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说的这些话牵涉的东西太多，除了那些接触过经济工作的委员，其他委员们听的有些懵懵懂懂，一时许多人都没能理解他的意思。
看着各位委员脸上的神情，吴川心中了然，因此他最后简要的总结道：“…简单的说，我们只要做好三件事：第一解救捷克人；第二建设新疆；第三解放中亚人民。”
宋云桐是最先反应过来的人，他马上出声支持道：“我支持吴川同志的建议，如果能够趁着这个机会提前开发新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长春拖拉机厂每月下线的25马力拖拉机已经达到了500台，哈尔滨拖拉机厂25马力的拖拉机和15马力的拖拉机每月生产256台，现在洛阳拖拉机厂又开始投建，预计1920年我国大小拖拉机的产量能够超过17000台，耗用钢铁约4万吨。
一台拖拉机对应200公顷耕地计算，17000台拖拉机就对应着340万公顷耕地；原本这个数量已经足够满足国内的需求，但是现在要在中亚及新疆地区新开垦荒地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对拖拉机产业继续追加投资，从而带动了一系列配套产业的发展，我觉得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方案。
不过我还有一个想法，今年年初以来，外国进入我国的资金流速正在加快，而过去几年的战争景气也让不少私人企业积累了不少资本，由于我们采取了土地国有化的政策，这些资金无法如从前那样进入土地市场，它们也不愿意进入到实业中去，最终都流入了商品市场和期货、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东北的物价和股市、期货市场，这对于东北的经济来说显然是不利的。
虽然我同财政部和银行的同志进行了探讨，并拟定了一些金融管otg2ntc=制政策，但是我认为这些政策未必能够起多大效果，因为东北市场上流通的钱太多了。1914年我们不过发行了5.5亿元货币，但是今年已经达到20.1亿元。虽然物价只是比1914年上涨了135%，但是物价的缓慢上涨是和我们向外输出了大量的货币分不开的。
关内所发行的各种钱钞总计20.97亿元，加上我们输出的10-11亿元，总计31亿元对应着4.7亿人口；朝鲜这边输出了1000万元，远东自治领输出了1500万元，东南亚输出了500万元，剩下的9亿货币都在关外流通。假如这些市场上的闲钱都涌入到商品市场囤积居奇，财政委员会的几位同志都认为，到了下半年也许会出现一波较大的通货膨胀，这显然会引发民众的不满。
既然中央已经决定提前开发新疆，能否参照东北的农业开垦公司的例子，拿出一些土地面向私人公司招标，从而吸纳掉一些市场上的空闲资金，以降低通货数量？”
吴川思考了一下后说道：“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不仅仅可以拿出一些土地，新疆待建的铁路也可以拿出一部分来招募私人股份，但是要保证国家占据优势地位。对于我们来说，当前最为要紧的，是尽快建设起北疆的铁路、公路网，剩下的问题可以等日后再来处理。”
宋云桐还想说话的时候，朱和中已经插话道：“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出兵？出多少部队合适？建设新疆的青壮劳动力是不是也按照东北建设兵团的模式编组，并发给武器进行军事操练？”
吴川点了点头说道：“就按照东北建设兵团的模式编组，每师一万人，第一批为10个师，每个国营农场以团部为核心。从东北建设兵团抽调熟悉垦荒和建设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青壮劳力主要从关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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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次前往中亚、新疆垦荒不仅条件艰苦，且还需要负担战斗任务，我建议新疆建设兵团的待遇应当给与一定的补贴，以使士兵的待遇不能低于东北建设兵团。
出兵的时机应当不会晚于7月初，派出部队除了朝鲜一个旅，远东自治领一个师，赤塔地区一个旅外，我们自己出兵：3个步兵师、2-3个骑兵师、2-3个飞行联队和若干后勤部队。
不过这一次出兵不光是为了打仗，还要负担建设任务，并和各方进行交涉，因此我们需要派出一个中央委员前往总揽全责。我们需要他既能够捍卫国家利益，中俄无产阶级的利益，中亚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也不能同协约国撕破脸。”
对于吴川提出的这个要求，各位委员一时都陷入了思考。大家都能听得出来，这个位置虽然可以拥有极大的权力，但是也同样要承担莫大的责任，而且中亚地区和俄国境内的形势错综复杂，没有哪个委员会觉得自己能够可以轻松的在各方之间游刃有余。
