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在长春体育馆正式开幕，原本吴川只是想要办一届全国运动会的，但是因为远东自治领、朝鲜、日本及菲律宾等地也派出了代表队，于是这届运动会就改成了东亚运动会。
国内各省基本都派出了代表队，当然是在革命委员会提供了补贴的情况下。而流落在大陆的台湾人也组建了一支代表队，这一度引起了日本人的抗议，日本人认为这些台湾人不能代表台湾出赛，而且台湾代表队的名字前应该加上日本两字。
负责主持本届运动会的梁廷栋则公开回复道：“体育赛事和政治无关，在体育赛事中施以政治压力有违体育精神。西方古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时，各国还约定在比赛期间不动兵戈呢，我们不觉得台湾派人参加触犯了日本的利益。”
在这个时代，民众对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关注只限于一种运动爱好者的关注，并没有把宏大的体育赛事当成一种国际文化交流，因此欧美的外交官并不认为梁廷栋的回答有违国际准则。
而东方的民众，哪怕是最为西化的日本，对于体育比赛也只是当作了西方人的奇怪习俗，哪怕日本是亚洲最先参加过奥运会的国家，但是日本人对这桩国际赛事也没多加关注，还是寻求了财阀的投资才凑齐了日本运动员出行的旅资。
总的来说，日本外交官对于革命委员会提出抗议，不过是一种应otg2ntc=激性的反应，而不是什么深谋远虑。虽然有一些日本精英觉得让台湾人、朝鲜人出现在这样一场运动会上很不妥，但是他们也不能说清楚这不妥究竟在哪里，自然就得不到各国的支持。
更多人的看法就是，日本人又在小题大做，试图向中国人找茬以敲诈好处了，只是日本上下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和中国开战的欲望了，这样的讹诈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他们觉得，日本人简直是没事找事。
跟着日本代表队来长春观赛的原敬，对于外交官员的退赛请示选择了避让，他认为这是外交省和代表队自己的选择问题，因为来参加本次运动会的运动队员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政府派出，更何况他现在不过是一名普通议员，不能干涉政府事务。
在一番手忙脚乱的交涉后，外交省重新把问题踢给了日本代表队，他们接受了原敬的意见，在政府方面继续提出抗议，但是对于日本代表队是否退赛一事则交由代表队成员自己决定。
29日早上七点三十分，原敬从车站前的大和旅馆出发乘车前往十月广场。陪同他的后辈，也是每日新闻社记者海老俊，在车上有些不解的向他请教道：“原前辈，这种情况之下，断然的离开以压迫中国人做出让步，不是更为合理吗？哪怕中国人不肯做出让步，国内的民众至少也会认为您维护了日本国的威严。”
原敬转头看着他正想说话，车子突然猛的停了下来，他下意识的按住了前面的座椅稳住了身体，边上的海老俊赶紧扶住了他，并向前面的司机质问道：“怎么回事？”
司机一边回头道歉，一边指着前方路上说道：“刚刚边上的骡车冲了出来和前面的汽车撞上了，原先生，您没事吧？”
原敬坐正了身体，用手按住胸口深呼吸了一两次后，这才平静的对司机说道：“你下去看一看，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就帮助他们一下吧。”
司机和坐在前面的秘书都答应了一声，然后就开门下了车。这场车祸不算小也不算大，骡车和汽车都翻了，但是车上的人都只是受了点轻伤，倒是那头闯祸的骡子被撞了个半死。维持交通秩序的警察很快就赶了过来，然后呼喊了几句，就有不少行人跑了过来，撸起了袖子，在警察的指挥下把车子和骡子都抬到了一边。
坐在车上的原敬看着这一幕，对着海老俊说道：“看到了吗？这就是现在的中国。一名穿着制服的人站出来高喊一声，边上的行人就立刻响应了号召，不管是穿长袍的，还是穿短衣的，都丝毫没有芥蒂的服从着制服者的命令，没有讨论什么高下尊卑之分。
十几年前我来中国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今江浙湖汉北天这个样子。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城市破破烂烂的，普通民众身上也大多肮脏不堪，毫无卫生之概念。
