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孙中山的发问，居仁堂内顿时都安静了下来，哪怕是刚刚一直振振有词的谢持，也坐回了座位慢悠悠的喝起了茶来。
东北的委员会体制，这正是国民党及中间人士最为痛恨的政府体制。也就是共和党搞这套东西的时候，俄国革命还没有开始，因此国内的精英阶层对于这套东西一开始是瞧不上眼的，他们认为这就是类似农民起义时搞出来的草台班子，既不能体现出官府对于小民的威严，也无法吸引到国内的知识精英加入。
毕竟在这些中国的精英们看来，治国之事是不可能同小民商量的，正所谓“民可使由知不可使知之”吗。共和党居然让一帮劳动者进入委员会监督官员做事，这实在是尊卑不分本末倒置的做法。官员乃是民之父母，难道父母做事还能让儿女来监督？这不是头上戴鞋，脚上穿帽子了么。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共和党拒绝接受名流的举荐任官或是海外留学生直接任官，特别是那些读法律或文学的留学生，倒是对工科及理科方面的留学生青睐有加。
说句老实话，去海外留学工科或理科的，基本都是寒门出身，家里要是有些底蕴的，自然是先读文学，其次法律。读文学的，只要家里的大师或交好的世家大师提携吹捧一下，立刻就是震撼文坛的少年才子；读法律的话，家里推荐一下，政府中任个官职也不难，毕竟现在西法在中国才是潮流，因为国家需要这些懂得西法的留学生去同外国人办交涉，免得过于吃亏了。
相比之下，读法律还是要比读文学的低了一个层次，因为他们毕otg2ntc=竟还是要去做事，要和洋人去争执的，但是读文学的只要写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就可以了。至于读工科、理科的，那就更加让人瞧不上了，整天要和那些工人、苦力为伍，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
哪怕是袁世凯搞的不中不西的大总统制度，因为袁世凯肯给这些士绅名流们位置，他们嘴上虽然照样要骂袁世凯搞独裁是破坏共和，但是这官还是要照做的。骂袁世凯是为了在民众面前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当袁世凯的官则是为了生活，两者一点都不冲突，甚至还要被人夸上一句“忍辱负重”。
但是在革命委员会这里，这些士绅名流的体面和他们习以为常的天道都被撕了下来。哪怕是名流中的名流章太炎，也不过是提携一下几个学生在大学里教书，还要受到学生会和教育委员会的监督，要是教的东西不合时宜就得被清退。
至于想要像顾维钧那样一步登天，和袁世凯见上一面就委任一个官职，几乎就没有这个先例。不是说革命委员会没有一回国就委以重任的留学生，但是这些人都是直接被安排到工厂或国营农场，从一名劳动者开始进入体制的。这样的苦显然不是这些旧知识精英们能够接受的，也侵犯了他们所认为的天道。
只不过吴川并不是袁世凯，他根本不想接受这些旧时代精英们的拥护，而共和党所推动的工业化又是这些旧时代精英们难以理解的东西，他们中的许多人连一根火柴是怎么制造出来的都不清楚，又怎么能去管理一个制造钢铁机器的工厂呢？
可以说，革命委员会势力扩大的过程，就是旧知识精英阶层被粉碎改造的过程。吴川所领导的共和党老实说并不如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集团那么的血淋淋，北洋集团对于反抗自己统治的地区采取的是满清入关时的做法，但是这些旧的知识精英们却更为恐惧共和党，因为共和党要的不是他们的顺从，而是要彻底的摧毁他们所存在的那种环境，哪怕他们想要向共和党低头屈膝也依然改变不了自己的生活被毁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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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持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北洋中投靠了共和党的这些人，因为他们虽然痛恨共和党却也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对抗共和党，去年华北的这场大水已经彻底打破了某些人心中的侥幸心理，但是对于四分五裂的北洋派，他们心里是没有这样的负担，只觉得对方就是一条背叛了主人的丧家之犬，惹不起共和党还打不得丧家犬吗？
但是，不管他们在这里如何明指北洋暗攻共和党，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他们之所以能够坐在居仁堂内，不是因为共和党坐不进这里，而是共和党放弃了进入居仁堂的机会。虽然共和党放弃了进入居仁堂的机会，但是却并没有完全对中央政府放手，而是建立了针对各部门施政的委员会。
