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一边思考着一边倾听着各位委员们对国民党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方案的不满，当然他能够听得出来，大多数委员并不是从阶级利益上去做出的判断，而是从个人情感或是共和党的立场上出发，对这一提案产生的反感。如果现在是共和党执掌北京政府的话，那么那些倾向于欧美民主政治的委员们其实并不反对这一提案的。
他心里感慨着，和那些党外的反动派进行斗争现在倒是一间简单的事了，因为共和党现在已经足够强大了，不管是从政治、经济、宣传还是军事力量都能完全碾压那些一团散沙的党外反动势力了。
但是想要改造党内这些持有信仰的党员们，却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满清毕竟只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现代工业，哪怕是洋务派搞的那些官办企业和私人企业，几乎都没有脱离传统的官商勾结，这些企业并不是依赖于资本主义的方式生产盈利，而是依赖于权力的垄断对工人的无底线压榨来赢得利润。
在吴川看来，资本主义和封建经济之间差别最大的一点就是，资本主义虽然同样在残酷的剥削工人，但是资本主义至少还是愿意在技术上增加一些投资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而封建领主们则完全依赖于对工人的人身控制来获取利润，他们宁可用利润多买几块地或娶几个小妾，也不愿意在技术上投入一毛钱。
于是国内对于地主阶级的恶几乎无人不知，哪怕生活在城市中没有下过乡的城市青年，也能够看到那些背井离乡逃到城市中的难民，因为不管是码头上的力工，还是下等窑子里的娼妓，几乎都是来自农村的破产农民家庭，这就是清末知识分子强烈支持社会变革的社会现实。
但是对于资本的恶，整个中国直接和资本家打交道的工人阶级，otg2ntc=在满清覆亡之前都不到30万，国民对于资本的恶几乎不曾听说，也不曾经历。倒是那些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们，从国外传回了民主、科学、自由、博爱等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无不同资本主义相关。
再加上满清洋务运动时向西方学习的宣传，哪怕他们再怎么鼓吹“西学为用，中学为体”，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过去一直把自己视为文明发源地的天朝上国，终于亲口承认天朝也还是有地方不如外国的。洋务运动虽然未能实现富国强兵，但是却打破了数千年来“中国之外都是蛮夷”的观念。
对于那些能够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来说，除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那些留学生外，几乎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带来的繁荣和国家的进步，但是对于资本之恶几乎都没有了解，因此他们回国之后自然都成为了资本主义的推崇者，事实上有些人都不了解自己推崇的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他们就是觉得外国人就是先进，我们也应当这么干。
这种思潮反映到现实政治上就是，反对君主独裁，鼓吹议会民主。这种思潮对于清末的社会来说自然是进步的，面对袁世凯试图恢复封建纲常的社会时，这些带有民主共和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成为了反儒教的文化先锋，也正是在这些充满了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才正式打开了局面，在全国流行了起来。
但是当吴川试图从打倒封建主义的地方继续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前进时，这些推崇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却又成为了阻力。并不是说他们有多么热爱资本主义，而是他们并不甘心失去自己的舞台，他们在国外所学到的东西都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继续往前去的话，他们无疑也将成为那些被时代抛弃了的旧文人了，更何况现在资本主义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坏。
当然，也有那么一部分人因为欧洲战争的关系开始对西方文明有所反思，但是他们反思的结果不是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而是试图返回到故纸堆中去寻找中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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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待的越久，吴川发觉自己就越来越理解历史上那些半途而废的变革了，像他这种全部推翻重来的革命走下去都觉得矛盾重重，那些试图在老房子里重新进行装修的变革，遇到的应当不是什么阻力，而是一堵堵的坚实墙壁了。
