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耿谨文观察着其他人的时候，戴季陶和张静江也在观察着这位共和党派出的全权代表。他们对于耿谨文其实并不陌生，当初在南京国会上就听闻了耿谨文对于立宪派的驳斥。
事实上戴季陶和张静江都觉得，要是当初不和袁世凯妥协，而是和东北的革命委员会联合对付北洋，那么也许满清的倒台会拖延一段时间，但是本党的处境和中国的政局都不会变的如此糟糕。
和居正、谢持、张继等对于共和党所推动的土地改革法令恨之入骨的态度不同，戴季陶和张静江还是认为共和党的土地改革法令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早在辛亥革命时，宋教仁就想要推动过土地方面的革命，以实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但是宋教仁的计划刚刚提出来就遭到了同盟会大多数党员的反对。
这些同盟会成员振振有词的说道：“…三民主义是好的，但是这个平均地权的主张并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环境，平均地权只会把地主都推向满清，从而给革命造成了阻碍…”
在辛亥革命中，南方起来响应革命的农民，同样遭到了革命政权的镇压。这也是之后南方革命党人在立宪派倒戈之后，就迅速陷入了孤立的根源了。
而宋教仁也正是因为同盟会中的成员过于复杂，除了推到满清这otg2ntc=个目标一致外，其他政治上的理念完全是南辕北辙，这才改组了同盟会建立了国民党。只不过国民党的声势刚起，宋教仁就被暗杀了，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失去了同北洋进行合法斗争的核心。
于是在同盟会和国民党瓦解之后，孙黄领导的革命团体再次退回到了辛亥革命之前的状态。但是同满清的一潭死水不同，在孙黄被隔绝于中国之外时，国内的共和党却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迅速的发展了起来。到了今日，东北、华北地区的进步人士已经差不多成为了共和党的支持者，而原本同盟会影响力最大的长江中下游一带，现在共和党的名声也差不多要和过去的同盟会并驾齐驱了。
让人忧心的是，不管是吴川、耿谨文还是共和党的其他首脑人物，年纪大多在30到40岁之间，比起已经五十出头的孙中山和其他同盟会元老都要年青了许多。而就个人操守上来说，共和党的骨干也要比同盟会的成员们自律的多。
不说故去的陈其美有着“梅毒都督”的外号，就连戴季陶自己在女色上也是比较放纵的。而其他党员讨一两位小妾就已经算得上很有操守了，至于鸦片上瘾者在党内更是多不胜数。就这一点来说，革命党人和北洋团体其实并没有多少差距。
因此戴季陶和张静江有一点还是认同居正、谢持、张继等人的主张的，那就是共和党才是本党的第一大敌，而失去了袁世凯的北洋团体则是可以利用的对象。以本次共和党所主持的华北救灾行动来看，把北洋、南方革命党和西南军阀的力量绑在一起，估计都比不过别人动员起来的一部分资源。
只是中华革命党内部虽然有了这样一个初步共识，但是想要把共识化为行动，也就是把各政治团体聚拢到一起对抗共和党，显然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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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一个重建国民党的行动，就已经遇到了无数阻碍，比如孙中山想要恢复国民党的组织，但是并没有打算让出领袖的位置；而韬园派、政学会提出并党的第一条件，就是实现党内民主，党内领袖决不能以自己的身份压制党员的主张。
这一条件显然是针对孙中山的，毕竟当成孙中山抛弃国民党另外组建中华革命党的原因，就是党内同志不能服从领袖，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因此，中华革命党的第一条纪律，就是党员要对领袖发誓永远服从和效忠。韬园派、政学会当初就是因为不接受这一点，才分裂出去的。
过去的一党同志尚且如此不信任自己人，更何况是针锋相对的敌人们。想到这里，戴季陶也只能摇头叹息了。而此时会场内的局势也渐渐明朗化了，除了尚没有表明立场的共和党，其他党派几乎都形成了两个主要的主张。
第一种是以北洋为首的体制内的政治派系主张，恢复约法也好，或是重修约法也好，都应当在《天坛宪法草案》的基础上进行。至于国会的重新召开，也应当重新改选议员后再开。
第二种则是以中华革命党为坚持的主张，江浙湖汉北恢复约法，自然是应当恢复临时约法，先不说《天坛宪法草案》只是一个草案，因为袁世凯解散国会，这份草案就一直没有获得表决的机会，而在袁世凯废除了内阁之后，草案也就不废而废了。
中华革命党认为，没有理由用一份从来没有获得通过的天坛宪法草案来取代已经获得通过的临时约法。至于国会的重新召开，自然应当先恢复上届的民选议员，抓紧时间讨论完关于宪法和体制的一系列问题，避免国家继续处于无宪治理的状况下。
