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十二月的早晨，透过江面迷濛的白雾，李茶花第一次看见了山城的全貌。然而不如今天看得清爽，云海为之绽开，没有雾，艳阳天，又居高临下，连那曲曲弯弯的盘山道，临江门和朝天门码头，以及往来于江面的小轮船都历历在目……对，船！她想起了一条大船。
那是一条巨型登陆艇——巨型，是十六岁女孩子心里的印象。就跟母校南开中学那些三层高的教学楼一样，在她记忆里也是巨型的。巨型，还是比出来的，开跋那天，足有一百只小木船围在这巨型登陆艇四周，哭声震天。小木船上坐着站着的都是学生们的家长，孩子们的父母。孩子们参军突然，报到的第二天一早就登艇出川，更突然。哪个孩子不是爹妈的心头肉呵，此去何方？何年何月再还乡？是生离死别么？果然有许多人是最后一面……可怜天下父母心吧，怎能不喊，怎能不哭。
父母仰面看不清呵。高高的登陆艇上，刚穿上军衣的孩子们黄乎乎一片。摇晃的小木船上，呼喊声掺杂着哭声，也是乱烘烘一片。
孩子们趴着铁栏杆往下看。真有趣儿，小木船象许多玩具。一叶扁舟，还是百舸争流？想不出更多的形容词儿来。总之，妈妈，我们长大啦，穿上军衣就是威武的军人啦，不再需要玩具啦……可怜的父母多么渺小！
李茶花趴着铁栏杆往下看。她确实觉得这艘登陆艇是巨型的，小木船是很渺小的。她没有看到自己的妈妈，重庆刚解放十天，妈妈一向胆小，大概不敢雇条小木船追到这里来。两个月以前，爸爸带着大姐菊花，绕道昆明、河内、香港，去台湾还是去美国？当时爸爸自己也说不准，妈妈就死活不肯跟着去，我知道，妈妈舍不得这个家，舍不下我这个幺妹，就哭着嚷着说是不敢坐飞机；爸爸在临动身的前一个礼拜就把我和菊花锁在屋里，我跳窗户跑回学校里躲起来，三千多人的南开校园，哈，特务都抓不到我，爸爸怎么找得到！
这是李茶花的一次胜利，抗拒了命运的安排。所以，趴着铁栏杆往下看小木船，她也不同情别人的父母。追到这儿来哭啥子？小木船怎么挡得住大兵舰！为啥子要把儿女锁在家庭的牢笼里？为啥子不给儿女以自由？快开船吧，大江东去……我们追求光明和自由，这情感是纯洁的！
我参加了解放军，解放，我就是要解放！
李茶花不愿意再俯瞰那些婆婆妈妈的小木船了，回过头来，恰好碰在我身上，就把她毛乎乎的脑袋靠在了我宽厚的胸脯上。
我比她大两岁，高一班，是高三毕业班的大哥哥。现在，我有意无意地已经担负起大哥哥的职责了——李茶花与廖渝生，当然更有个何倩啦，毋庸讳言，都是我“带”来参军的。而我自己，虽然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却已长得牛高马大，足足一米八十的大个子了。我为自己的体魄而骄傲，肩宽腰细腿长，上身象个倒三角，胸脯隆起硬肌肉，腹肌象个龟背图案，有对称的八块肌肉，这要感谢南开中学的单杠，还有踢足球的脚，举哑铃的胳臂，全年冷水浴的皮肤。虽然还没长胡须，嘴圈上只有一层细软的茸毛，但我下巴颏底下却突起了一颗喉结。自从长了这个神秘的玩意儿，我的嗓音就变得瓮声瓮气的了。音乐老师还说我宽厚的胸膛是共鸣箱，我也就成了南开合唱团的宝贝男中音，兼领唱。在何倩和李茶花这些高中二年级的女同学，也是从小姑娘向大姑娘演变着的女孩子心目中，我已经具有七八成吸引力了吧？否则她们为啥见到我就笑，没有逗她也要笑呢？
一次，排演话剧《雷雨》，受某种好奇心的驱使，何倩帮我系领带的时候，大胆地把手伸进我脖子里摸了一把，又红着脸说，“亚当偷吃了伊甸乐园的桃子，桃核卡在了他的脖子里……”我感到她的手指很柔软，脖子却是痒丝丝的，也是出于同样的好奇心吧，便乘机进行报复，抓住她白嫩的小爪子不放，使劲一捏，立刻疼得何倩眼泪汪汪，又不敢叫，怕别人听见，抱着小手直跳脚，旋即又在我背上擂鼓。何倩把这事儿告诉了李茶花。茶花的性情更开朗些，当着何倩的面对我说过：“我最爱听你唱歌！优美的男中音。告诉你个秘密吧：我不喜欢听廖渝生唱歌，唧唧唧，踩了猫尾巴，小男孩的童声，小白脸儿，象个女孩子！”
何倩的眼睛象黑葡萄珠一般闪着亮儿，两边看，想从我和茶花的表情里挑剔出一丁点儿破绽来。我懂得何倩的戒心，赶紧说茶花：“渝生比我小一岁呀，男大十八变！明年他也会变成男子汉。”
“谁要你说这个？渝生的好处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明白！”茶花的脸变成了一块红布。
