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很快就把袁世凯的意思传达给了周树模，虽然北洋政府的体制还在，但是在袁世凯病情慢慢泄露出来之后，北洋政府就已经开始进入到后袁世凯时代了。
过去作为革命委员会驻北京的代表团，既是北洋政府的敌人，却也同时是北洋政府的合作伙伴，在无法用武力解决革命委员会的前提下，袁世凯也只能选择和革命委员会妥协，好在对方的胃口也不大，只是较为关注教育和外交方面的事务。
在袁世凯还没有生病之前，他还想着先同革命委员会虚以委蛇，等到他收拾了南方的革命党人之后，再汇聚起全国的力量对付割据关外的革命委员会。北洋上下对于袁世凯先南后北的策略深信不疑，也就积极的支持了袁世凯的这一计划。
只是让袁世凯及其部下没有想到的是，急速扩张之后的北洋军实力下降的速度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虽然这支武力用来消灭四分五裂的南方革命党人还是绰绰有余，但是对上了以共和党为核心的革命委员会，就迅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张勋的败退下野，北洋第五师的倒戈投降，最终丢掉了山东、苏北之地，使得袁世凯不得不承认，自己先南后北的策略失败了。而更加糟糕的是，虽然北洋军打败了南方的革命党人，把南方诸省纳入了中央的管辖之下，但是南方各省的反北洋势力却也重新联合了起来，使得北洋政府对于国家的统一只能建筑在北洋在各省的驻军之上。
这样的统一不仅没有让北洋团体壮大起来，反而助长了北洋团体otg2ntc=内部的分裂和对于北洋团体实力的消耗。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还能够如臂使指的指挥着北洋各军，但是等到北洋各军南下有了自己的地盘之后，坐镇于北京的袁世凯就有些指挥不动这些南下的军头了。
因为过去北洋军的军饷军需主要还是靠着中央政府的拨款，但是在满清覆亡之后国家财政收入急剧下降，就连中央政府的日常开支都需要靠着对外借款过日子了，哪来还能养得起这些军队，因此在北洋扩军并南下之后，地方协饷就成为了北洋军军饷的主要来源。
有了地盘的北洋军自然就没这么听北京的话了，他们既然靠着地方财政吃饭，又在地方上大量募兵，自然也就日益开始看重起自己的地盘来了，简单的说就是军队将领的军阀化。
张勋其实就是最先开始军阀化的，辛亥革命之后张勋的军队就有着很强的独立性，和他一起配合的冯国璋都要让他三分。但是袁世凯对于张勋的纵容和无可奈何，让冯国璋、王占元、李纯都起了私心。等到袁世凯生病之后，甚至于驻扎在直隶的曹锟所部，都隐隐出现了军队私有化的迹象。
在袁世凯病情不断加重的消息传出之后，北洋这个团体就开始为自己寻找出路了。对于革命委员会他们自然不会再选择对抗下去，袁世凯在时都不能消灭革命委员会，反而让对方派出了驻京代表干预国策，现在这个四分五裂的北洋团体，还拿什么去同革命委员会斗下去？
虽然有些北洋将领因为革命委员会的土改政策而难以认同对方，想着去抱一抱列强的大腿。不过革命委员会对于列强的强势，和列强现在暴露出的对于革命委员会的软弱性，还是让更多的北洋将领选择了有条件投靠对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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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一次的直隶大水灾进一步打击了北洋团体的根基和声望，反之则是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党声望的蒸蒸日上，于是北京城内倒向革命委员会，试图同革命委员会驻京代表们拉上关系的官员就更多了。
袁世凯身边最为重要的两人：徐世昌和王士珍。前者代表北洋团体内部的文官官僚，后者则是袁世凯用来安抚北洋团体内部将领的象征。到了这个时候，为了北洋团体的生存，也开始了向革命委员会示好的举动。比如截断了曹锟向袁世凯发出的求援信，反正北京也救不了对方，也就无谓让大总统和大家头疼了。
在和革命委员会打交道上，徐世昌表现的要比王士珍更为积极一些，后者依旧期望着能够在革命委员会这个框架下保住北洋这个小团体，而徐世昌则更希望让北洋政府完全的融入到革命委员会之中。
袁世凯身体健康时，徐世昌率领的政事堂就是袁世凯的军机处，只要照着他的命令去办事就好。等到了袁世凯病重难以处理政事后，政事堂总算承担起了内阁的责任。当然只是承担责任而已，政事堂毕竟不是内阁，没有大总统赋予的权力就无法形成政策和法律规定。
但是在获得了革命委员会驻京代表的副署江浙湖汉北下，徐世昌以政事堂发出的行政指令，暂时也没有遭到各地的抵制。不过刚刚被赦免归国的中华革命党，还是对此发表了不少批评性质的文章，认为北京应当从速召开国会，以解决当前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活。
虽然北洋政府无力解决发生在家门口的大水灾，导致中央政府的威望大受打击，但是和北洋政府相比，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势力却是更加的式微了。
