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陆艇顺江而下，虽然走得很快，却远远达不到我们会背的“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速度。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的大兵舰还不如李白的小木船跑得快吗？学生兵议论纷纷。一位政治指导员立刻走到我们中间来打听：“有什么意见？可以向组织上反映。”
这使我们觉得很有趣儿。什么是“意见”？什么是“组织”？什么是“反映”？这些解放军的新名词儿，在我们的课本上和生活用语当中一个也没见过。真新鲜！
“你是不是问我们在谈什么？”我说。
指导员点了点头。
“李白出川，‘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他坐的是什么船？那么快！”李茶花见他不说话，又说：“你是指导员，就指导指导吧！”
指导员憋了个大红脸：“我不认识姓李的！他是什么人？你们对他有什么意见？”
茶花调皮地说：“是呀，谁认识李白呢？大概只有杜甫认识他。您还是去审问杜甫吧！”
学生兵大笑失声，李茶花大概又笑出眼泪来了。
“杜甫在船上吗？”指导员问。
我赶紧报告指导员；“杜甫不在船上。他大概是杜鲁门的亲戚，所以不敢参军，也就不可能爬到咱们的登陆艇上来。”
似乎终于找到了共同语言，指导员严肃地说，“杜鲁门是反动头子！他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这艘登陆艇就是杜鲁门给蒋介石的，被咱们缴获啦。现在开船的，还是原先国民党的海军人员，起义人员。刚起义嘛，思想包袱很重，大家不要给他们提意见啦！”
指导员走开以后，我们笑得更厉害了，因为大家还是不懂什么是“提意见”，什么是“思想包袱”。何倩又到我背上擂鼓，叫着“打死你这个杜鲁门！”
这时，艇上最大的干部杨政委笑眯眯地走过来，拉住何倩的手，半天不放，说道：“怎么能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当成杜鲁门哩？你要打杜鲁门，很好！可是不能打周仲明呀。”
“哟，杨政委，您已经记住我的名字啦！”
“记得咯，已经点过三次名了嘛。我这个政委，十天之内保证把你们的名字记个滚瓜烂熟！你叫何青是不是？”
何倩使劲儿才把手抽了回来，“我叫何倩，青字旁边还有个单立人儿。”
“记住啦，何倩。你为什么单单要打他呀？”
“他演过杜鲁门。”
“你会演剧？在哪里演的？”
“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开营火晚会，演了个活报剧《新霸王别姬》，我演杜鲁门。”
何倩把话接过去：“我演宋美龄，辞别了蒋介石，飞到杜鲁门那里去乞求美援。”
杨政委不笑了，皱起眉头，“小鬼不要吹牛皮啰！解放前在重庆，你们敢演剧骂蒋介石？骂宋美龄？那还能活到今天？”
“这是真的！我们对你吹牛有什么用？”我被他激怒了，大声说着，扭头走开。还听见李茶花在说：“国民党的特务是要抓学生，可是抓不着！”
杨政委又哈哈大笑起来：“小知识分子就是喜欢往自己脸上擦粉呵……”
登陆艇的确走得不快，中午到达长寿，伙食管理员上岸去买了几担青菜；傍晚到涪陵，又有一批刚参军的学生上了船；继续航行，天黑的时候在酆都泊岸，由于没有航标灯，就不敢夜航了。
我们立刻上岸去玩。一则因为艇上太挤，航行时甲板上的风大，又冷，我们只能拥挤在大通舱里，席地而坐，腿都坐麻了，极需上岸去散散步，活动一下筋脉；二则因为艇上只有一个单人厕所，连小便都要排队，所以不能禁止大家上岸去解大便。这登陆艇的设计，根本不是长途运兵用的——幸亏如此，否则杨政委肯定不准我们上岸去乱跑。
“一小时以后上船点名！”杨政委下了命令。值班区队长又大声宣布：“这是铁的纪律！违犯纪律的要受批评，作检讨！”