我还是南开学生会“一二一剧团”的团长。在刚刚公演的大型话剧《雷雨》里饰周朴园。今天参军，我几乎把剧团的名角儿都“带”来了。这话并不夸张，演繁漪的何倩，演四凤的李茶花，演周萍的廖渝生都可以作证，如果不是我带头，这些小弟妹们未见得就敢爬上解放军的登陆艇。
登陆艇快启航的时候，《雷雨》家族的几个成员，全都聚在我身边，彼此依偎着。江风甚冷，江面传来父母的哭喊声也刺痛了大家的心……“好马不吃回头草！挺住。好男儿不回头！”我低声说着，给他们鼓气儿，免得有谁在父母的呼唤声中“临阵脱逃”，跑下登陆艇去。大家靠得更紧了。何倩公然拉住我的手。在南开校园里，只有夜幕降临了，她才敢偷着和我挽手散步；现在不同了，解放了啊，解放军的老同志一定都是反封建的勇士，主张各种自由的革命者，要不然怎么能叫解放军哩？怎么能解放全中国哩！而且，此时此地，我这个年龄最大的“周朴园”也就是个家长了，所以年龄最小的“四凤”公然把头靠在我的怀里，“繁漪”和“周萍”都不吃醋。
起锚了！几千马力的大柴油机发动啦。李茶花在一本苏联小说里学了个新名词，便认定这起锚的时刻是革命为我们这群“小布尔乔亚”拉开了人生的第一道帷幕。
“从此踏上了人生的征途……”我说。
“这是一条自由之路！”茶花喊了一声。
“应该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之路！”何倩喃喃地叙说着自己希望得到的一切，那么朦胧，又那么向往。她这个“繁漪”心里，此刻激起的涟漪比谁都多。
“太啰嗦啦！”李茶花反驳她，“只要有了自由，就有了一切！”
锚链的铛鎯声和柴油机巨大的轰隆声，渐渐淹没了大家的话语，也遮断了江面上父母们的哭喊声。孩子们的心声随着发动机而轰鸣，共鸣。个个儿的心里都开了锅，心血沸腾了。
启航之后，轰鸣声减弱。孩子们好象又听见了小木船上的哭喊声？……李茶花忽然想起国文课本里的诗，背诵了几句：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爹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抱足拦路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不对，此情此景都不对！”
“国文课本里可没有大兵舰和小木船……”
“解放军老同志为啥还不给咱们发枪？”
“发枪？连这身黄军服还是缴获国民党的哪。你就看不出，解放军老同志穿的绿军服！”
“对，这艘登陆艇也是缴获的，有洋文，美国造。”
“这不重要。反正咱们已经是军人啦！”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好象自己真的是出征去打仗了。
不知怎的，当这登陆艇开足了马力，从浑黄色的嘉陵江驶入蓝绿色扬子江的时候；小木船和父母们的哭喊声被远远甩开的时候；两江夹锁的山城也缓缓向后退去，在学生们眼前第一次展现出它的全貌的时候；这群身穿黄军衣的重庆青年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的眼泪滴在了李茶花头上，她的泪珠儿又洒在了何倩手背上。是热的，彼此都觉得出。
此时李茶花吃了一惊——她看见了一条人生的界限——黄色的嘉陵江水与绿色的扬子江水汇流处，水面上竟然有一条明显的分水线。登陆艇载着几百名重庆青年越过了这条界限。难道从此以后就是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独力去闯荡人生了么？
李茶花是南开高中二年级的才女，自幼读书甚多。当然是课外书啰。包括家中书架上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类五才子书；我从重庆大学偷着借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大众哲学》这样的禁书；姐姐李菊花买的《简爱》、《苔丝》、《心狱》（即《复活》）、《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花心蝶梦录》（即《上尉的女儿》）、和郭沫若用文言文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十二金钱镖》、《火烧红莲寺》、《金瓶梅》和冯玉奇写的若干坏书。