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想象李茶花在战俘营里怎样生活。我对战俘营一无所知。重庆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是战俘营吗？肯定不是。那里面关押政治犯，只有二三百人，国民党特务残害政治犯，目的是明显的，想从他们嘴里掏出一些秘密来。李茶花知道什么秘密哩！战俘就是战俘，两军交战，明火执杖，受伤了，或者失却了战斗力，不幸被俘，这有什么秘密？何况战俘营里不是几百人，而是几千人，象这个三山战俘营一样，你要残害哪一个呢？为什么要残害他们呢？报复吗？有本事就到火线上去打嘛，何必虐待失去了战斗力的俘虏兵！
可是我又想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抗战胜利之后，重庆的美国新闻处，把这部德寇残杀犹太人的纪录影片拿到南开校园里放映过。高高的铁丝网，巨大的焚尸炉，冒着黑烟的大烟囱，成堆的金牙齿，用人油制造的肥皂，一箱一箱装上运货的大卡车……一组最可怕的镜头来回在我眼前闪现，睁眼闭眼都看得见：一群犹太妇女，在德国兵的刺刀下排着队，通过一道道关卡。先是放下行李卷和手提箱，被夺走怀抱的婴儿；第二道关卡，则是脱掉外衣，摘下手表、眼镜；进了第三道门，是个有围墙的院子，女人们全都脱得一丝不挂了，几名德国军官举着摄影机和照象机，对着年轻女人的光身子拍照；前面就是她们一无所知的煤气室！女人们排着队在刺刀的逼迫下走进去……有几个身材美好的姑娘被拉出行列……在另一处酒吧间里，德国军官把香烟举到姑娘脸前，叫她摇晃乳房，否则烟头就戳了上去……
这是美国新闻处放映的纪录片。按说，他们也痛恨德国法西斯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吧？
我不应该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更不应该把这魔窟与李茶花的处境联系在一起。那太残忍啦。然而，思想也是一个大混蛋，不该想的事儿偏要想。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个杀人工厂，希特勒是个疯子，他搞的是种族灭绝。那与战俘营是两码事儿！我强迫自己这样想。
然而，我对战俘营还是一无所知。正因为无知，我才产生了许多奇怪的想法。其中一个怪想法，就是由于对李茶花的担心，我才迫不及待地要详细观察三山战俘营，尽管我明明知道志愿军的俘虏政策是很宽大的。
我们翻译组的同志，职务名称并非译员，而是教员。还有一批政工干部，大多是机关调来的保卫干事、宣传干事和政治指导员，也一律称为教员。我们的任务，是对战俘进行政治教育，或日教化工作。与我们教育处平行的还有管理处、警务处和后勤处。各处处长都不暴露姓名，而是一律称呼代号：“八一”、“八二”、“八三”、“八四”。这天，“八四”来电话，要一名教员陪着他的管理员去发香烟。还是个很轻巧的差事，我便笑嘻嘻地接受了“八四”的指派。
孙管理员本来就是后勤部门的兵站管理员，在三山战俘营，他们这些后勤干部，与管理处的侦察参谋、敌工参谋、连长排长们统称管理员，所以他很得意，拍着我的肩膀，一口一个“周教员”，边走边谈。
“周教员，咱这战俘营的规矩，只提姓，不提名儿，您就叫我孙管理员好啦。”
“为啥不提名儿？”
“哎呀，在俘虏堆儿里工作嘛，干吗让他记住咱的名字呢？”
“他记住了又怎么样？”
“那可不好！这帮家伙，咱留着没用，迟早要放他回国，那么，将来他写个什么文章，搞个什么广播，指名道姓说你张三李四如何如何，那多不好！”
“噢，什么时候放他们回国哩？”其实我心里想的是李茶花，会不会有一个互相交换战俘的日子呢？
“这可说不上。仗打得正紧哩，不能放。将来解放了整个朝鲜，再放。”
