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就意味着分手，分手又盼望着重逢。
在赤松林里引得何倩流泪的这两句打油诗，很快就变成了现实生活的写照。我突然被调回了文工团，在小歌剧《一家人》里饰男主角。
连向何倩告别一声都来不及！
零三首长到三山战俘营来检查工作，决定了把“杂牌军”里的土耳其战俘转移到另外一座营地去。原因是我们这里没人懂土语。
“小周会点嘎子英国话，小白还会点嘎子法国话，不简单咯！可惜我们一个军，也找不出一名会土耳其话的，所以，干脆把他们转走。这不是三山战俘营的缺点。你们工作很辛苦，很有成绩；这是朝鲜战争太复杂咯，还有个什么土耳其旅，哈哈，已经被我军一口吃掉咯！”
零三首长就是我们军的保卫部副部长杨清正，他大概被抽出来专管战俘工作，统辖几座战俘营，也许是临时兼管。反正他是大首长，调我来这儿当翻译，他只消给文工团刘团长打个电话就行。现在，他坐在我们翻译组的帐篷里听取汇报，当场拍板决定问题。
“报告首长，我们已经有办法管理土耳其战俘啦。不转走也行，不要给兄弟部队添麻烦吧！”
这话是教育处长“八一”说的，以表示他勇挑重担的决心。白颖低着眼皮不帮腔，这是不赞同“八一”意见的一种明确表示。至于我们这些小翻译，一想到土耳其战俘的顽固样儿就想笑。由于语言不通，几乎天天闹笑话的。
“还是转走吧。据说土耳其军队里的反动教育蛮凶咯，语言不通，他连饭都不敢吃！”
“杨部长，您说对啦，可我们也没让他饿死。”
我一发言，立刻遭到白颖一个快速的悄悄的白眼，大概是提醒我注意身份。
“小鬼，他不吃饭你怎么办的？”
我一点也不怕杨部长，在登陆艇上就没怕过嘛。为啥不能跟首长谈话呢？白颖越不让我说话，我就越要说！
“我知道他们饿极啦，就拿几个大白馒头去馋他，可是他们贼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就是不肯接过去。那好，你不吃，我吃！我刚咬了一口，唰的一声，几条胳臂同时伸过来抢这半拉馒头，抢到手就拚命往嘴里塞，差点儿没把他自己噎死！”
“哈哈哈哈！”杨部长大笑起来，“对头咯，他受了反动教育，以为我们的馒头里边放了毒药——不是杀人的毒药，而是一种洗脑筋的迷魂药咯。这下子问题解决啦？”
“没有。别的馒头他们还是不敢吃。我就每个馒头咬一口，看他们抢着玩……”
说得大家都笑了。“八一”立刻汇报：“后来，小周他们发明了一个绝招儿，把一大桶高梁米饭抬到土耳其战俘面前，用勺子上下翻腾，然后当着面随便舀一勺就吃，这桶饭呀，立刻被战俘抢个精光！”
杨部长又笑了一通，问：“还有什么笑话？”
“有的是！”我说，“最有趣儿的是给他们剃头。为了消灭虱子呀，可是说不通，就得把他捆起来，一边剃头他一边嚎，象宰猪似的叫唤！”
杨部长把脸一板：“别说啦！明天就把他们转走，执行命令！”
就在这天吃过午饭之后，杨部长突然叫我打背包，立刻跟着他的吉普车回军文工团去。我的脑袋又是嗡的一响，何倩啊，我说命运专会开玩笑，你信不信？咱们一块参军十六个月啦，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却只有六天，单独在一起的时间也许不超过六个钟头……我将坐着首长的小汽车，从你们卫生所那片可爱的赤松林前边穿过，你会抬起头来看我一眼么？
军人打背包，只消五分钟。有一句歌词，“打起背包就出发”，唱起来更快，只用两秒钟。两秒钟也罢，五分钟也罢，军人的命运，一生中的许多次转折，就发生在这分秒之间啊。白颖组长语重心长地劝过我，“要学会适应部队生活”，说实在的，行动上我能适应，能服从，只是感情上受不了。大概这就是我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原因吧？
在我打背包的这五分钟时间里，“八一”和别的翻译们大都围着零三首长，在聆听什么教导。我与你们共事两个月，说走就走，你们就丝毫惜别之情也没有么？你们真的改造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了么？这也使我暗暗伤心。
见我无言，白颖悄悄地走过来，拍拍肩，说了一句：“我还会找你的！”什么意思？我没听懂，也不想问。
直到登车的时候，“八一”和同志们才突然爆发出极大的热情，使劲跟我握手，拥抱，有几个还红了眼圈儿，好象有一肚子话都来不及说了——刚才为啥不说哩？偏偏耗到这开车前的一分钟！
也许军人有自己独特的感情，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吧。我不理解。这证明我还是一名新兵。
