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跟着自己认识的第一个同事林同志来到了主楼东北角的最高层，把手中的文件送到了一个挂着财政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内后，就和林同志退了出来。
两人在办公室外的走廊内等待的时候，刘元有些好奇的向同事问道：“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
靠着墙的林同志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包烟，“先等一等，如果缺少文件的话，我们还得回去找。抽烟吗?”
刘元赶紧摇着头回道：“不，我不会…”
和两人一墙之隔的办公室内，统计局局长李达已经拿起了两人送来的文件向宋云桐讲述道：“1912年关外三省加青岛一地的工业产值约为10亿共和元，其中手工业产值占了六成，现代工业的产值占了四成；1914年关外三省加胶州地区的工业产值达到了26-27亿共和元，手工业产值下降的二成半，现代工业产值则上升到了七成半。
而到了去年，关外地区加上山东一地和唐山、天津等地的工业产otg2ntc=值达到了119亿共和元，现代工业产值上升到87.3%，手工业产值下降为12.7%。按照这些数据计算，从1912年到1917年，革命军事委员会治下的工业产值大约增长了11.9倍，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值。
统计局对这些年的各项经济数据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我认为这几年工业产值的快速增长是有其原因的。从1912年到1914年的工业发展主要动力是来自国外的大量投资，从1911年到1914年来自德国、美国、俄国、英国、法国的大量投资，基本都流入到了基础建设和生产部门，从而推动了东北和山东工业的快速发展。
从1915年到1917年的工业发展动力，则战争景气带来的促进作用又超过了投资带来的促进作用。而对投资进入深入分析的话，我认为投入重工业获得的产出是远远大于轻工业的，不管是战前还是战争爆发之后。
所以，1912年吴主席提出的投资应当向煤钢产业倾斜的工业发展政策是正确的。而且我们也能从目前的数据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和美国不同，私人资本家并不愿意投资，成本、技术较高、风险较大的重化工工业。能够不遗余力的投资重化工工业的，只有以国家为主体的投资者。
去年关外和山东地区的重化工工业的产值约合25亿共和元，其中属于国内私人资本的不足1亿，属于外国资本的约3亿多，属于革命委员会的则超过了20亿元。
而去年这一地区的轻工业产值超过了55亿元，革命委员会占了55%，外国资本占了15%，国内私人资本则占了30%，由此可见轻工业投资这块完全可以向私人资本放开，他们也乐于投资这种见效快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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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当前不是压缩对重化工工业投资的时候，相对于中国的人口和土地，我国的重工业规模不是过剩而是过于不足了。比如去年关外煤炭产量1070万吨占了全国产量的一半，但是去年关外的电力用煤超过了400万吨，个人燃料和取暖用煤超过300万吨，动力用煤超过200万吨，冶金用煤300万吨…总用煤量超过1200万吨，还欠缺200万吨。
可见，我们应当继续把投资向煤钢产业倾斜，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打好基础…”
宋云桐微微颔首，觉得李达说的很有道理。只是这个时候坐在另一侧的计划委员会委员杨铨却出声反驳了，“我对李达同志的说法有异议，我不认为当前应当继续向重化工工业倾斜资源。”
宋云桐把头转向了杨铨，只见这位计划委员从面前的茶几上一边翻找着资料，一边说道：“刚刚李达同志说，从1912年到1917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应该归功于投资和战争景气，对此我并无意见。
但是我反对李达同志所说的，接下来我们江浙湖汉北应当继续向重化工工业加大投资的提议，因为吴主席之前已经下了结论，战争将于今年内结束。也就是说，过去刺激我们经济成长的战争景气，过了今年就没有了。因此在考虑工业发展计划的时候，我们应当先去掉战争对于我国经济的刺激作用。