我俩走进了一条集中关押美国俘虏的大山沟。两面山脊上都有岗哨，松树林里架着机关枪和六○迫击炮，我们管理干部进进出出却不带武器，这样更保险一些。这条山沟足有四五里长，山坡上有许多防空洞和帆布帐篷，走近了才看得清。美国飞机天天到这山沟里来钻一两次，低空侦察，俘虏兵就跑出来大喊大叫，朝着飞机扔帽子、挥舞衣服，于是达成了一种默契，我们不打高射炮，敌机也不轰炸战俘营。
孙管理员把我领进了一个相当大的防空洞。这是一个半掘开式、用红松圆木挨排儿架起屋顶，又在顶子上培了三尺黄土的掩蔽部。看样子是志愿军战士以前修建的，完全可以抵挡住敌机扫射。现在里面住着十几名黑人士兵和几名白人小军官。他们是协助战俘营管理员的一个“生活小组”。
“放心，这些人都比较老实，听话。”孙管理员说着，往防空洞中央一站，这二十来个战俘也都从土炕上跳下来，自动站成一列。
“这位是周教员！”
他介绍完了之后，还得由我自己翻译。战俘们立刻笑了，笑得挺自然，有几个伸出手来，却站在原地不动，希望我走过去与之握手。孙管理员点点头。我上前与他们握手的时候，战俘们才七嘴八舌地说道：
“你的英语真好！”
“是我家乡的口音，美国语音。”
“你使我想起了得科萨斯！”
“周！你真漂亮，象美国人。”
“你象神学院的学生！”
“你象我妹妹的朋友……”说着，一个白人小军官立刻掏出他妹妹的照片给我看，指着那位蓝眼珠的姑娘对我说，“你一定认识她！”
糟啦，我笑出了声。幸亏孙管理员不擅长打小报告，否则会不会批评我丧失立场呢？我看着这些与我一般年纪的战俘，嘴圈上只长了一层茸毛的大孩子，听着他们天真幼稚的话语，就憋不住笑。多半是丧失了革命警惕性。我是否真的使他想起了得科萨斯，难以肯定，但他确实使我想起了重庆南开中学。从初一开始，上英语课的时候，课堂里就只准说英语，我的老师还是一位中美混血儿，她坚持教我们美国语音，还说，“你们学英语，将来十之八九是跟美国人对话；英国人太古板，已经从那‘日不落国’的地位上滑下去，越来越不中用了！”这位林老师，使用文幼章编的教科书，一直跟班把我们教到了高中三年级，而且高二的时候就要求我们用英文写信、作文，阅读很厚的原文版小说《一千零一夜》了。她还欢迎我们到家里去玩，听“美国之音”的广播，学唱了几十首英文圣诞歌和赞美诗，我们南开校歌实际上就是套用了《新生王》的曲谱，这是我在林老师家里学唱《新生王》的时候才弄明白的，觉得十分亲切。现在我憋不住发笑，因为猛然想起了林老师关于“十之八九跟美国人对话”的预言，而且面前的美国俘虏兵还说我带着他家乡的口音。
在我忘记了革命警惕性，与美国战俘随便交谈，又陷入了对母校和老师的回忆的当儿，孙管理员已领着两名黑人小组长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三箱大生产牌香烟。这是沈阳出产的名牌香烟。我虽然还不会吸烟，说准确了是为了保护歌喉而忌烟，却经常见到文工团刘团长吸的就是“大生产”。我心里暗暗高兴，给战俘发“大生产”香烟，简直超出了“宽大”的框框，而是一种“优待”了！那么，敌人的战俘营里是不是也有可能不虐待李茶花呢？但愿如此！如果美国兵不象德国兵那样惨无人道就好。
“周教员，跟他们讲一讲，每人每天五支香烟。不抽烟的可以把自己的一份让给烟瘾大的。但是，第一，不准抢黑人的香烟；第二，不准赌博！”孙管理员板着脸说。
“赌博？”我问。
“对，这帮美国佬，恶习难改！什么都赌。进来的时候，把他们的手表、钢笔、钱，每个人的财物装个小纸口袋，写上姓名，编上号，统一给他们保管起来，可他们还要赌！发个糖精馒头也要赌，领了香烟更要赌。等会儿咱们去检查，一看就知道啦！先给他们宣布纪律：婊子养的，谁赌烟卷儿，就扣发十天香烟！唔，你翻译的时候可别说婊子养的……”
我作了翻译。看着孙管理员的木板子脸，战俘“生活小组”的二十来人全都失却笑容，立正站好。然后拆开纸箱，每箱50条烟，在孙管理员指点下，每人抱几条，就沿着大山沟分头发香烟去了。
拆箱的时候，老孙让我宣布，还是按以往的规矩，四天发一次，每人发一包。火柴则是保存在各班班长手里，公用。我简略推算一下，这条大山沟里大约关押着一千五百名美国俘虏。