回到文工团之后，又是另一番景象。早起吊嗓儿，练歌；上午排戏，背台词儿；下午照例要睡一觉，然后便是做演出前的准备工作。演员主要是化妆。带着妆吃晚饭，男女都抹成了关公脸儿，浓眉大眼，没有双眼皮的也要画出来，以表现正面人物的忠勇智慧。反派人物都是灰白脸儿，腮帮子加黑，额头涂青色，一个个尖嘴猴腮三角眼，以揭示纸老虎外强中干的本质。我们自己看惯了，不觉奇怪；朝鲜小孩看见了，不论红脸白脸都害怕，吓得直哭。
现在已经是一九五一年初夏，仗还在打，也很激烈，只不过双方的阵地相对稳定下来了，不象四个月以前那般大进大退，来回拉大锯。因此，双方伤亡虽然还很多，新战俘却不多了。也许这就是把我调回来的原因——志愿军创造了坑道战，文工团队也可以到“地下长城”里边去慰问演出啦。
暂时还没有组织火线演出队。我们文工团就住在军部附近的村子里排练，同时给二线部队演出。男男女女，蹦蹦跳跳，红脸白脸，简单说教……这种生活对我来说，索然无味。
我开始读书。把每个月的津贴费（旧币）十万元全数寄给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邮购部，立个户头，他们就按期把新书目录寄给我；填了购书单，写上帐号，再寄回去，不久就能收到要买的新书。我给何倩写信说：“咱们都在学习的年龄就投身革命，这很好！可也不要荒废了学业。咱们建立一个小小随军图书馆吧！跟廖渝生他们互相交换书刊，反正军邮很方便，不收钱。”不久，何倩回信，“我举双手赞成！我的津贴费也全部买书，除了大学课本就买小说、诗歌，还要买名人传记……将来书多了，行军背不动，就存在我们野战医院吧，我当这个图书管理员！”
后来，我做了个统计，在朝鲜四年期间，我阅读各种书（主要是文艺书）二百八十多本，平均每周看一本书，收获极大。我给何倩写信说：“这是咱俩的抗美援朝大学！”同时，我的档案里至今还写着这条缺点：
该同志思想复杂，脱离群众，好高务（骛）远，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虽然能够吃苦，完成任务，多次立功，但在表现积极的同时，仍然忘（妄）想回国上大学，暴露该同志参军动机不纯……主要错误表现是天天读书，与另几名参军动机不纯之同学互相交换读书，而且月（阅）读洋书、古书，防（妨）害思想改造。经其本人坦白交待，左（佐）以组织调查，其月读书目清单付（附）后，建议在下次思想整风运动中撤（澈）查。
为什么这样的材料至今还留在我的档案袋里？那是另一个故事，另一个笑话了。
当时，我一有空就读书，不打扑克不下棋，不跟大伙一块聊天儿，确实有点脱离群众；特别是不主动向党团员汇报思想，人家对我不了解，说我清高，不虚心靠近组织，也是实情。
当然，我的优点也很多，唱歌演戏都能漂亮地完成任务，是文工团的台柱子；身体强壮，行军打仗从不含糊，所以还能立功。此外还有个大优点，就是不爱搭理女同志，嫌她们讨厌。这就使得刘团长、戏剧队长和政治协理员都对我的“男女作风”感到满意和放心，说我“也有老实的一面”！这真是莫大的冤枉。在我眼里只有何倩。文工团的几十个丫头蛋子跟何倩一比，不是歪瓜裂枣，也是没心没肺的布娃娃，难得让我正眼看她几秒钟。
日子就是这样飞快地过去了。十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了关于朝鲜停战的建议。朝中方面立即响应。泥足深陷的美英法等国家，也被迫表示“赞赏”。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
“周仲明，马上到军部联络部去报到！”
联络部这名称，平时我们很少谈论，总觉得它神秘莫测。也曾东一耳朵、西一耳朵的听老同志们说过，好象它的前身，在国内解放战争时期叫做敌工部，所以现在还有些同志管联络参谋叫敌工参谋；似乎抗日战争时期还叫过锄奸部；红军时期，它的下辖单位还有什么特务连……特务，也没啥可怕，从字面上讲，就是“特别任务”。那也是革命任务嘛，只不过比普通任务特别一点罢了。可是“干吗叫我到联络部去呢”？
“服从命令！我也不知道干吗？快去吧。”
刘团长历来不跟我开玩笑。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开玩笑的心情，既然听见了“命令”二字，那就绝对不能再讲价钱了。“不听令，要你的命！”这是战士们注解“命令”的一句怪话儿，倒也解释得明白无误。于是我闭住嘴巴，又一次快速打背包，只消五分钟……
军部并不远。一小时以后，我便换上了一套将校呢的漂亮军服，油光锃亮的大马靴，俨然一位气宇轩昂的青年军官，坐在苏制的吉普车里，被送往朝鲜停战谈判的中立区——环球瞩目的小小村镇板门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