因为革命委员会阻止了二次革命之后北洋政府既各地反动势力对于地方上进步群众的清算，使得各地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进一步激化。而欧洲大战爆发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期，在革命委员会击退了日本在山东的入侵和压制住了北洋试图用武力解决地方势力的念头后，总算没有让中国错过这个机会。
这三年以来，各地农民的收入都有所增加，不少城市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在工业发展上，从而带动了地方上的经济发展，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被城市所吸纳，这就极大的缓和了国内的社会矛盾。而经济发展向来都是消灭革命土壤的良药，因此流亡海外的社会革命党人归国之后就发现，三年之前的那种革命气氛几乎已经荡然无存。
比如陈其美的那些没有逃出国的老部下，一个个不是做起了生意，就是整天泡在股票行里炒股票，哪怕是接待革命同志的洗尘宴上，不出三句就开始谈论起生意经或炒股的技巧来了。
面对这样的状况，孙中山是相当痛心疾首的，一度产生了要把党的总部搬离上海这个腐蚀革命党人的魔窟之中。甚至于孙中山还有了重新整顿党内各地组织，恢复更能获得各地认可的国民党的名称。
不提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在上海的举动，对于徐世昌转述的袁世凯对曹锟的处置及北洋各官员的投靠示好举动，革命委员会驻京城的几名代表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对于周树模、张寿增来说，放过曹锟其实不算什么问题，虽然曹锟所率领的北洋军已经向革命军投降了，但是这一仗革命委员会动用的不是武力，而是政治上的分化瓦解，因此北洋军的基本实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对待曹锟过于苛刻有可能在北洋军将领中留下革命委员会过于苛刻的印象。
如张寿增就主张道；“解决一个曹锟不是问题，但是如何解决其他北洋将领就是一个大问题。曹锟本人在失败之后还是相当配合的，如果我们连他都容不下，那么其他的北洋将领会怎么想？我革命军自从成军以来，固然是百战百胜，但是吴主席说过：打仗终究还是要死人的，因此打仗之前应当算一算账目，没有必要的仗，可不打就不打。
特别是在当下直隶大水灾的局面下，本次受灾人口已经达到了直隶总人口的15%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当靠拢的不是杀人，而是救人。只有尽快的恢复灾区的社会秩序和组织起救灾等行动，我们才能让直隶民众真正的成为革命委员会和党的支持者，否则直隶民众并不会因为我们替他们报了仇而亲近我们…”
虽然也有比较激进的代表认为，曹锟兄弟玩忽职守克扣救灾物资，导致永定河中下游溃坝大水淹没了平原地区，至少多增加了数十万灾民，不把他们加以正法，何以对得住那些无辜受难的群众。
不过王葆真听了半天之后还是表态道：“我个人认为，对于本次天灾中的人祸确实是需要人出来负责的，但是我认为曹锟并不是那个主要负责人。海河五大水系，2、30年没有得到维修了，满清有责任，北京政府同样有责任，只清算曹锟兄弟显然也是在避重就轻。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清算满清和北京政府的责任吗？显然是做不到的么。既然我们能够同满清和北京政府妥协，那么也就没必要为了一个曹锟去破坏了同北洋团体之间的和平关系。在这个时候撕破脸，受苦的难道是那些北洋官员吗？不还是那些正在洪水中等着我们去救援的灾民么？
就目前来说，我们根本找不出那么多人手对直隶各地进行救助灾民恢复经济的工作，我们还是要依赖于北洋政府这个组织，把我们的意志贯彻下去。换句话说，我们当前确实需要他们去工作，维持住灾区政府的日常运转，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重建直隶各地的政府系统。
当然，我们需要北洋官员的配合，不代表他们可以继续胡作非为下去。所以我认为放过曹锟没什么，但是曹锟必须要退赔那些贪污下去的财产，对于曹锟以下的那些人就不可以轻易放过了，至少也要警诫一下各地的官员，让他们知道贪污救灾物资是什么下场。
袁世凯能够保曹锟，难道还能保那些县长、保长吗？更何况，袁世凯保住了曹锟，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以今年这样大的水灾来看，我们想要帮助到每个灾民其实是不大现实的，北洋政府在这场水灾中的拙劣表现和对于贪污救灾物资人员的包庇，将会吸引去灾民最大的仇恨，从而进一步让直隶民众接纳我们这些外乡人。这有什么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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