就在大家沉默着的时候，孟继周轻轻咳嗽江浙湖汉北了一声，不动声色的向吴川问道：“我还有一个疑问，刚刚您说要解放中亚人民是什么意思？中亚地区难道不是应该在俄共布的控制下吗？我们插手中亚革命，是否会引致俄共布的不满？”
吴川瞧了一眼会议桌前的委员们，见到大家都在看着自己，显然他们也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沉思了一会后说道：“把被俄罗斯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各民族解放出来，这是共产主义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不认为无产阶级已经指定了自己的解放者，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解放者，我相信他希望看到的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不是由自己来解放。
其次，列宁主义一直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能推卸领导革命的责任，哪怕我们面对的是列宁同志。只要我们秉持的是解放中亚民族的公心，那么就没有必要担心和俄共布的同志发生什么冲突。我认为只要对方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阻止我们去解放被压迫的中亚人民；假如对方不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那么我们就更要和他展开斗争，帮助俄共布的同志剔除那些不合格的党员了。”
孟继周转头瞧了一圈会议桌前的同志，他心里觉得其他人都不那么的合适，于是他转回头看着吴川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
“咳，咳。”宋云桐突然猛烈的咳嗽了几声打断了孟继周的话，在对方疑惑的看过来之前，他已经抢着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个人选最好还是能够同俄共布的同志良好沟通的同志。要是平日里就和俄共布党员没什么来往，今次过去又要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我认为很可能会使得俄共布党员和我们的同志缺乏沟通，最终互相产生疑惑，这不利于我党和俄共布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不符合我们此次援助俄共布的本意。”
孟继周听了这话顿时打消了自荐的念头，他知道自己是不太可能同俄国人好好沟通的。倒是有委员立刻心直口快的说道：“这样看来，徐景魁同志倒是极适合的，只是他要是去了新疆、中亚，宣传工作又该谁来负责？”
听到几位委员这么这么说，徐景魁便表态道：“宣传工作，我看李大钊同志很可以接手。只是我过去一直负责宣传工作，对于实务工作了解不多，我担心自己承担不起这样的重任啊。我个人的荣辱不过小事，要是坏了新疆、中亚的大局，这…”
宋云桐接话道：“这到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指派几个熟悉实务的承担你的助手就可以了。但是新疆、中亚的事务需要的是有人能够把住方向，党内能够始终抓住正确道路的，除了吴川同志也就剩下你和赵必振同志了，但是赵必振同志负责马克思列宁著作翻译小组和党的理论研究工作，他的工作确实是找不到人接替的。”
徐景魁望了宋云桐一眼，然后转头看向吴川诚恳的说道：“我服从组织决定。”
吴川想了想说道：“廷栋同志，你抽调几个得力的人手出来，景魁同志你再去政治学院内挑几个讲师和毕业生，先把新疆局的框架搭建起来。这次出兵我建议由叶声和任辅臣两位同志负责军事上的事务，景魁你和他们两人组建前指，大小事情你们三人一致即可执行，事后再向中央汇报，要是争执不下的事情再打电报回来请示。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这件事就这样定下了。”
宋云桐自然不会反对这样的决定，这也正是他想要看到的。各位委员们只是稍稍讨论了一下，就觉得徐景魁确实合适这个位置，也就附议了吴川的决定。
接下来，梁廷栋就发言道：“北京那边关于新政府的名单已经讨论出炉，耿谨文同志发来了一份名单，既然今天各位委员都凑在了一起，那么不如听一听这份名单，然后给出一个意见吧。”
各位委员们也很好奇新政府的组成，于是纷纷点头让耿谨文念出名单，耿谨文于是就翻开自己面前的笔记本念道：“总理：徐世昌，外交部长：颜惠庆，内务部长：孙洪伊，财政部长：周自齐，教育部长：黄郛，交通部长：周树模，陆军部长：朱庆澜，农业部长：阎锡山，工业部长：张静江，商业部长：陈友仁，海军部长：刘冠雄，司法部长：章士钊，水利部长：熊希龄，卫生部长：伍连德，海关总署署长：胡惟德。以上。”
在座的不少委员们听着有些哗然了起来，特别是孟继周听完很是不忿的说道：“这算什么？整个政府里面都是北洋和南方革命党的人，我们就分到一个交通部？这是不是也太谦让了一些？耿谨文同志在北京到底在做什么？”