可惜，我们并不懂得什么是“批评”，什么是“检讨”，就高高兴兴地上岸去了。
“酆都是鬼城！是有名的阴曹地府……！”
读过许多神怪小说的李茶花小声说着，一手拉着廖渝生，一手拉着我，既吓唬别人，又吓唬自己。
大家觉得非常有趣。酆都沿江的一条河街，根本没有路灯，黑乎乎的，只有一些店铺里昏黄色的小油灯象鬼火样地闪烁着，具有极大的刺激性。青年人永远喜欢刺激。我们拉着手，讲着吓人的鬼故事，向河街深处走去，早把杨政委和区队长的命令忘光了。
“你们知道鬼买烧饼的事儿吗？”李茶花出了题目，自己又不敢往下讲，“哎哎，还是让明哥讲吧……”
何倩也害怕。无论如何已经远离重庆了，而且来到了酆都！她推开李茶花的手，把我的手“夺”过来拉着她哆哆嗦嗦的小爪子，这才催一声：“讲吧！”
“有一个屈死的女人，装进棺材以后，才生了个孩子，”我确实知道有这么个故事，就正儿八经地讲起来，“真可怜！妈妈是鬼，儿子可是个活人呀，没东西吃，饿得直哭。鬼妈妈就拿着从人间带来的纸钱，在天黑之后，到酆都城里买烧饼，揣在怀里，带回坟墓的棺材里去给孩子吃。鬼妈妈每个夜晚都要出来买烧饼，不说话，放下钱，拿了烧饼就走……”
李茶花按捺不住了，便大着胆子接着往下说：“可是，卖烧饼的老头儿发现了破绽，白天算账的时候，数铜板，总有两枚是假的——不是铜钱是纸钱！邻居的两个年轻后生就给老头出了个主意，在柜台上放一盆水，不论谁来买烧饼，收了铜板就丢进水盆里，看它沉不沉底。这时候，鬼妈妈又来买烧饼了，还是不说话，拿了烧饼放下钱就走。老头儿把她的钱丢进水盆，不沉底儿，漂在水面上！把老头儿也吓死了！”
“不对！”我接着说，“老头儿并没吓死。他立刻叫那两个年轻后生跟着女鬼追了下去，一直追到那座坟头，还听见了坟堆里有小孩儿的啼哭声。第二天，他们邀集了十几个人一块刨坟，撬开棺材一看，小男孩已经会爬了！而他的妈妈，不但身体没有腐烂，脸色还跟活人一样。原来是她的魂儿到酆都城的阎王殿报到，阎王爷听说她的棺材里还有个儿子，大发善心，便允许她把孩子养大了再来作鬼。可巧，判官也是一副慈悲心肠，知道这女人是屈死的，阎王又没说明年月日，只说允许她把孩子养大，好哇，几年才算养大呢？十年十五年都行啊！所以判官就在生死簿上给这女人留下了很长时间的活口……”
何倩紧紧地拉着我，她这“繁漪”的丰富感情又掀起了波澜，哭声地说：“我知道了，阴曹地府也是善人多啊！这个女人那样疼爱孩子，她一定可以起死回生！”
为了满足何倩的同情心，我立刻说：“对啦！刨坟的人们正在吃惊，那个女人已经睁开了眼睛，又坐起来，紧紧地抱住了她的儿子！”
“也要感谢卖烧饼的老头儿！”
“当然，这个妈妈还很年轻呀，她可以帮助老头儿做烧饼，把欠老头儿的钱还上！”
“我看，干脆认老头儿当干爹！那孩子也就是老头儿的外孙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拼拼凑凑，给这伤心的鬼故事编了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
遗憾的是，我们在河街转了一大圈儿，也没发现一家卖烧饼的，更没有哪个柜台上放着试钱的水盆儿。返回登陆艇的时间却晚了一个多小时……。
上船之后果然受了很严厉的批评。值班区队长是位东北大汉，腰带上挎着一支用红绸子包裹着的小手枪，站在通舱的中央，声色俱厉地把我们训了一顿。然后，是杨政委讲话，的态度还是和蔼的，说今晚有一半新战士没有按时回船，现在十一点了，还有四个同志没回来，“我已经派出去一个班，上岸去找他们！也许要找一个通宵……大家想想，你们上了船就可以睡觉啦，那一个班的老同志要不要睡觉？我这个政委，还有值班区队长，能不能睡觉？大家要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你们已经不是学生，不是老百姓，而是革命的新战士了咯！……”