上层的绅士虽然穿着华丽的衣服，但是他们对于国家和公共事务几乎毫不关心，只关心个人或家族的未来；至于中国的官宪，则把底层的民众视为猪羊，只想着在任期内敲诈盘剥地方上的民众；而普通民众也是麻木不仁，对于这个国家的上层和官员只有畏惧和痛恨。
假如你见过十几年前的中国和中国人，你就不能够相信会出现长春这样由中国人建设起来的城市；你就不可能相信中国人不仅能够把街道清洗的干干净净的，还能把自己身上也收拾干净；你就不可能相信，中国人会在没有制服者的威胁下，团结一致的做一件事。
假如中国5万万人都如此团结一心，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同中国为敌，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获得的成就都将会在这样的对抗下化为乌有。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想着怎么去遏制中国的发展，而是要确保帝国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利益不被中国人夺回去。
日本和中国之间，既是敌人也是朋友。既然帝国已经把南洋视为了开拓目标，我们就需要中国帮助我们分担欧美列强的压力；而为了保卫帝国在朝鲜半岛、台湾及中国南方的利益，我们又需要借助国际秩序压制中国，不能让中国人颠覆现存的东亚秩序。
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了一个台湾代表队和中国人置气，只会让各国觉得我国心胸狭窄，丝毫没有尊重东亚和平的意思。只要各国觉得帝国在对中关系中依旧处于强势地位，那么各国就不可能出手帮助我们压制中国人。其实，有时候帝国露出软弱之态并不是坏事，只是我国的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明治开化以来，我们实施了全面西化的国策，这固然使得我国国力大涨，但是一味学习西洋的霸道，却忘记了我们过去的忍让之道，这同样是一个大问题啊。”
海老俊一边思考着原敬的言论，一边下意识的朝着车子前方的车祸现场望去，大约只化了七八分钟，前面的车辆就已经全部被清理到了路边，行人纷纷散去，道路再次畅通了起来，而街道的另一侧则始终保持的通行，并没有什么人停下来围观。
这确实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中国，哪怕在日本的东京也不可能不出现看热闹的围观者，于是整条街道都会被堵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快速的恢复通行。
在海老俊思索的时候，原敬又对他补充了一句：“我刚刚说的话，你可不能登出去，现在的日本国民可接受不了我的话。在他们看来，任何对外的示弱都是有辱国体，简直是不知所谓…”
站在体育场西侧看台上的贵宾席上，吴川扶着栏杆俯视着这个可容纳4万人的椭圆形体育场；下面的观众正陆续入场，和这恢弘的建筑相比，这些观众就显得渺小了。哪怕在后世见过不少宏大的建筑，但是站在这看台上的吴川依然觉得心潮澎拜了起来。
吴川尚且如此，站在他身后的宋云桐、孟继周等委员也显得有些紧张了起来，他们并不是没有来过这里，但是空无一人的体育场和坐满人的体育场，带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哪怕只是注视着自己，都足够让人紧张万分了。
当然，比这些委员更为不堪的，还是那些被邀请来的各蒙古王公，有些人一辈子看到过的人大约都没有今天一次看到的多。
蒙古王公中最放松的大约应当属土尔扈特卓哩克图汗恭本德吉特了，这位王爷对于政治丝毫不感兴趣，只是热爱音乐，来到长春之后倒是很快同吴川相熟了起来，对于面前的一切不仅不感到紧张，反而感叹道：“这要是能够在这里安排一场歌会，恐怕就更加震撼了。”
吴川回头对他笑了笑说道：“是啊，蒙古长调最为适合这种大场面，不过适合观众欣赏的场所还是应该放在大剧场，那里的舞台扩音效果很好。我劝你不如留下来，就在长春建立一个整理蒙古歌谣的蒙古乐团，然后把蒙古歌谣搬上舞台，到时就可以向世界展示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了。”
恭本德吉特听了大为心动，他试探的问道：“建一个这样的乐团要花不少钱吧？您能给我多少钱？”