共和党虽然没有把东北的委员会体制完全在北京复制，但是却把委员会体制同国会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代表民众和党派的政治代表机构。
这一机构虽然偏离了国外代议机构设立的初衷，国外的议会不会对政府单独部门采取如此直接的干涉，几乎把政府各部门当成了各部门委员会的下属，内阁总理的行政权遭到了极大的干涉。但是对于本就对共和体制一无所知的中国民众来说，他们并不介意国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失去制衡，他们只要求政府或国会，哪怕总统也行，出来一个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尽快的让民国进入到一个有序的社会进程中。
相比起民元初年国会和政府之间的乱象，江浙湖汉北和袁世凯废除国会搞大总统制的独裁统治，现在这个委员会-内阁施政体制，看起来运行的还是不错的。首先政府的行政权几乎为部门委员会所掌握，政府部门也就失去了同委员会扯皮的权力基础；而委员会对于政府部门的领导，又让委员会失去了推诿责任的借口。
正因为如此，新政府成立之后，总统府这边还没有什么动作，徐世昌也没有拿出什么施政方案，但是政府各部门却比之前提高了数倍的效率。政府部门的正常运转，使得袁世凯-孙中山的政权交接就变的平稳了起来，不管是竞选总统失败的段祺瑞，还是地方上的实力派，都对新政府的成立表示了服从。
而这一现象却又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共和党真要架空总统府的话，凭借着委员会-内阁各部的政体，也还是能够让中国的政治中枢运转起来的。这种局面显然不是国民党众人能够接受的，自然也就不会有人站起来回答孙中山的问题了。
面对党内同志如此现实的反应，孙中山心里也是大失所望。他并不反感谢持、居正和政学系等党员对于共和党表现出来的痛恨之情，要是国民党内一面倒的去敬仰吴川，鼓吹和共和党交好，那么这个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但是他并不希望谢持、居正这些人只会痛恨共和党，却拿不出一个有效的对抗共和党的办法。为了能够建立起一个政治上和共和党相抗衡的政党，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坚持，不再要求新党员对自己宣誓效忠，甚至都不要求党员完全的支持三民主义，只要他们不站出来公然反对三民主义，孙中山都能够接受他们。
从建立中华革命党时的整肃党纪，要求党员精诚团结的效忠党的领袖；到今日只要能够扩大国民党的影响力的实力派，党就对这些实力派敞开大门，这可谓是两个极端了。但是为了巩固扩大国民党在各地的力量，孙中山还是默认了这种党组织的快速扩张。
只是，新恢复的国民党的声势虽然起来了，但是国民党内部的凝聚力却并没有如他期望的那样有所好转，现在的国民党看起来倒是比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时期更为杂乱了。那个时候还有宋教仁这个手腕圆滑的党内骨干把各地的国民党员凝聚起来和袁世凯争夺第一届内阁的组阁权，但是现在他身边却没有这样的人了。
谢持在党务工作中干的虽然颇有声色，但是心胸过于狭小；汪精卫年少成名，仪表和口才在党内一时无二，但是却不耐实务；胡汉民过于刚愎，戴季陶少了几分担当…环顾身边众人之后，孙中山发觉现在的国民党还不如辛亥革命前生机勃勃的同盟会，和组织严密的共和党就更加无法比较了。
“人才难得啊。”孙中山一边在心里如此感叹着，口中却不疾不徐的对着厅内的众人说道：“虽说我现在当上了总统，但是国民心里对于共和体制尚未信服，因此现在还不到清算北洋派的时候。
我们总要向国民证明，我孙中山不是袁世凯这样的独裁者，我国民党也不是丧权辱国的北洋派，这才能顺理成章的解除北洋派在政府中的责任，而让更有能力的革命同志坐到那些位置上去。
此次共和党向政府及总统府提出的一揽子意见，其实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是整理国家财政问题，虽然之前停付了庚子赔款，但是一年的内外债务偿本付息还要1.2-1.3亿银元之多，如果我们不能尽快的偿还债务以减少每年的债务支出，那么国家财政终究是要被这样庞大的支出给拖垮的。
特别是民元建立以来，由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导致政府对外信用大减，从而不得不于民三民四发行了一批短期公债，这些公债以常关税为抵押，总数高达5000万元，每年需要偿本付息达700万元。但是共和党认为，如果我们想要拿回关税定价权，就得裁撤各口岸50里之外的常关，而拿回了关税定价权之后，关税增加部分必然会超过常关税，则国家财政收入就会大大增加，从而减少外债偿付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
