度，不过就当前的技术水平和商业环境来说，这台机器无疑代表着一大堆黄金。
吴川向鲁道夫·狄塞尔表示了满意，在何其谈论了好一会机器的研究方向后，吴川才依依不舍的离开了这间动力工厂。
在返回的路上，吴川思考了许久，终于在下车之后对着张云荣说道：“帮我通知给中央政治局的各位委员们，我希望明天下午在我的办公楼内和他们聊一聊。告诉他们，这不是什么正式会议，仅仅是对党的未来前进方向的一次探讨…”3
虽然吴川给出的指示是一次非正式的商谈，但是听到了这个会议的主题后，政治局的各位委员们却感到真正的紧张了起来。
老实说，如果这个主题按在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上，那么大家反而要轻松了许多，因为那意味着吴川至少已经有所决定，大家只需要举手服从就是了。而在这样的非正式会议上，则意味着大家都要表现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旦表态错误可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