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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使朱尔典和法国公使康德听到了天津传来的通报之后都感到了愤怒，但是两人在会晤之后却又感到束手无策。此时西线被英法寄予厚望的索姆河会战并没有打垮德国人，反而英军在首次进攻就遭到了德军马克沁机枪的强大火力杀伤，一天内损失了近 6 万人。
虽然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会战还没有完全降下帷幕，但是英法两国政府已经差不多有所明悟，光凭借自身的力量已经无法结束这场战争了。在这个时候，谁能获得新血力量的加入，谁才能彻底击溃敌人的士气，从而真正的结束这场战争。
英国政府内部已经有人提议应当同德国议和了，如果不是英、法的投入实在太大，也许这种声音很快就会成为上层的主流意见。但是和英国内部的议和声音相比，英法政府此时更为担心的是东线的俄国，中亚农民的暴动已经通过逃亡新疆的难民传到了北京，又从北京传回了伦敦和巴黎。
考虑到1905年俄国革命使得俄国不得不中止了俄日战争的先例，伦敦和巴黎都在担心中亚的农民暴动会引发又一场俄国革命，从而使得俄国不得不退出大战。战争发展到今日，只要是个人就能看的出来，虽然俄国军队已经不再是碾压欧洲的压路机，但是如果没有东线俄军忘我的牺牲精神，西线早在1914年就被德军给击破了。
假如现在德奥和俄国握手言和，那么德国就可以把全部的力量都用在西线，英国和法国的上层精英们都不会乐观的估计西线能够抵抗住德国人全部力量的进攻。更何况，以现在英法两国的财政状况，就算西线能够和德国人对抗下去，两国迟早也要被这场战争拖垮的。
不管是朱尔典还是康德都隐约猜中了伦敦和巴黎的心思，当前最NDTA=为重要的是阻止俄国崩溃，拉拢美国参战和防止其他国家加入同盟国一方。天津事件的爆发，显然是不符合协约国最大的利益的。
而且革命委员会突然表现出来的强硬姿态和美国的暧昧态度，正使得事件滑向了某个不可预测的方向。虽然朱尔典和康德在远东可以对着中国政府指手画脚，犹如太上皇一般，但是两人在本国却并非位于政治的核心，毕竟中国实在是太弱了，两国驻美大使才是两国的外交重心。
在一定程度上，朱尔典和康德可以自由的发挥国内赋予的权力，只要他们能够完成国内交付的政治任务，但是一旦他们无法完成国内交付的任务，还要自由发挥，那么等待他们的也许就是身败名裂了。
因此，一直试图教训革命委员会的英法公使在会晤之后，很快就默契的认识到，当前并不是教训革命委员会的好时机，如果因此引发了革命委员会或中国和协约国开战，他们反而要负上难以承担的责任。
特别是法国公使康德，在国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法国青年死去的时候，他却为了一些法国商人的利益而激怒了中国倒向同盟国一方，他可不认为法国人会像英国人宽恕丘吉尔那样宽恕自己。
因此在会晤的最后时刻，康德终于软弱的向朱尔典说道：“也许我们应当向中国人获取谅解，比如让卜格斯领事撤销对于老西开地区的声索权力。”
朱尔典虽然在心里生起了退缩的念头，但是他并不希望这件事损害到自己在中国花费了几十年树立起来的威望，因此他摇着头说道：“公开撤销对于老西开地区的声索权力，只能让革命委员会以为我们确实拿他们没办法，他们要是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我们怎么回答？
别忘了，他们现在已经把军队开进了天津，并要求搜查各国租界，让各国租界内的驻军撤出租界，我们要是答应了这些要求，就等于是把天津租界的实质权力都交还给了中国人，今后只挂了一个租界的名义。一旦让革命委员会创造了这种先例，今后他们抵达上海和汉口时，我们难道也拱手把这些地区的租界交还给他们吗？”
康德此时已经心慌意乱了，“但是，我们继续强硬下去，革命委员会真的放纵军队冲击租界，到时我们岂不是更难和他们交涉了？”
朱尔典望着庭院内透过树冠落在地上的日光许久，方才说道：“现在看来，在北京交涉这件事是不会有结果的了，我们应当联合俄国、日本，在哈尔滨向革命委员会联合施压。另外就是和美国公使进行交涉。不管这位公使先生多么和我们格格不入，他总不能站在中国人那边对抗我们这些欧洲表亲吧…”
远在哈尔滨的吴川狠狠的打了个喷嚏，他武北北汉成可没想到有人在北京这么的记挂着他。从葫芦岛返回之后，他就重新陷入到了忙碌的公文生活当中。
为了准备明年即将开始的无产阶级运动新纪元，他不得不开始进行了大量的预备工作，首先就是扩大军队规模。在这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只要能够生产出东西就能卖出去，因此各处都在大量的需要人手和经费，几乎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扩军并增加军费支出的。
光是为了说服宋云桐等同志，就足足花费了吴川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不过好在今年的对外贸易实在是太红火了，截止7月底，本年度的对外出口贸易数额和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都和去年持平了，这也就带来了大量的财政盈余，即便大幅度的增加军费支出，也不会打断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这才勉强让宋云桐等政府部门的负责同志松了口。