杨政委的讲话，听起来倒还入耳；只是那个值班区队长，凶神似的，比训导主任还凶，令人反感。我和廖渝生挨着睡，他小声说：“我打听出来了，区队长是个连级干部，小连长！”
“小连长儿算个啥！这么凶？”我用鼻子嗤打着说。
在我的概念里，连长的确太小了。我这概念是从军棋里得出来的。下军棋的时候，总司令、军长、师长，是很重要的，能决定胜负；如被对方吃掉个旅长、团长，多少有点可惜；至于小连长、小排长，则往往用它去碰地雷，撞对方的炸弹，碰死几个毫不可惜……真是岂有此理，你一个小小连长，就把大伙训了十几分钟，你算老几！
渝生又说：“小连长，给我爸爸提皮包都不够格儿！”
他这话说得又对又不对。他爸爸在黄浦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又进了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一回国就当旅长，前两年已经是中将军长了。他身边的参谋至少也是个校官。但是，他们是国民党呀，怎么能跟共产党相提并论哩！想到这儿，我就不跟渝生咬耳朵了。
登陆艇在航行的时候，走得相当平稳；现在泊岸抛锚，船身反而摇晃得很厉害，横向摆幅在30度左右，新老战士都有晕船的，不断有人跑出通舱，到甲板上去吹风，或者呕吐。艇上有电，通舱里的电灯一直亮着，更使大家睡不宁。我抬抬头，就能看见何倩披着棉袄坐在那边，李茶花躺着，伸出胳臂来给她捶背。可怜的何倩一定是晕船了。
我没法过去安慰她。睡觉的区域是严格划开的，女兵们集中在舱底的一角。她们的周围睡着两行老同志，包括政委、指导员和区队长们，组成了双层保卫圈儿。我很佩服老同志的品格和高见，如果不把我们隔开，何倩必定要睡到我的身旁，至少也会悄悄从被子底下伸过一只哆哆嗦嗦的小爪子来，让我拉着，她才敢放心地睡，而不怕梦见那个买烧饼的女鬼。
现在，我们谁也睡不着。不知过了多久，甲板上传来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大概是那四个新兵被找回来了。我们知道那是两男两女。我们的行李都是自己从学校带来的，现在每人在通舱里摊开着一个地铺。他们四人的铺盖也被老同志给摊开了，在双层保卫线的两边各空着两个铺位，所以我们知道那是两男两女。此外还空着两个铺位，是杨政委和值班区队长的。至于那个警卫班，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分别睡在机房、驾驶室和前后甲板上的，而且轮班放哨，从来睡不了一个囫囵觉。那四个新兵回到了通舱里，大家都抬起脑袋看他们，被看的并没有什么惭愧的表情，大大方方地躺下就睡。
一直等到何倩也躺下了，我的眼皮才开始打架。通舱里的电灯要亮个通宵。睡梦中的翻身，或者矇矇眬眬的睁一下眼皮，就能瞥见杨政委和值班区队长，披着棉袄，坐在自己的被褥上抽烟……直到天亮，吹哨子喊大家起床。
因此，我又有点钦佩杨政委和值班区队长了。他俩白天也不睡觉，而是不停地找新兵谈话——“个别谈话”大概也是老同志的嗜好。
登陆艇第二天停泊在万县过夜。第三天中午路过奉节，可以望见刘备托孤的白帝城。从此便进入了瞿塘峡，两岸山崖陡峭如削，江风再冷，我们还是要站到甲板上来看三峡风景。
值班区队长又来干涉了，哨子一吹，“下来，都回舱里休息去。上边风大，吹病了！”
“这儿是三峡呀！过三峡还不准看哪？”
“刚进瞿塘峡，下面是更好看的巫峡！”
“让我们看看吧，一辈子能过几回三峡呀！”
学生兵纷纷抗议，大都不服从他的哨子。
“有什么好看的，穷山恶水！”值班区队长发了脾气，“喜欢山水呀，往后有的是！有你们一辈子也爬不完的大山！快下去！”
“这儿是三峡！”李茶花叫了一声。
区队长冲到她面前，“三个峡？到了湘西，还有八个峡哪！”
李茶花又笑得前仰后合了，直擦眼泪。在嘻嘻哈哈的学生兵面前，区队长恼羞成怒，命令警卫排长：“把他们轰到舱里去！”
“警卫排集合！”排长露出了一脸凶相。
