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的结果总是会比预料的时间来的更早，夏阳所担心的海河南系支流决口的猜测，就在他同那些天津绅商们刚刚讨论过关于全面整治海河的问题没几天就变为了现实。
就在夏阳和天津绅商们商议整治海河的当天，永定河中上游再次出现了暴雨天气，永定河上游名为桑干河，出山西北部流入河北，上游地势较高，坡度较陡，因此从上游冲刷下来的泥沙沉淀量几乎达到了河水的8-10%，故有“小黄河”之称。
在平常年份，永定河所携带的泥沙已经将河道淤塞的不成样子了，今次这么长久的雨期，更是从上游冲刷下了更多的泥沙。根据天津这边的观察，永定河此前蓄积的洪峰通过海河时，曾经在两天内将海河河床抬高了8尺。
而海河五大支流皆要从海河干道入海，虽说自从列强在天津开埠以来，不断的对海河河道进行了截弯取直和清理河床，但是海河河道容量不过永定河五分之一，如果再加上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潮白河的水量计算，海河河道容量大约只能达到五大干流三十到四十分之一。
因此天津人常说，海河是“上大下小，尾关不畅”，小雨小灾，大雨大灾，而今次便是海河的大灾了。五大干流长年没有得到清理，今年雨期又这么漫长猛烈，海河五大干流就都出现了排水不畅、漫坡、决口等问题。
而前期的大水还没有排出，永定河中上游又再次暴雨，终于使得otg2ntc=永定河在保定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决口，保定周边的农田顿时成为了汪洋大海。根据记者报道，保定和津浦路之间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田地的痕迹了，只有一片湖泊。
京汉路、津浦路在河北段也被冲毁了数十处路基，不得不暂时停运。该地区大量房屋被水冲垮，死伤人数已经过千，十数万人民开始向外迁移逃难。天津以西、以南平原也被淹没在了大水之中。天津城内原本稍稍退去的水位，再次重新涨了回来，日租界街道积水最深处已经超过了1.5米。
站在天津城内的高楼望着南面和西面的汪洋大水，夏阳也知道光凭天津和河北革命委员会的力量已经无法自救了，甚至想要维持这些灾民在本地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了，看看天津城外的这片大水就知道，某些地方的村子已经不能住人了。
夏阳和宋小濂只能向哈尔滨中央革命委员会及辽宁、山东两省革命委员会发电求援，一是请求调拨物资二是请求协助安置灾民。
恒宝昆倒是很快就回了电报，山东、河南地区同样也有水灾，不过情况倒是比河北要好的多，因为鲁南苏北的水利建设，使得此次北方大水并没有造成过多的损失就被迅速排入大海了。
因此今年河南、山东的夏收基本都保住了，往河北调运一些粮食和物资并不成问题。至于安置灾民，山东倒是可以少量的安排一些，而刚刚解放的河南地区则恐怕难以安排，毕竟这两个省份都是以人多地少而著称的，本省的人口都在组织往东北或海外迁移呢。
而沈阳的张榕接到了宋小濂和夏阳发来的电报之后，就召来了自己的助手王永江，向他询问应当如何回应两人的请求。
王永江思考了片刻，就走到了一旁的沈阳市地图前，指着地图说道：“自从沈阳城拆除了城墙之后，老城区同商埠地、铁路附属地、东关外就联成了一片。原本挤在城内的居民就开始向周边的这三片地区迁移了，因为这些地方不仅空地甚多地价便宜，也有着许多工作的机会。
而欧洲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向海外输出的货物不但大为减少，向海外进口的各种原材料及制成品则是快速的增长了。我革命委员会对于欧洲战争所引发的贸易机会要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反应灵敏的多，一早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基建和电厂上，因此也就吸引了大量的中外商人来东北投资。
沈阳位于辽河平原之上，周边地区的乡村不仅能够提供大量的粮食，还能提供大豆和棉花等原物料；而在沈阳的周边还有着抚顺的煤矿，鞍山、本溪的铁矿等自然资源。在交通上，我们既是南满铁路、京沈铁路、沈丹铁路、沈梅铁路的交汇点，也通过铁路连接了丹东、大连、营口和锦州港。
可以说，沈阳的地理位置在东北三省中是江浙湖汉北最出色的，在从明朝开始到辛亥革命前，沈阳都是东北的第一大城市。但是，辛亥革命之后，哈尔滨、长春等北满城市就开始了快速发展，14年的时候我们就落在了哈尔滨之后。去年哈尔滨的常住人口更是突破了60万，而沈阳城才45万人口。5年里，哈尔滨的常住人口翻了3倍多，而我们不过才增长了50%。