就在会场内各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孙中山终于起身向各方人员说道：“诸位，诸位请静一静，我们这样争吵下去也不是办法，这个国家已经五年没有宪法和民众所代表的国会监督政府了，我们今日聚在此处就是为了让国家走上正轨，而不是进行无谓的争吵。
我看，这宪法是要尽快恢复的，不恢复则无以保证人民之权利；这国会也是应当要尽快召开的，没有国会，人民就无法通过代表行使自己的权力。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都应当把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只想着保护自己的利益。
耿谨文代表，你们共和党究竟是个什么主张？”
会场内的争吵顿时渐渐平息了下来，众人都把目光转向了共和党所坐的席位，原本坐在那里看戏的耿谨文不得不站了起来。他略略思考了片刻，就张口向着众人说道：“刚刚坐在这里，我也听了各位代表的许多言论。有人说本次要召开的是宪法会议，所以应当以讨论宪法条文为优先；有人说本次要召开的是国会预备会议，首要讨论的应当是如何恢复国会，和如何行使国会的权力，等等。
不过在我党看来，代表着各地民众和社会各界而来的各位，首先应当确定的就是，中华民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应当归属于谁？不搞清楚这个问题，不管是宪法也好，国会也好，都是无法讨论下去的。
因为宪法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根本大法，如果我们搞不清楚这个国家归属于谁，又怎么能够制定出一个令国民满意的宪法。比如说，我们这些革命者难道能够同支持君主立宪的复辟派坐在一起讨论中华民国的宪法吗？那么这部宪法究竟是要维护皇室贵族的利益，还是要维护平民百姓的利益？
不管是临时约法也好，还是《天坛宪法草案》也好，都没有确认这一点，我党认为这就是两部宪法最大的缺陷。试问，如果我们让君主制的拥护者进入了国会，这个国会难道还会保卫中华民国的存在吗？他们担任国会议员时所宣扬的对于君主制度的复辟言论，难道不是一种叛国行为吗？
所以我党以为，法律所定属中华民国国籍者，并不一定是中华民国人民，而只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国民；只有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且愿意发誓保卫中华民国的国民，才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国民享受法律保护的普遍权利，但是只有人民才能享有宪法所保护的政治权力。
制定宪法、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所享有的特殊权力，不是国民所享有的普遍权力。因此，我赞成孙先生所言，人民的利益应当放在首位，宪法就是确保这一点的法律保障。
因此我共和党以为，讨论宪法之前，我们应当先明确宪法的保护对象和镇压对象。比如始终反对共和体制的前朝遗老遗少，我们认为他们不应当享有宪法的保护，也不得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宣扬封建纲常制度的反动文人，我们认为他们不应当享有宪法的保护，也不得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过去数千年来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他们是共和国最大的敌人，他们也不应当享有宪法的保护，也不得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为此，我们以为，对于宪法的讨论，首先就要剔除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拥护者的代表。而国会代表的选举，同样应当剔除他们，而代之以拥护中华民国的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如果违背了这两点，我党以为这样的宪法和国会代表就没有讨论的必要…”
耿谨文的话语，就像是往平静的湖水里投入了一块大石头，顿时激起了大片的反响。也由不得众人不得不对共和党的代表发出抗议，按照耿谨文的言论，首先北洋团体中的不少人就要先被开除出会议之外了。比如蒙古王公联合会议的蒙古王公们，可都是君主制度的拥护者。而不管北洋还是立宪派或是革命党，属于地主阶级的人员也不在少数。
耿谨文这一石头砸下去，等于就是把大半人员开除出了未来新政府，大家不能不急眼啊。哪怕是希望造成共和党同其他政治团体对立的中华革命党的代表，对于耿谨文如此迅猛的言论也有些措手不及。毕竟他们是希望造成双方的对立而不是让会议就此破裂，会议如果就此破裂，中华革命党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还要再一次从中央被赶回南方去，这可不是他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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