根据我们搜集到的资料，在这场战争中收益的主要三个国家的工业，是美国、日本和我国，假如算上列强的殖民地的话，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三个地区经济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当然，这些殖民地的发展速度是不能同美、日、我国相比的。
虽然我国的工业发展最快，产值比战前增长了4倍，但是美国和日本也至少增长了3倍以上。日本也就算了，美国战前制造业产值200亿美元，但是去年就已经超过了600亿美元，而战前全球各国的工业产值也就1000亿美元不到。
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各国原本转入军事制造的工业肯定是要恢复为民用，那么现在是全球进口额第一的欧洲地区，不仅将会大大的削减进口商品，还将向世界重新出口自己的优势产品。
美国的工业技术虽然比我们强，但和欧洲各先进工业国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的，过去美国是依赖于高关税来保护国内市场，从而阻止了欧洲工业品进入美国市场。虽说威尔逊总统上台之后削减了美国关税，但其平均关税还是保留在了27%左右。
从这一点来看，即便战争结束了，美国至少还能保住自己的国内市场。而且和美国市场的规模相比，美国出口的商品总值不及其国内市场的十分之一。但是日本和我国不同，日本和我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实际上都是依赖于外部市场的开放，比如过去两年里革命委员会制造业产值的接近一半都是面向出口的。
也就是说，战争一旦结束，我们向海外的出口必然会快速下降。而以我国国内市场的规模，是不能容纳这样大的产能的，不是人民不需要，而是人民消费不起。特别是重化工工业，本来就不是直接面向个人消费的，如果产能过剩就更加难以消化了。
一般来说，重化工工业产品的消费对象是轻工业，而轻工业产品的消费对象是农业和个人。所以，想要消化掉重化工工业的产品，就必须投资兴建轻工业，而想要发展轻工业又要提高农业产值和个人收入。总结一下就是，轻重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应当符合一个比例，而不应当盲目的向重化工工业集中。
此外就是，我们应当学习美国，对国内的幼稚工业采取高关税的保护…”
“杏佛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宋云桐的想法又有所改变了。不过这边李达已经反驳道：“我反对杨铨同志说的，盲目向重化工工业集中资源的论断，现代工业首先就是重化工工业，不发展重化工工业就没有现代工业可言。
而且，当前我国的重工业产值只占了工业总产值的30%出头，还不到轻工业产值的一半，没有一个发达的重工业作为轻工业的保障，轻工业也发展不下去啊。一个机器和核心配件都要向国外采购的轻工业怎么和国外的厂家进行竞争？这只能进一步阻碍我国重工业的发展。
更何况，轻工业能够生产一些农具、一些棉布、一些家具、一些面粉，但是制造不了飞机、大炮、机枪和轮船。从1911年革命开始，我们和北洋军打过，和日本人打过，和俄国人打过，和荷兰人打过，还差点同英国人动了手。虽然我们赢得了每一场冲突，但是胜利的基础和我们此前大举建设的重化工工业是分不开的。
此外，根据我们的调查，东北四省的可耕地至少有40亿亩，已经开发的耕地达到了2亿亩，其中5000万亩是革命以来开垦出来的。1912年东北粮食产量不到1000万吨，去年的粮食产量则超过了1650万吨，这些年粮食的产量增长，主要是来自于新田、化肥和电灌的贡献。
开垦新田的拖拉机、制造化肥的化工厂、发电站都来自于重化工工业，就像杨铨同志说的，工业生产最终还是要同农业生产进行交换的，而对于重化工工业的投资，受益最大的还是农业。农业发展了，农民收入才能快速提高，他们才有能力去消费…”
“确实，李达同志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宋云桐忍不住暗暗点头在心里认同道。
只是杨铨同志根本没有妥协的意思，他再次反击道：“一个现代化的年产100万吨粗钢的钢铁厂，总投资1.6亿美元，吸纳的工人还不到5万人；一个10万纱锭的现代化棉纺织厂，投资约250万美元，可以吸纳5000人。
投资重化工产业，每万美元的投资，只能提供3.125个岗位；投资轻工业，每万美元的投资，可以提供20个岗位。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力资源富裕，但是教育程度偏低的国家来说，投资轻工业要比投资重工业更容易发挥出人力优势，也能更好的扩大工人阶级的人数。