而吴川提出的扩军理由也确实说服了不少同志，他向党内的一些负责同志说道，“现在我们在东三省干的还不错，经过几年的辛苦奋斗也确实攒下了一点家当，但是这点家当并不足以让帝国主义敬畏我们的力量，反而有可能刺激他们消灭我们的野心。
请大家想一想吧，在我们看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财富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辛劳工作，但是在帝国主义者看来，这是我们趁着他们在欧洲大战无暇顾及中国时，我们截取了本该上供给他们的财富。他们又怎么会甘心，让我们尽情的享受自己的劳动所得。
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者不惜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者为了争夺奴役我国的权力，还在内部爆发了日俄战争。这些帝国主义者为了获取财富，从来都是不惧怕发动战争的，看一看欧洲大战死伤的人数，难道大家还想着不武装自己吗？
假如我们现在不肯武装自己，那么我们现在所奋斗努力创造的财富，反而会成为我们被帝国主义攻击的借口。古人都知道，过于美丽的鸟兽往往都会因为自己的皮毛而被人类灭绝。空有财富而无武力，就是守着黄金呼唤匪徒来抢劫自己…”
于是在经过了几日的讨论之后，财政委员会终于同意追加今年的军费5千万元，明年的军费预算则比今年再提升5千万元，约为2.39亿元。增加军费中，陆军军费占55%，海军军费占25%，空军军费为20%。
而吴川这边也对军事委员会就扩军事务提出了目标，第一就是成立军一级的野战部队编制，确保战争爆发后能够第一时间投入完整的作战体系进行战斗；第二便是在两年内将野战师扩编到13-14个师，在五年内完成6个炮兵师的编制。
每个炮兵师为四团，每团48门火炮，其中150MM野战榴弹炮一团，100MM加农炮一团，105MM轻型榴弹炮两团，共计每师192门。现在国民革命军不过才能编制两个炮兵师，不过随着青岛和哈尔滨特种钢材冶炼厂的建设完成，革命委员会已经能够自产包括炮钢和装甲钢材在内的特殊钢材了。
至于火炮的制作方面，美国的大型机械和德国工程师的帮助是极大的，不管是葫芦岛造船厂还是沈阳重型机械厂，都具备了生产大口径身管火炮的能力。从欧洲源源不断送往远东的德国和奥匈战俘，现在都成为了革命委员会优秀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的主要补充。
远东地区其实并不适合放置大型的俘虏营地，因为这里的气候和生活条件对于来自中欧地区的日耳曼人来说过于恶劣了。但是远东地区却又是一个天然的大监狱，任何试图逃离营地的俘虏都等于是自杀，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越过黑龙江或乌苏里江进入到中国境内。
不管是德国战俘还是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人战俘，受教育程度都相当的高，特别是德国人基本已经普及了中学教育，因此对于正处于工业扩张期的革命委员会来说，这些战俘都是难得的人才。让这些人在西伯利亚荒原上种土豆或是修铁路，实在是太过于浪费了。
因此在同远东三省做出了一系列交易后，大批的德奥俘虏被以租用的方式送到了中国境内的工厂，甚至于在欧洲管理战俘的机关已经开始根据学历的高低来安排战俘的去向了。正因为这些战俘技工和工程师的大量补充，使得1915-1916年革命委员会的工业扩张始终保持了有序的发展。
当然，除了这些德、奥战俘的优质劳动力补充外，革命委员会的技术工人培训体系也逐渐成型了。前期借款大办小学的好处，到了1916年已经渐渐获得了回报，大批小学毕业的年轻人开始进入到工厂或工人技术学校，这极大的提高了工人的素质。
而1914.10-1916.10和美国工厂签订的工人及助理工程师培训计划也获得了极大成功，整个计划已经培训了900余名助理工程师和9000余名技术工人，这些人的回归开始让革命委员会在各项新工厂的技术管理上渐渐占据了一定的主导权。
有鉴于此，在吴川的坚持下，革命委员会决定和美国方面商议，把培训计划延长到1918年10月，并把每月派出受训的助理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分别提升到90人和900人。如此一来，整个受训计划的人数将会达到39570人。
虽然这将会让革命委员会支付高达2000万美元的培训费用，但是这些培训人员归国之后将能够撑起当前革命委员会所建立的一整个工业体系。如果不是在这个战争爆发的年代，革命委员会又是美国资本家的一个优质客户和初级产品提供商，估计革命委员会就是肯出钱，也不可能获得这样大规模的工业技术培训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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