当警卫排的三十几名战士手握步枪、冲锋枪在前甲板上列队集合；值班区队长动手推学生兵，而且推了李茶花一把的时候；我这个一米八的大哥哥兼保护人已经气炸了肺，猛劲把那东北大汉推了个趔趄。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区队长动手掏枪，可惜他那支小手枪用红绸子裹着，掏枪的动作拖泥带水；何倩和李茶花已经用身子挡在了我的胸前。
“住手！乱弹琴！”杨政委大喝一声，冲到了值班区队长面前，一把夺了他的手枪。
警卫排的战士们一动不动的站在原地。
“你们要干什么？这些学生都是阶级兄弟！亲姊妹！他们不是俘虏兵，不是国民党……”杨政委把值班区队长臭骂了一顿之后，当众宣布：“撤销你区队长的职务。不准带枪。先到炊事班去劳动，明天当众作检讨！”
他气犹未消，朝警卫排大喝一声：“解散！回原岗位！”
警卫排解散了。那位排长气乎乎地指着我对杨政委说：“留点神，这个野小子他会打人！”
杨政委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说，“会唱歌儿，会演剧，还会打人！锻炼锻炼，也许是个好样儿的！”
排长说：“把他分给我们警卫连吧！”
“干什么？”
“叫他扛机枪，大个子，要不就扛六○炮。扛上半年六个月，就是野骡子野马也把他压服了！”
“小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宝贝！不能那样使用。”杨政委说着，又往我背上拍了一掌。
政委诙谐的话语，逗笑了一些学生兵。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李茶花被区队长推了一把，气哭了，现在走过来说：“要那个野蛮的区队长赔不是！”
“对啰，当众检讨就是给大家赔不是嘛！”
杨政委并没有训斥我，也没有命令学生兵回到通舱里去，说完这些话之后就走开了。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他当天就把我列入了“可疑分子”的小名单。
当时我们还认定了他是个通情达理的老同志，觉得他比野蛮的区队长水平高，便高高兴兴地聚在甲板上看三峡风景。此时的长江正穿行在大巴山脉、大神农架和巫山的群峰之间，水流湍急，江涛訇鸣，崖高天窄，惊心动魄。李茶花经常靠到我身上，紧紧地靠着，由于刚才区队长掏枪的时刻她与何倩勇敢地用身子护卫我，此时我们的心贴得更紧了，觉得彼此都是对方的保护人。
夜泊巴东。大家心里明白，已经穿过了四川盆地的“盆沿”，出川了！这里已经是湖北省啦，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儿。现在回想起来，是一种心理上的失落感，“失落”了故乡！
为了弥补这种失落感，我们没在艇上吃熬青菜粉条大馒头，而是跑到巴东街上的饭馆里去“打牙祭”。物价十分便宜。一块银元就叫了满桌菜，有豆瓣鱼，红烧蹄□，腊肉炒冬笋，辣椒炒豆腐干，还有糯米酒。《雷雨》家族的八位成员大吃二喝，胀得肚儿溜溜圆，还是吃不完。原来一块银元真顶用啊！何倩偷着告诉我，她一人就带着五十多枚“袁大头”，算一算，每个星期打一次牙祭，也够花一年的。
“一年以后，再也没仗可打了吧？”
“当然。那时候咱俩一块去读北大！”
“读清华吧？南开大学也行。”
“能考上吗？”
“当然，不在话下！”
李茶花也凑过来咬耳朵：“明哥，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何倩拧她一把，“你还是跟渝生在一起吧！”
这天晚上回登陆艇，比在酆都还晚，新任的值班区队长只清点人数，不训人。杨政委看见何倩和李茶花的脸蛋儿红扑扑的，也不问。
这一夜，登陆艇照样摇晃。我们喝多了甜酒，就拿它当个大摇篮，睡得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