她脑子里装着许多历史故事、爱情故事和离奇古怪的剑侠故事。而且又爱看川剧和演话剧，背得不少回肠荡气的戏文——戏文也是美文呵，比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正规课文精彩十倍。她既相信艾思奇讲的社会发展史，又觉到哪咤三太子以莲藕“脱胎换骨”的神话更有趣儿。带着这些五光十色的幻想，她拒绝把自己装在父亲的鸟笼里提到台湾或者三藩西斯科去，也不愿把自己拴在妈妈的衣襟上躲在上清寺的小洋楼里。而是决心攀上高高的登陆艇，与心爱的廖渝生等人结伴出川！象郭沫若和巴金那样，象一切有出息的四川青年人一样，踏浪东去，出川！
李茶花对前途充满了神秘感，还认准了自己将有一番闯荡江湖的侠女奇遇哩。然而，现在刚看见自己越过了嘉陵江与长江的分水线，她就忍受不住了，真想放声恸哭一场，大喊大叫着告别自己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可是，低眼看看身上的黄军服，已经是一名女兵了呀，怎么能大哭大叫……她抬起泪眼望着我，瞧瞧自己的靠山和大个子保护人，恳求道！“明哥，你唱个歌儿吧！”
我这时也是翻肠倒肚地难过，正想喊几声什么……唱歌？对呀，应该唱歌，必须唱歌。我在全校歌咏比赛中得过第一名，自量也是这登陆艇上的第一！艇上的解放军老同志们可能样样都好，但是我听见过你们集合开大会的时候互相拉歌子，几个连呀排呀，唱过来唱过去，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个《向前，向前》什么的进行曲，大都直着脖子吼，还跑调儿，严格说不是唱歌，而是喊歌，实在没法恭维。好，那就听我的吧。为了何倩，为了茶花的恳求，也要唱！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唱了这么一支歌，便在我今生的道路上造成了一个转折点；甚至还影响了李茶花她们终生的格局！那是后话了。眼前，没想到的一点，是我站在前甲板上这么一唱，竟然引起了满船歌声。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
巍巍我南开精神！
…………
扬子之滨，嘉陵之津，
巍巍我南开精神！
这是重庆南开中学的校歌。谁也不知道，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此时为什么要唱校歌。解放军老同志们则根本不知道这是一首什么歌？然而，艇上最大的领导干部，一位姓杨的团政治委员，见这群娃娃兵不再哭鼻子啦，而是齐声唱歌，还唱得蛮好听，他心里高兴，就没头没脑地给我们鼓掌，还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喊着：“再来一个好不好？小鬼！”
“好——！”别的老同志们应了一声。
我们学生兵却没有再唱，心情仍然是沉重的。也对杨政委的话儿感到奇怪，谁是小鬼？
另外几位干部，直接管理我们这群学生兵的区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刚才还很紧张，分别把守着登陆艇两侧的舷梯，生怕我们这些只有一天军龄的新战士经不住“家庭关”的考验，哭着闹着下船去；又怕我们的父母家长爬上了登陆艇来拽儿女回家。现在总算开船了，忽然又发现了我这个大个子新兵能够带领大伙儿唱歌，呀呀，这是个什么信号？是好事还是坏事儿？区队长和指导员们大多是从保卫部抽调来的保卫干事，他们知道重庆曾经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把话说白了，就是“国民党的老巢”；现在似乎已经发现了一名对手——船上居然有个一唱百应的“学生头儿”！难道还有什么小集团吗？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我加强了关注和提高了革命警惕性。我自然什么也不知道……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一切苦果都已变成了无可挽回的历史。不过，现在这么一唱校歌，大家才同时发现，原来这满船新兵当中，大多数都是南开中学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