心里想归这么想，等到各位委员们意见发表了差不多，会议室内开始安静下来时，吴川清了清嗓子看着白炽灯下一张张明晃晃的人脸说道：“继周同志说的还是不错的，军队国家化的提议确实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梦话。
为什么说这是看上去很美的梦话，因为只要学过政治经济学的同志们就应该了解，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军队就是国家用以实施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换句话说，在国家机器没有被无产阶级掌握之前，无产阶级交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就要等待着被统治阶级暴力镇压的后果。因为从历史上看，没有那个朝代的统治阶级是自愿下台而不肯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反抗自己的阶级的。
其次，我党的政治理念是把中国建设成为江浙湖汉北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工人阶级占据领导地位，农民阶级作为盟友的联合统治国家。在社会主义之中，必然是要完全的消灭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官僚资本的。但是在现在的中国，这三种力量依然还占据着社会的大量资源，我们如果把军队交给国家，岂不是就是把军队交给了工农的敌人，让他们奴役我们，屠杀我们吗？”
在欧战爆发前，社会主义就已经成为了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焦点了，各国的社会民主党虽然没有在议会斗争中获得独立组阁的突破，但是却成功的让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向往。欧洲打了四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激励下，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更是走向了一个高潮。
在反对战争、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下，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都站在了革命的边缘，在这样的局势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温和的社会民主党进行政治招安，试图通过政治上的妥协消除国内革命的风险。其中英国是走的最远的，英国工党不仅在战争期间加入了自由党的联合内阁，本年6月，工党还通过了由韦伯等起草的纲领性声明《工党与新社会秩序》，首次提出要埋葬私有制。
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下，共和党原本还有些遮遮掩掩的政治纲领，现在倒也可以明目张胆的打出来了。当然，英美法并没有就此把共和党等同于俄国共产党，他们对于共和党的评价大致就是欧洲的社民党。至于日本虽然对共和党的社会主义倾向忧心忡忡，但是在经历了几次军事上的失败后，日本人干脆对国内封锁了共和党的政治纲领，从而避免了国民在思想上的混乱。
不管是山县的长州派，还是原敬、加藤高明领导的政党，出于维持天皇体制的必要，对于社会主义理论一直都是持打击和批评的立场的。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理论批评的首要一点，就是社会主义除了制造暴徒和破坏社会秩序外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已经完全印入了日本人的脑子里，对于日本人来说，评价一种社会体制的好坏，就是能否富国强兵。天皇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不仅仅在于万世不移的神皇血脉，更在于在天皇的统治下日本打败了过去亚洲的霸主中国和当今世上最强的白种人俄国。
败给了一个正在恢复中的中国，只会让日本人感到不服气；但是败给了一个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就要动摇天皇体制的神圣性了。在没办法击败共和党的情况下，日本人也只好采取掩耳盗铃的方式了，反正这对于日本来说也是驾轻就熟的传统技能了。当然这也算不得是日本的独家技能，从历史上来看，儒家统治的东亚三国都有这样的传统。
面对吴川的反问，各位中央委员们自然是连连点头的，从辛亥革命坚持到现在，能够留在这间办公室内的中央委员们又怎么会不了解，党如果不掌握军队会是什么下场。
就在委员们纷纷点头的时候，吴川继续说道：“这个道理不能只有我们明白，我们也要宣传出去，让全国民众都了解这一点。在无产阶级没有掌握国家政权之前，支持军队国家化就是党对于工农阶级的背叛，共和党绝不做工农阶级的叛徒。”
李大钊立刻出声支持道：“我支持主席的主张，无产阶级不能交出自己的军队。看看现在的俄国就知道，那些地主和反动派、帝国主义联合了起来，不就是想要消灭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权吗？如果我们把军队交出去，那么等到帝国主义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拿什么来保卫东北，保卫中国？”
