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的笑话发生在另外两次记者招待会上，由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官员进行仲裁，而酿成了十足的喜剧。
这天，双方联络官正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一名美国记者接连向我方提出挑衅性问题；遭到我方联络官驳斥之后，他又摆出一副讥笑的面孔，还不停地耸肩，摇头，轻浮地吹一两声口哨，象个流氓、兵痞。此人非常讨厌。我们正对他恨得牙痒的时候，他大剌剌地跷起二郎腿来，正好踢在了身旁坐着的一位新华社女记者的裙子上。
“对不起！”美国记者随口说了一句。
我们的女记者也许不懂英语，也许不愿意搭理他，没有回话。只见白颖组长已跑到跟前，指着这个讨厌的美国记者，对中立国的警官说，“他是个流氓！他行凶打人！踢了这位小姐！”
美国记者嚷了起来：“不，不！我没有打人。这是你的误会！”
中立国的警官立刻赶过来进行调解。因为大家很快地说着英语，我们的女同志肯定是听不懂了，坐在原处一言不发，一动不动。
白颖坚持说美国记者打人踢人。美国记者的脾气也很坏，大吵大闹，拒不承认。记者招待会算是开不下去了。
此时，必须由中立国警官维持秩序。所谓中立国，也并不可能完全中立。先说组成这个“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五个成员国吧，波兰和捷克，明显地偏向我方；瑞士和瑞典，则同样地偏向对方。究竟是不是美国记者行凶踢人了呢？这些警官们的意见也发生了分歧。此时只能由“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主席——印度的警官进行仲裁了。这位在场的印度警官（并非什么高级负责人，看样子只有二十多岁），长着络腮胡子，缠着威武的大包头，走到我们的女记者面前，问道：“小姐，他踢了你吗？你受伤害了吗？”
女记者还是听不懂，不动声色地坐着，等待翻译。我见白颖不予翻译，也紧闭嘴唇不说话。这时，白颖叫印度警官低头看看，女记者的裙子上果然有一片泥土，是明显的证据。
美国记者急了，也弯下腰去察看女记者的裙子，并伸手要拍掉那片泥土。就在此时，女记者大怒，一掌打开伸向她裙子的手，涨红着脸，尖起嗓子叫了一声。
她这一叫可不得了，满座皆惊。许多人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却看见了美国记者向女人裙子伸手，又被一掌打开……大家纷纷站了起来，用各种语言咒骂那个流氓记者；印度警官也立即作出了裁决，大喝一声：“驱逐出场！”
中立国警察当即执行，不容分说就架起流氓记者的两条胳臂，连推带搡地驱逐出去了。
对于这件事，我怎么也想不通。晚上悄悄地问白颖：“这公道吗？”
白颖登时发了火，“你跟谁要公道？这是对敌斗争，你懂不懂？周仲明同志！立场，立场，把话说到底，还是个立场问题啊！”
“就不能站在公道的立场上吗？”
“什么？你的想法简直令我吃惊！你想想看：两军对垒，开枪开炮，一方是我军，一方是敌军，敌死我活的斗争，火线就是非常鲜明的阶级阵线！你究竟站在哪一边呢？你那个公道的立场在哪儿呢？在火线的正中央吗？不偏不倚——两边的炮火都打你！”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你先说这件事：那个美国记者是不是一个反动记者？”
“没错！他提的问题很反动，很恶毒。”
“那么你还要站到他的立场上替他说话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嚷了一声。
“还能有什么意思呢？”
“我是说，他并没有耍流氓，也没有故意行凶打人。”
“还是呀，你还是在替敌人辩护呀！”
“您为啥一再给我扣大帽子哩！这能让我心服口服吗？”
白颖缓和了态度，深深叹了一口气，“唉！小知识分子总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有文化，不盲从……你就不会从牛犄角尖里退出身来，站得高一点，从更大的范围里辨别是非吗？”
“我只尊重事实。”
“好！我问你，反动记者故意提出一连串的挑衅性问题，是不是一种政治上的流氓态度？他提出如此恶毒的问题，是不是企图打击我们的威信？对志愿军出国作战进行造谣中伤？对于这样顽固的反动记者，我们要不要当场给予有力的反击？……你只尊重事实，难道我说的不是更大的事实吗？”
“您说的都对。可我还是想不通。”
“好吧。赶明儿你听听群众的反映吧！”
第二天傍晚，在内部“新闻发布会”上，白颖组长如实地讲了这个反击流氓记者的笑话。我注意聆听着，他说的都是真话，完全符合事实。他说那个美国记者是“无意中抬腿，正好踢到了咱们女记者的裙子上，蹭上了一块泥”，“我就一口咬定他行凶打人”，“他伸手想把女记者裙子上的泥土掸掉”，“女记者误会了，尖嗓儿一叫”，“我们终于抓住了机会，把这个反动记者驱逐出去了”！
使我大惑不解的，倒是一百多位听众全都开心地大笑起来，十分解气，热烈鼓掌，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什么公道不公道的问题来。散会之后，我主动找了几位平时很谈得来的同志交谈，他们也对我这“不公道”的说法感到惊奇，不可思议，“对美国鬼子讲公道？他们杀害了无数朝鲜老百姓，扔细菌弹，公道不公道？”