梁廷栋看了吴川一眼，这才对着同志们解释道：“各位同志，这次新政府组建我们的要求是维持局面，不是要控制新政府。对于我们来说，多掌握或少掌握几个部门其实没多大区别，因为我们就不可能服从中央那些不合理的命令。
比如说，我们要是加入到了新政府中去，新政府要求军队国有化，财政、外交统一交给中央负责，那么我们究竟是接受好还是不接受好？我倒是觉得，现在我们不加入新政府反而更加自由一些，因为我们不必对新政府给出什么承诺，假如新政府颁发的政策不合理，我们完全可以直截了当的反对。
再说了，虽然我们没有加入新政府，但是我们掌握了对应政府各部门的各个委员会，在国会没有正式成立之前，这些委员会将会对政府各部实施指导。如果政府的政策没有获得委员会的首肯，那么政府的政策就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样我们虽然站在政府之外，但是一样可以牵制政府的决策。”
梁廷栋的解释算是释去了各位委员们的不少愤怒，吴川这才接着说道：“其实在我看来，这一届政府主要是起一个过渡作用，第一是从袁世凯修改的大总统制转型为内阁责任制，并重新恢复代议制民主。
不过我们应该知道，代议制民主这个东西，形式上要比封建王朝的专制进步的多，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连资产阶级都处于幼稚程度的国家来说，代议制民主实质上就成为了士大夫和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的封建地主专制制度。
因为依附于地主阶级的农民不可能把选票投给地主以外的人，而我国又是一个农业人口占据九成以上的国家。所以没有人能在选举中赢得拥有农民选票的地主阶级。民国元年国会的乱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打到了袁世凯之后，我们要是直接提出废除代议制民主，代之以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那么我敢断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必定不会支持我们，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但是我们当前的主要对手是地主阶级，而不是其他的社会阶层，我们不能把其他阶层也推给地主阶级，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做出一定的让步。
不过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忧，因为中国弱小的资产阶级还承担不起独立执政的负担，特别是在他们接受了消灭地主阶级这个方针之后，新政府和地主阶级就不可能妥协；如果他们敢同地主妥协的话，那么就等于是背弃了对于我们的政治承诺，我们也就无需再和他们妥协下去了。
其次，欧洲战争很快就将结束，按照帝国主义的本性，他们此前对于我们的一些政治承诺很快就会被推翻。比如交还长江以南的租界和各国在中国的一些政治特权，内水航行权，驻军权等等。
假如我们来组建新政府，就将面临着两个困境，向各帝国主义进行挑战，但是我们还没有能力把帝国主义从南方赶出我们的国土，因为南方的军阀身后就是帝国主义。我们不能把自己宝贵的力量扩散到南方的群山中去剿匪，在政治、经济、教育没有统一之前，南方民众是不可能响应我们的号召的。
另一个困境就是，向帝国主义妥协就意味着被广大人民唾弃，一个革命党在没有执政之前向帝国主义低头还情有可原，但是在人民的支持下赢得了政权之后还要向帝国主义低头，那么人民对于革命党的信仰就会产生怀疑。
孙中山此前发动二次革命不能获得人民的响应，除了人心思安外，就是辛亥革命时南京临时政府不能废除同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还试图出卖中国的利益给日本人，从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因此我们对于这个过度政府的期待就是：一是稳定住袁世凯之后的政局，先恢复地方对于中央的服从性；二是逼迫这个政府向左转，推动国内的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向协约国声索我国正当合法的权力，重新和各国签订平等的协议。
当这个过度政府失败之后，我们就将顺理成章的接过政权，建立起一个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人民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没什么期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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