我查过北满各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数字，虽然在增长人口的绝对值上，其他城市还落后于沈阳，但是就每年人口增长的速度来说，我们大约排在七、八名之后。
而在财政收入上，哈尔滨大约是我们的三倍，长春去年也超过了我们，我们去年大概也就比吉林排名高一些。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哈尔滨、长春两地在工业上的投资连续五年都高过了我们。
因此一座城市的工业越是发达，其财政收入就越高。财政收入越高，就越能投入到城市建设当中去，从而吸引更多的民众迁移到本城居住。而一座城市拥有更多的人口，就拥有更多的便宜的人工，从而吸引更多的商人去投资，这就形成了一个不断向山下翻滚增大的雪球。
所以我们想要追上哈尔滨夺回东北的中心地位，那么就应当大量的吸纳人口，并鼓励中外商人来沈阳投资办厂。此前，吴主席过来沈阳视察时也不是鼓励我们在南满铁路西面建立一个大型的工业区的吗？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个设想变为现实呢？
我们可以向中央要求一部分资金用于规划建设南满铁路西面的工业区基建，然后再廉价出租给中外商人。这样一来，沈阳的工业区建设，京直灾民的安置和吸引中外商人的投资，不就都解决了吗？”
张榕看着墙壁上的地图思考了许久，方才击掌说道：“不错，这确实是个一举三得的机会。建立灾民营区安置灾民，最终把这里变为工人居住区，既可以解决灾民的安置问题，还能为那些商人兴办工厂解决劳工问题，确实是个好主意。我要先和其他党内同志商议一下，然后一起给主席发电…”
在辽宁革命委员会发来电报之前，吴川也正召开党内会议讨论关于河北水灾的赈灾问题。徐景魁通过共和日报在当地的记者，了解的情况最为全面，因此会议一开始他就指出：“这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祸。
前清也好，北洋政府也好，从1900年开始就几乎没有怎么整治过华北的水利了，哪怕不遇到今年这样反常的天气，日后也是会爆发河流决口的问题的。
我个人认为，对于华北的赈灾是应该的，不过光光赈灾恐怕是不够的，没有一支可靠的队伍去执行赈灾的行动，我担心最终我们用于赈灾的粮食和物资，不仅没有帮助到灾民，反而会成为某些人用以牟利的资源。”
这一次宋云桐倒是难得的站在了徐景魁这边，他不免张口说道：“我支持徐景魁同志的主张，如果要对华北灾民进行赈灾，我们至少应当先获得当地的详细情况。
比如，本次受灾的灾民到底有多少？这么笼统的给出一个200-300万灾民，甚至是更多一些的数字，这完全不能用于我们的决策么。
而且我们还要清楚的知道，到底有多少灾民可以在家乡通过补种度过难关的，多少灾民必须要出外逃荒的，还有多少灾民只是单纯的想要出去避一避洪水的？没有这些数字，又如何让我们去安排他们的去处呢？
党和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必须要深入到灾区，不仅要调查当地的受灾状况，还要把当地的灾民组织起来生产自救。有必要的话，军队也应当跟随赈灾粮队进入，以维持灾区的秩序…”
不过也有委员把目光放在了灾区之外，他们觉得这场水灾虽然是个麻烦，但是对于正需要移民来填补边疆地区，特别是充实滨海州的需要，却是一个真正的好消息。至少，劝说那些没有活路的灾民去边疆地区，总好过让他们在家等死的。
当然也有委员愤愤不平的说道：“现在直隶南部不是北洋政府管理着的吗？为什么北洋政府迟迟没有行动，我们不是早就提醒他们了吗？他们要是早点把军队调动上去，未必会有现在的大决口。我们是不是应当发文给北洋政府，要他们给直隶灾民一个交代…”
看着话题有脱离会议主题的味道，吴川终于出声打断了这位委员对于北洋政府的声讨说道：“北洋军到底不是国民革命军，我们对于他们的期望不要太高。现在我们只讨论赈灾问题，至于其他问题等到赈灾问题解决了再追究也是一样的。
不过袁世凯对于这场水灾也不是不闻不问，今天一早我就收到了袁世凯的来电，希望我们能够卖给他一些粮食用于拯救直隶灾民。
不过我在想，眼下东北的新粮还没上市，华北今年又是受灾不小，光凭去年东北的存粮去救济，恐怕只会引起短时间的粮食价格高涨。因此，我们是否有必要从南洋进口一批大米来缓解今年秋粮上市前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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