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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山潜注视着吴川，等着对方给予更为明确的解释，虽然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要比中国早的多，但是他却知道日本的社会主义活动家还是不能同这些中国革命者相提并论的。
毕竟在面对日本反动势力的打压时。日本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不是被迫害致死，就是不得不宣布退出了社会政治活动，而这些中国革命者却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势力的联合下创建了一个新政权，可见中国革命者要比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家更有办法。
吴川比较满意片山潜的态度，见其能够接受自己的想法，他也就继续往下说道：“在谈到未来日本共产主义小组或日本共产党的生存之前，我想要先说一说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会允许你们的存在。
首先我认为，共产主义必将在全球取得胜利，帝国主义终将走向灭亡。但是，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螺旋向上的过程，在共产主义取得最终的胜利之前，我们也许还要反复后退。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极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上的，但是现在全球的生产力却极不平衡。
我们就拿一个棉纺织业来说，世界第一产棉国是美国，美国人生NDTA=产的棉花足够全国人使用还有多余。世界第一棉布生产国是英国，整个英国的棉纱纱锭在战前就超过了5500万，他们不仅能够生产足够的棉布供本国民众使用，还能够出口到国外。
但是，作为亚洲的两个人口大国：印度和中国，我们种植的棉花产量虽然位列世界第二、第三，但是假如对比欧美的人均棉花消费数量的话，我们两个国家都是属于棉花缺乏的国家，可是不管是印度还是中国都是棉花出口国家。
更何况印度和中国的棉纱纱锭数量及织布机数量都远远不及欧美国家，也就使得两国民众消费的布匹大多来自国外。在这样低下的社会生产力面前，光光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不能够建设起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
而且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够平衡，一旦我们建立起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权，那么必然是要遭到帝国主义的围攻和封锁的。就如我刚刚所言，美国的棉花运到英国纺织城棉纱和棉布，然后再运到印度、中国销售，这虽然是一种剥削，但同样也是一种国际生产力的再平衡。
一旦掌握了更高程度社会生产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对落后的无产阶级国家进行封锁，那么我们就会陷入缺衣少食的困境。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短时间内并不能完成解放全人类的任务，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将会是一个长期化的过程。
既然斗争趋向于长期化，那么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就会出现长期共存的现象。科技发展到今天，横穿太平洋也不过只要3周而已，因此世界范围内的跨国贸易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庞大。
撇开意识形态的斗争，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他们都需要来自全球的各类资源作为生产原料，也同样需要向全球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因此不顾我们喜欢不喜欢，资本家们愿意不愿意，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必然是要发生商品贸易的联系的。
而这种全球化的贸易联系，将会使得国际生产力在全球进一步的平衡，直到有一天全球的生产力能够解决全球人口的生活所需，这个时候各国资本获取利润达到了上限，而全球无产阶级因为国际资本的联合而被动或主动的联合在一起，从而爆发一场全球联合的无产阶级革命，最终战胜全球的资本主义，将它们扫到历史的尘埃之中去。
但是在国际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解决全球人口的生活所需时，资本就还有剩余利润可以剥削，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我们就不能消灭它，我们就要习惯于同资本主义共存于这个世界。反过来资本主义也同样无法消灭我们，他们也只能接受我们的存在。
其次，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不一，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矛盾。这场世界大战就证明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样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只要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那么共产主义就能在帝国主义的矛盾中生存下来。