“怎么样，小周？”躺在床上，白颖组长又对我进行帮助了，“你总应该发现自己与群众的思想差距了吧？这种差距，说到底还是个立场观点问题。你要永远记住，宣传工作就是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
“那就可以不择手段吗？”
“怎么不择手段哩？我们并没有动手打那个反动记者呀，而是抓住机会，通过中立国警官的仲裁，把他驱逐出会场的。这是合理合法的斗争手段嘛。叫他当场出丑，而且绝大多数外国记者也在咒骂他呀。不信你等着瞧，外国电台、报纸、也饶不了这个美国流氓记者！”
白颖的估计不错，没过几天，外电纷纷报导了美国佬耍流氓的丑闻。他故意从宣传组带回来十几份外文报纸和监听敌台的记录稿，在宿舍里悄悄地让我看，以炫耀他一手制造的这次胜利。
只有一张美国飞机撒的传单（这种传单经常撒到我军阵地上，战士们捡到之后，按照规定当场撕毁，只保留几张，由政工干部送上来，交有关部门作为研究敌情的参考材料），登了一幅讽刺我方的漫画，看了令我哭笑不得。这漫画采用连环画的形式，第一幅是记者招待会上，美国记者跷起二郎腿，碰了身旁坐着的中国女记者一下，美国记者说了声“对不起！”女记者板着面孔不予回答；第二幅是女记者请示连长，“他说对不起，我应该怎样回答呢？”；第三幅和以下几幅，是连长请示营长，营长又请示团长，师长，军长，如此逐级请示上去，一直请示到彭德怀司令员；然后是彭司令员作出指示，“可以回答他：没关系！”；于是又逐级传达下来，直到十天以后，在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女记者才对美国记者说了一声“没关系！”那个美国记者却已经想不起是怎么一回事儿了。
“白组长，这幅漫画您看了吗？”
“你看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他反问我。
“我说不出来。”
“小周！这是一幅很恶毒的反动漫画。你怎么说不出来呢？”
“组长，您总是对我的立场抱有怀疑！这是反动传单，我当然知道。可我想跟您谈的，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谁是革命的？谁是反动的？这些连朝鲜小孩都明白！我是想说……”
“说吧。可也别忘了，立场问题毕竟是最根本的出发点。”
“算啦，不谈啦！”
我本来想说，这幅漫画也是很滑稽的，如果改写成一个笑话，将来收进《新笑林》，不也可以使读者从反面了解更多的会谈花絮么。可是，在白颖鲜明的阶级立场面前，提出来也白搭，甚至更要挨他一顿批。何苦哩！
看来，白颖组长用错了人，找我与他合写这本《新笑林》，难啦。他继续在内部“新闻发布会”上说笑话，我根本不去听，更谈不上作速记和整理文稿了。他几次找我谈话，也是一谈就崩。
昨天，代表团领来了一批苏制录音机，宣传组就分到三台。我这个速记员似乎可以交差了。扪心自问，我对白颖组长没完没了的笑话已经感到厌烦，开城和板门店的生活比文工团更枯燥，还不如回去唱歌演戏……真的吗？脸皮一热，我不能欺骗自己呀——我想离开板门店的真正原因，是在这里根本没可能见到何倩！
我提出了回文工团的请求，理由是不能长期间断练功和吊嗓儿，“还有，录音机是没有阶级性的，它不会犯立场错误，也不需要思想改造，比我可靠！”
听着我这些酸溜溜的话，白颖组长采取了自由主义加温情主义的态度，没有当场开展批评。相反，在宣传组的鉴定会上，他还极力为我说了不少好话。
我又在打背包啦，只消五分钟……坐在离别开城的交通车里，我把装着鉴定书的信封打开——不是撕开，它并未封口，白颖交给我的时候故意让我看了看信封是敞着口的，那意思不言自明。我们外出帮助工作，完成任务返回原单位时，都要作一份鉴定，我知道，这玩艺儿很重要，是要装进干部档案袋里去的。何况在板门店工作，属于直接的对敌斗争，表现好坏，是否丧失了阶级立场，全看这份组织鉴定了！换句话说，不论我在板门店表现如何，我们文工团的刘团长和政治协理员，以及今后几十年，一辈子，干部部门或组织部门，只消看一眼这份鉴定书，也就一目了然、铁板钉丁了。
后来我还知道，几十年啊，干部档案从来不与干部太人见面。也就是说，干部自己的问题必须向干部本人保密。所以，白颖今天把这份不封口的鉴定书——未来的干部档案材料交给我本人，可以在路上“先睹为快”，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动的壮举。
鉴定书是白颖的笔迹。
该同志工作积极肯干，在创建板门店谈判场所的日日夜夜里，任劳任怨，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圆满地完成了速记员的本职任务，并能主动承担若干翻译工作。
具有较高的工作能力，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刻苦学习，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努力改造世界观。
多才多艺，严肃活泼，团结好，作风好，是一名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好干部。
谨以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宣传组全体同志的名义，为该同志请功
我的手和心同时颤抖了。没想到白颖如此宽厚待人。他若下个结论，说我立场模糊，且把信封粘住口，对我这一辈子来讲又当如何哩？想到这儿，我浑身战抖起来——不，哈哈，原来是汽车颠簸得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