此外就是收回各省的铸币权，今后只允许中央造币厂进行铸币和印刷钞票，从而减少当前各省币制混乱的局面…收回中国银行管理国库的权力，设立中央银行管理国库…缩减军费开支，增加国家经济建设的费用…
第二个方面就是缩减军队，把当前全国军队中不能胜任保家卫国责任的、缺额太多的、祸害地方的、不肯拥护共和制度的，都从国家编制中取消掉…
第三个方面就是为了发展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建设，有必要限制外国军舰进入到渤海，设定渤海为内海，使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真正成为拱卫京津地区的国门，从而确保首都地区不受列强在军事上的威胁…
老实说，我们不去看这几条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只看这几条建议本身，难道有人会觉得这些建议中包藏着祸心吗？”
谢持及他身边坐着的党员们默默无言，他们所反对的自然不是这些建议的本身，而是提出建议的共和党。否则，哪怕他们再怎么痛恨共和党，也无法反对对方所提出的这些保卫国家利益的方案的。毕竟他们在党内也是标榜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反对共和党是因为对方是帝国主义的帮凶，看看共和党在东北建立了这么多工厂，聘用了这么多外国人，说共和党没有把自己出卖给帝国主义，谁能信？
也就是共和党前期龟缩在关外，中期和日本又打了几仗，现在则高举土地改革的大旗，才让那些攻击共和党出卖了中国的言论最终不了了之。
因为那些人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污蔑共和党，并不能跑到共和党的地盘上去污蔑对方，而在土地改革的大潮中，那些反对共和党的地方精英们一般都是土地改革的对象，农民自然也就不会听这些地主乡绅们扯淡了，地主乡绅说的再多也不会减他们一分地租，也不可能把土地白白送给他们，他们自然更愿意听共和党说什么。
坐在距离孙中山不远的井勿幕终于起身向着众人说道：“各位同志，我觉得总统说的对。当下不是计较这些方案是谁提的时候，而是要先打响第一炮，让国民们知道我国民党和袁世凯、北洋派是不同的，先让民众信任我们，我们之后才能在民众的支持下和北洋派、共和党周旋。
不管共和党现在在关内外博取了多少美名，但是现在的民国总统还是总理，这个国家现在获得的成绩，国民只会记在总理和国民党的身上，而不是共和党和吴川的身上。除非我们否决了这些建议，让国民知道我们是反对收回国家利权的，我们是反对减轻国民负担的…那样我们就把国民推向了共和党的一方，这些方案中即便有了些许成绩，国民也会以为是共和党的功劳，这就是我们的大不幸了。”
看到孙中山听了井勿幕的话语微微颔首的样子，观望着厅内局势的阎锡山于是也起身附和道：“井先生说的不错，不管我们能不能做到以上几点，但我们至少要在国民面前表明态度，不能让国民为共和党的花言巧语所欺骗了。
因为上海事件，现在各地民众都是群情激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站出来要求民众冷静下来，等待着政府和日本及其他列强的交涉结果，我看民众多半是不会理解的。有共和党在侧旁观，政府难道还能对民众采取强制的手段吗？那岂不是给了共和党声讨府院的借口？我看，总统还是应当支持共和党的一揽子提议的，然后督促政府尽快落实下去。把民众的目光都集中到政府身上去，这样才能把民众对于总统府的不满降到最低。”
政学系的李根源也终于表态道：“我们也并不是非要在这个时候打倒徐世昌，只不过我们不觉得徐世昌能够把真正的共和制度落实下去，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更加服从于总统指示的政府，从而完成总统的建国方略而已。”
随着李根源的表态，党内各个团体的领头人都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其结果都是和李根源的表态大同小异，他们都表示可以先退后一步，不急于打倒徐世昌，但他们都不认为徐世昌内阁能够听命于总统府，因此还是希望总统能够选择时机打倒徐世昌，换一个完全或大部分由国民党党员组成的内阁。
讨论了大半个下午之后，孙中山终于勉强让党内形成了一个共识，暂时搁置打倒徐世昌的想法，对于上海事件及渤海问题可以提请政府慎重的考量，但不做明确的指示。对于共和党提出金融整理案及裁军案表示支持，向政府方面下达明确的指示，另外再向政府提出几个建设项目，督促政府加以编制方案，好向国民宣示国民党正努力完成对于国民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