5万钢铁工人和30万纺织工人，你觉得选择哪一方更容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
李达虽然有些焦虑，但还是不甘示弱的反对道：“可你哪来这么多地种棉花和丝、麻等经济作物?轻工业的原料大多来自于农业，这也就意味着许多粮田要改种经济作物。你投资轻工业是赚到钱了，可是城市的迅速扩张，和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必然会引发粮荒的。我们只有一个东北有大量的荒地…”
“停!”宋云桐终于出声叫停了两人，他举起双手好像是对着两人投降似的说道：“你们两个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涉及到工业发展规划的事情还是应当慎重。等下在会上的时候，我们先讨论一下，明天吴主席就回长春了，我认为到时可以把我们的讨论递交给吴主席，由他来下一个结论…”
李达和杨铨对视了一眼，又看了看宋云桐，两人终于停止了关于轻重工业投资比例的探讨。宋云桐见此也是松了口气，虽然他自觉在财政委员会干的还不错，但是每次遇到这样大方向的争论时，他就感觉自己失去了方向。在这一点上他不得不承认，他距离吴川还是有着相当的距离的，他始终不能举重若轻的解决同志们关于这种理论讨论上的分歧。
或者说，他也许可以选择支持一方，但是他并不能说服另一方放弃自己的主张，而吴川却总能让双方跟着自己的步骤前进，不至于让任何一方感到不满。这种站在理论高度上的领导艺术，让搞权力小圈子的委员们根本没法对抗，因为权力聚拢在一起的，自然也会因为权力而散去。
但是统一在同一理念下的组织，却很难被少数人所破坏，除非他们先破坏了组织内部的同一理念。比如现在，党内普通党员和中央委员们虽然分工有所不同，但是大家至少都是认同马列主义的，中间有什么人想要背叛马列主义，吴川只要向全党做一个公开声明，普通党员就会聚集在他身边把背叛者赶出组织。除非共和党整个高层包括吴川都背弃了马列主义，导致普通党员信仰崩塌，党的组织也就失去了自我革新的能力。
“…那么，开会之前，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要说就要快一点了，还有20分钟就要开会了。”宋云桐指了指墙上挂的机械钟向两人提醒道。
李达从面前的文件中抽出了一件打开后说道：“确实还有一个问题要讲，就是根据同去年的外资流入比对，我发现今年年初以来，流入我国的外资从每月1-2亿美元在四月时突然突破了3亿美元这个有记录以来的高位，上个月又突破了4亿美元，本月前10天已经达到了2亿美元。
这些外资八成以上都流入了东北、山东和河北三地，其中三分之一流向了工厂和基建，剩下的三分之二却流向了市场，在不停的收购各种物资。我调查了一下，最近流入日本的外资数额也比年初提高了一倍，大部分资金同样流向了市场。
我认为，这些外国资金流入中日两国的目的应该是相同的，他们不是为了投资实业获得高额利息，而是想要在两国囤积物资获取超额利润。毕竟我们两国在过去四年里都是战争景气的受益者，现在也是亚洲最大的物资出口国，在我们大量向外出口的当下，他们在我们国内囤积物资，必然会引发中日两国物价的快速上涨。
在有足够的金银储备下，我们不可能坐视国内的货币通货膨胀，在我们出手平抑物价的时候，这些外国资金就立刻能够把收益变现了。我认为，我们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否则我国的财富就要被这些外国资本收割去了。”
杨铨此时也站在了李达一边向着宋云桐说道：“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财政委员会要拿出强力的措施打击这些外国投机者。还要打击和这些外国投机者勾结的中国商人和银行、钱庄，他们要是联起手来，所能动用的资金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当然，我们至少要比日本好一点，因为我们的规模比他们大，外国投机资本很难撬动我们的市场。但是让他们咬上一口，我们至少要白辛苦半年到一年了。”
听到这样的问题，宋云桐的气势就回来了，他盖上了自己面前的笔记，向着两人点头说道：“只要统计局有详细的数据，计划委员会能够提供反制的措施，我在会上是一定会支持你们的想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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