吴川想了想说道：“你要是愿意出面主持这个乐团，我可以先拨给你10万元，然后根据你建立的规模每年拨给款项。眼下外蒙、内蒙几乎都没有战事了，蒙古的传统都在各种歌谣之中，要是没人出头把这些歌谣记录下来，对于蒙古族来说不亚于是一大损失。各族共和，就是要把各民族中最为优秀的文化留传下去，而不能像满清和帝国主义那样，四处屠戮和消灭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我认为这才是共和的真意，你们怎么看？”
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东蒙古革命委员会主席乌泰、外蒙古革命委员会主席那木囊苏伦及内外蒙古各王公都纷纷出声道：“主席说的是。”“主席说的好啊。”“我们完全支持您的决定…”
库伦之夜死掉了太多独立派的王公，加上库伦活佛的倒戈，使得外蒙古王公们最后选择了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但是内外蒙古依然有不少王公和贵族是想着要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只是蒙古内外的局势变化的实在是太快了，快的让这些独立主义者都没下注，蒙古独立的机会就从他们面前消失了。
过去外蒙古王公想着要从中国独立出去，一个是想要赖掉难以还清的蒙债，一个就是俄国势力在外蒙古的扩张，使得这些蒙古王公认为蒙古可以在中俄之间左右逢源。
只不过这些外蒙古王公没有预料到，欧洲会突然爆发战争，这场战争甚至连沙皇的皇冠都打飞了，原本在中俄之间左右逢源的美梦立刻就消失了，中国人趁着俄国在欧洲连年大战后内乱的机会，直接把俄国人从外蒙北部驱逐了出去，这里也是外蒙古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掌握了这里也就掌握了外蒙古。
当中国把俄国和库伦之间的联系切断之后，原本还有些小心思的贵族王公们就失去了对于俄国的信心，这些王公们很清楚外蒙古的部族武力是打不过中国军队的。不仅仅是在武器上存在着巨大差距，就是在战斗意志上，蒙古牧民也没有为王公去死的念头，因为外蒙古的王公贵族对待自己的牧民过于残酷了。
而在革命委员会为外蒙古各旗清理了蒙债，帮助各旗划分了草场和建立了畜牧公社，修建了连同库伦和内地及东北的铁路后，牧民们最后一丝同革命军交战的念头也失去了。
过去，在外蒙古商人来收皮子和羊毛、口蘑等土特产时，价格都会压的很低。比如一张狼皮在外蒙不过0.3-0.4元，在张家口就涨到了1.5-2元；口蘑百包也不过就换得一箱砖茶。一头羊在外蒙古只值1两、2两，但是在北京或哈尔滨则涨到了3两-6两。
在张家口和库伦、张家口和乌里雅苏台间开通了汽车之后，一台载重1.5吨的卡车在土路上每小时行驶34-45公里，张家口到库伦的行程从10天以上降到了3天之内；过去需要从库伦中转的乌里雅苏台，现在也一样可以坐汽车在3、4天内到达了。
汽车的开通，在建的铁路，不仅极大的拉近了内地和外蒙古的距离，也大大的降低了运输成本。特别是在俄国被战争拖垮后，外蒙古的商业很快就倒向了国内，去年外蒙古同内地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3亿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同东北达成的。
过去外蒙古这里凡丝茶杂货以及食用调料无不加税，以红茶、曲绸两样税最重。红茶每箱价值二十余两，抽税五十余两；曲绸每匹价值不过五六两，抽税需十六七两；现在么都被减少到了25%以下。
蒙古民众的收入要比欧战爆发前高了2倍，而革命委员会这些年在外蒙开垦的耕地，也让外蒙古从1911年的2.7万公顷耕地上升到了30万公顷，其中大部分在巴音图们这片靠近东北的肥沃土地上，去年外蒙古的粮食产量达到了1.65亿斤，满足了外蒙古60%以上的粮食需求，这大大降低了外蒙古从内蒙、新疆、俄罗斯购买粮食的需要。
可以说，现在的外蒙古牧民更愿意信任革命委员会，而外蒙的王公们也几乎难以再生起对革命委员会反抗的念头，随着外蒙古的铁路和公路的修建，革命委员会在外蒙古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大了。现在外蒙古的人口从1911年的6、70万上升到了90万，汉人的比例从六分之一上升到了三分之一。
而今次被邀请来长春的外蒙王公，在看到了五星体育场的宏大后，就更加生不起反抗革命委员会的念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