虽然委员们都支持不应当交出军队，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委员对于政治上明确的表明态度感到有所迟疑，他们向吴川提议道，“反对交出军队的答复已经足够了，是否还有必要向全国声明我们不交出军队的理由？如果我们明确表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地主、买办和官僚资本的位置，恐怕会让一些中间派也彻底的走向党的对立面，最终让我们花费更大的力气对付他们。能否不公开说明理由，从而稳住一部分人？”
对于这部分委员的要求，吴川思考了一会后答复道：“现在的局势和过往不一样，过去我们弱小而反动派强大，外界关注我们的目光并不多，因此我们采取一些话术隐藏自己的理念，这是一种斗争上的策略，并不会付出太多的代价。
但是现在，共和党已经成为了国内毫无质疑的政治主导力量，我们接管全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国内外注视我们的目光已经几乎把我们放在了一盏白炽灯下观察，我们现在的一言一行都将会影响到日后执掌政权的内政外交。
眼下模糊我们的政治理念固然会稳住一部分人，但却会让我们失去更多的国内外同志，而且还会让我们身上贴上不可信任的标签。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在政治上一定要明确立场，在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上不妨圆滑一些，总之不可让工农阶级认为我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我们不能自己断了党的生存根基啊…”
这一晚的会议决定很快就以简报的形式送到了北京的耿谨文手中，党中央及劳动和经济委员会的决议，让耿谨文面临的诸多问题很快就有了解答，他很快就把会议的内容在办事处内做了传达，并安排了人员落实下去。
整个九月对于北京的政坛来说，都不是令人愉快的时期，共和党掀起的司法风暴让那些满清遗老们心惊胆战之余，也极大的震动了一批从满清遗留下来为袁世凯所聘用的官吏。
如果说一开始北洋派还以为能够通过和共和党之前结下的善缘化解这件让他们束手无措的案子，正如戴季陶对孙中山所言，宣统的退位诏书正是北洋执政的法统，正是凭借着从满清借来的继承法统，北洋派才使唤的动蒙古的王公和效忠清室的旧臣。
共和党提出对于慈禧和宣统的告诉，刚好截断了北洋派和这些清室旧臣之间的联系。内外蒙古的王公在长春的运动会后已经重新完成了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效忠关系，因此对于共和党提出的告诉采取了沉默应对；至于前清旧臣则纷纷选择了告病回家，冷眼旁观北洋派对这间案子的处理。
北洋派内部对于这间案子也呈现了两极分化，上层如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对于清室还是有着极大的好感的，或者说他们现在的位置不得不表现出这样的立场，因此极力的想要撤销这件案子。
但是对于北洋中下层将领来说，他们对于清室完全没有这样的感情，有这样感情的话他们也不用跟着袁世凯逼迫清室退位了。事实上这些将领对于袁世凯对于清室和满清遗老的优待一直都是不满的，他们觉得自己提着脑袋帮袁世凯造了满清的反，结果袁世凯却拿着大把的银元给养退位的小皇帝和那些不肯出仕民国的遗老，也不肯犒劳他们这些替袁世凯卖命的军人，这可真是见了鬼了。
因此在段、徐等北洋高层为小皇帝卖力奔走的时候，下面的北洋官兵则都一边倒的支持了共和党，一方面是希望能给未来的东家留个好印象，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袁世凯优待清室作为的逆反心理。随着国民党也发声支持共和党的提告后，北洋派和拥护清室的政治力量就更加势单力孤了。
大理院的正卿、少卿鉴于案情复杂，一个个不是陈病回家，就是干脆留下一封辞职信跑路了。随着共和党、国民党把持的社会舆论对这案子越来越关注，北洋派中愿意出来为清室说话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毕竟大家都不傻，国民党打着总统府的旗帜关心案子，共和党又有着压倒北洋的实力，除了京兆附近的20余县外，顺直地区已经完全被共和党控制。而且共和党还在保定成立了陆军大营，正对着顺直地区的军队进行整顿改造，北洋派在北京根本闹不起风浪。
于是这件案子大理院已经是非判不可了，但是这件案子现在又成为了总统府和北洋派之间的角力，段祺瑞、徐世昌现在也是左右为难，一旦让案子进入司法程序，那么北洋派顿时就要烟消云散了。既然北洋派护不住清室，自然也护不住那些满清旧臣，他们都不肯为满清殉葬，自然就更加不可能和北洋派同始终了。
徐世昌在9月底第五次为这件案子找上耿谨文，却依然没能得到对方的任何承诺，他终于忍不住有些激动的向对方质问道：“贵党究竟要的是什么，如果贵党只是想要让我们这些人交权让位，那么至少也给我一句准话啊。”
耿谨文看着他沉默了许久才摇着头说道：“徐总理想岔了，本党要的不是权力，而是要推动社会进步。有些东西不算清楚，社会是无法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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