我跟着孙管理员随后便去检查。有点使我胸口发堵的事儿，倒是亲眼所见的这些美国战俘，绝大多数都只有十八九岁。我随便问了几个，有的是应征入伍的学生，有的是失业工人。
“给我照相吧，先生！”
“我来这里一个多月了，请你早些给我照相吧！”
这使我想起文工团行军路上抓获的那个飞行员，他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照相和登记。真怪，我若当了战俘，一定隐姓埋名，最好找条地缝钻进去！“他们为啥喜欢照相呢？”
“周教员，你不懂，”孙管理员以战俘营的老干部自居，告诉我，“这帮美国佬，不知羞耻，为了照相，还争先恐后地打架哩。你猜他图个啥？相处久了，我才弄明白，美国部队里有一种反动教育，说共产党最喜欢搞宣传，抓住战俘就照相，然后登在报纸上，向全世界宣传胜利。别瞧这群美国兵年纪轻，可不傻，他们就是把希望寄托在照相宣传上边——只要他的相片登了报，传到外边去了，他的国家，他的亲属，就有可能知道他还活着！就会想方设法营救他。至少也掌握了一件证据，证明他落在了志愿军手里，迟早总会有一天，譬如战争结束了，他们就可以据此向志愿军要人！”
听了这话，我的胸口更加堵得慌了。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更不敢对别人说。是同情战俘吗？怎么可以同情敌人哩！他们不是曾经疯狂地屠杀过朝鲜人民么！那为啥还要给他们发香烟？给他们发志愿军的棉大衣？让他们吃志愿军的伙食？包括他们用英语说的“中国白面包”——糖精馒头？
我只能说，战俘营是个荒唐的东西。
孙管理员把我领到了一座草绿色帆布帐篷后边，从后窗口往里看。一群美国“少爷兵”正要开始赌博。其中一个跑到帐篷门口往外扫视了一眼，回头把食指竖在嘴唇上轻轻嘘了一声。另一名赌徒立刻从棉大衣上揪下一颗大扣子来，放进带把的搪瓷缸子里（这缸子是中国造，也是战俘营发的），用手捂住口，使劲摇晃几下，摇得哗啦啦响，然后突然扣在地铺的雨布上，别的赌徒们立刻往缸子两侧下赌注——每人放下一两支大生产香烟。坐庄的赌徒当众掀开搪瓷缸子，“少爷兵”们同时发出“吔”的一声惊叹。庄主便收走输方的烟卷儿，又用它赔给赢了的一方，可喜富余两支，便笑眯眯地夹在了左右两个耳朵后边。他右手边的一名赌徒开始坐庄了，再次摇响搪瓷缸子……
孙管理员拉拉我的手，刚要绕到前门去抓赌，忽又停住，继续从后窗口往里瞧。原来是“生活小组”的两名黑人闯了进去，大喝一声“不准动！”吓得那些白人赌徒一个个沮丧地站了起来。一名黑人没收了他们的赌具（一颗大衣钮扣）和雨布上所有的几十支烟卷，另一名黑人左右开弓，两拳打翻了那两个坐庄的白人。其中一个耳朵上的烟卷跌落，也被没收了。
我看得目瞪口呆，为什么十几个白人，反而怕两个黑人，谁也不敢还手呢？
只听一名黑人振振有词地说道：“中国朋友恢复了上帝的正义，允许我们惩罚白人的邪恶！赌博是罪恶的深渊。你必须忏悔！”说着，他把棉大衣上缺钮扣的小白人抓住，象拎小鸡一样揪到帐篷门外……待我绕过去的时候，只见这名白人俘虏已经双手捧起一本小册子，直挺挺地站在太阳底下小声念着。
孙管理员对我说，“这是‘生活小组’自己增加的一条规矩，要背一页书，才还给他那颗大衣扣子。”
“什么书？”
“咱们战俘营发的学习材料呀！”
“扣子怎么啦？”
“嗐，这帮婊子养的，没有扑克牌，没有钱币，就揪个扣子赌阴阳面儿！所以呀，谁身上少了扣子，黑人就可以揍他！”
“黑人敢打白人？”
“刚进战俘营的时候，还是白人欺负黑人，挑水、砍柴、打扫厕所，叫他们轮流值班，结果还是逼着黑人去干。经过咱们一教育，黑人知道了志愿军反对种族压迫，立刻就牛气起来啦，讲平等嘛，两个白人也打不过一个黑人！”
我又憋不住地笑了。见我挺开心的样子，那个“生活小组”的黑人立刻凑过来，指着晒太阳背书的自人对我说：“给他洗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