革命委员会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虽然存有武北北汉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作为帝国主义中较为落后的的日本帝国主义，其同美国、俄国及其他帝国主义之间同样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此当日本帝国主义者认识到，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消灭革命委员会，而双方之间的矛盾又小于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时，那么日本帝国主义就必然会选择和革命委员会达成和平。
当然，日本帝国主义者中未必会有这么多聪明人，因此我们还需要有那么一座桥梁，把我们的一些情报透露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从而避免他们做出错误的判断。当然，这座桥梁应当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能让它失去控制。
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今后日本共产主义小组或共产党所要担负起来的工作。而您们凭借着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在宣传马克思思想的同时，写上几篇对于革命委员会或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那么日本帝国主义者必然不会对你们采取过于激烈的行动，而是试图把你们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为日本服务的。”
在好友及同志们被日本政府迫害致死之后，片山潜就已经放弃了合法的议会斗争的想法，不过鉴于日本社会主义者多数崇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因此他才不得不隐瞒了自己的想法。不只是考察了中国共和党的崛起过程并和同吴川多次见面之后，他就渐渐表露出了倾向于列宁主义的立场。
因此当吴川把他单独叫来面谈时，他原本以为自己会接受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现在听完了吴川的主张之后，他就有些恍惚了，这似乎和他来之前设想的不大一样。
不过他只是沉吟了数分钟后就反应了过来，这份工作其实挺适合现在这些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虽然他们向往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并没有如中国人那样做好进行真正的战斗准备。反倒是这样一个研究社的方式，既能够让他们抒发一些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也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肯定是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的。
于是片山潜向吴川点头答应了下来，吴川对此倒也是大大的松了口气。在革命委员会对关外的治安进行反复扫荡，并取缔了境内的青楼、赌馆、会道门和土匪山寨之后，东北的社会治安自然是大大的获得了好转，共和党对于基层的控制也达到了街道和乡一级，那些隐藏于阴影中的不法分子，不是被送去了劳改农场就是被判处了死刑。
这固然是掐断了日本及袁世凯打听革命委员会内部消息的渠道，但是也可能造成日本方面对于革命委员会的误判。革命委员会既然走到了1916年，吴川对于日本的担忧虽然是极大的下降了，但是他并不希望和日本继续纠缠下去，毕竟和日本的冲突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
他更希望日本能够换一个方向去拓展势力，从而让革命委员会在一战结束后继续苟上几年，那么革命委员会至少能够把华北地区消化下去了。华北的资源比东北更丰富，人口也多的多，只要革命委员会把这一地区消化下去，那么日本几乎就没有可能再撼动革命委员会在北方的统治了。
当然，要想日本改变大陆政策，光凭革命委员会埋头发展可不行，还需要在舆论、信息上的引导，并让日本政府相信中日之间是存在合作可能的。而这种合作不可能凭空诞生，日共将会成为双方取得互信的桥梁，通过日共中日双方互通信息，从而令双方达成一个默契。
此外么，就是要在日本面前剥下老牌列强的外壳，露出他们在这场大战后的虚弱内里，日本才会敢于挑战这些老牌列强在亚洲的利益，而不是继续同革命委员会死磕。
迫使吴川采用这种决绝的手段，也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的盲目自大刺激到了他。一直以来吴川并不试图改变一战的结局，因为他一直都觉得一战的结局对于中国来说是最好的，一个被削弱的欧洲，一个红色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一个孤立主义的美国，这也就使得整个20年代大家都在埋头恢复实力，无力外出干预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事务。
也就是说按照原来历史的发展，在大萧条到来之前革命委员会只要对付一个日本就足够了。中国还可以同苏俄背靠背，互相结成社会主义的同盟。
当然，要让吴川做出这种选择，是建立在协约国不要干涉革命委员会向华北渗透的基础上的。吴川觉得自己可以不进北京城，但是北京以外的河北省还是要拿下的，否则山东和东北就无法联系起来，渤海也就无法成为中国的内海。
法国人和英国人拿着和前清签署的条约要求革命军不得进入天津城外20里，法国人还强行采取了扩界行动，把涂有红白蓝三色木桩插在了老西开地区，以表示此地归属于法租界所有。
英法两国的行动，等于是截断了革命委员会想要把山东-东北联成一体的打算，革命委员会如果忍耐英法的这一行动，就会让国内各地军阀失去敬畏之心，接下来革命委员会再想用和平的方式侵吞这些军阀的地盘，就不大行的通了。
所以思考了一个晚上之后，吴川决定还是把桌子掀了，看看到底谁没穿底裤。哪怕历史真的改变了，他也觉得无所谓了，毕竟老欧洲的血和黄金确实已经差不多耗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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