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倩读完了一本我寄给她的马克·吐温的小说，来信跟我讨论幽默，“请你用自己的体会，告诉我幽默究竟是什么？”
她已经离开了三山战俘营，回到野战医院工作。我在回信里说，“幽默，是音译的舶来语。但是这两个汉字选择得非常好，很贴切。照我理解，它不同于滑稽，比滑稽高雅深刻。因为它还包含着力量、信心和哲理，又采取了诙谐的形式。具有幽默感的人是强者而决非弱者。”
何倩还是不满意，再次来信要我“讲得具体一些，生动一些，实际一些”。读着信，我忍不住地笑了，要求别人把幽默讲透，这本身就有点儿幽默感啦。我眼前浮现出她那天真而固执的小模样，嘴唇绷得紧紧的，眼睛鼓得圆圆的，似嗔似怒，为了追索一个名词儿确切的含义，竟敢伸出白嫩的小爪子来，塞进我的脖领子里，要挟着，“你说不说？不说，我可就要……！”就要什么呢？掐断我的脖子，还是象小猫那样抓一把呢？“你小心我报复！”我故意威胁她。她知道我脖子怕痒，却忘了自己更怕痒。只要我把五指聚拢，举到嘴前哈一口气，还没抓，她就已经笑得弯腰岔气儿，象条活泼的小鱼一样扭着身子乱躲乱藏了。其实无处躲藏，就干脆躲到我的怀里来，自投罗网……
近来我们通信很勤，不是一个月一封，简直是见信就回，故意向禁令和命运挑战了。我已经入了团，又立了一次三等功——白颖他们为我请的功，“对敌斗争，立场坚定”，多么光荣和硬气！因此，我俩通信的内容，也不再谈论入团，而是相互鼓励，看谁先入党。此外，便是讨论小说和诗。我俩坚持着每周读完一本书的协定，可讨论的事儿就多了。
我又给何倩写回信，进一步解释自己对幽默的体会，“请允许我先绕一个弯子：生活中有些事能把人气死；有些事能把人恨死；有些事能把人愁死；有些事又能把人冤枉死……可是，就算你真的去死了，这些事情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不能死，那是软弱的表现。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别的态度，来解决这些死都不能解决的事情呢？有！我学会了笑的办法。一笑了之！再不然，就象马克·吐温那样，用智慧的笑眼看人生，这也许就是幽默吧？”
何倩来信，仍不同意我的解释，“那有点玩世不恭。假如你心爱的姑娘被迫嫁给了别人，你也一笑了之吗？”
瞧，我们的通信已经放肆到了多么危险的程度！幸亏这封通过军邮系统传递的信件，未曾经受“组织审查”；也许由于白颖那份鉴定书，保卫部杨清正副部长看过之后，就把我从“可疑分子”的小名单上删掉了。总之三生有幸，未被发觉。
就在我与何倩讨论幽默的时候，刘团长又通知我打背包了，“周仲明，立刻去保卫部报到！”
“我犯了什么错误啦？”我笑着问。
“你的错误嘛，就是不应该学英语。唉，你在文工团占了个编制，还净让保卫部抓公差。我也有牢骚啊！”
很难得刘团长笑着跟我说话。现在不同啦，朝鲜停战谈判已经签字生效，他的心情也松快多了。他还透露给我，这次是杨副部长亲自点的将，亲自带我到板门店去当什么“解释代表”。“你快去吧，首长看上了你，是大好事儿！”
我并不愿意到保卫部去，因为停战签字的第二天，杨副部长就在军直属单位的干部会上作了个很生硬的报告，中心意思是“敲一敲和平麻痹思想”。他有根据地说，“经验证明咯，每次打了胜仗，或者签订了什么协议，就会有那么点嘎子同志自动解除武装！贪图享乐咯，想家想老婆咯，凶（酗）酒闹事咯，乱搞男女关系咯……经不住和平环境的考验。同志们千万不要忘掉，苏联老大哥的宝贵经验：革命胜利以后，阶级斗争会变得越来越激烈！这话是斯大林同志讲的嘛，他刚刚去世四个多月，难道我们就忘掉了他的教导？所以，我现在必须提出来，请全体干部同志认真讨论一下，停战签字以后，敌人的飞机大炮暂时不响啦，那么阶级敌人在干什么呢？他们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了吗？他们洗手不干了吗？立地成佛了吗？没有！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提高革命的警惕性，把眼睛擦得更亮，雪亮咯！才能看得到，我们队伍中的和平麻痹思想，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都是给隐蔽的阶级敌人敞开了大门，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今后的主战场，不在三八线啦，而是在我们自己的脑袋里！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防空洞里。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嘛！”
他这精彩的报告，毫无疑问是非常及时的。越是出现了和平环境，就越要反对和平思想，这也是杨副部长多年从事保卫工作的一条经验。否则还算什么警钟长鸣呢——他本来就是一位专职敲警钟的干部呀，而且，警钟敲得越响，不就越能说明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的事实吗！
因此，和平思想，在他嘴里向来被说成和平麻痹思想。一和平，就麻痹，这不也是很自然的现象么？“必须经常敲打敲打咯！”
他这种“敲打”，究竟起到了多大的眼前效果和长远作用，我无法估量。不过，从表面现象上看，我们文工团驻地的朝鲜老百姓倒是松了一口气，纷纷从山沟沟的防空洞里搬回村来，整修房屋，清除瓦砾，耕种田地，一派和平景象。我们刘团长也下令，把文工团的服装、幕布、彩旗，都翻腾出来洗晒一遍。半山坡上挂得红红绿绿，煞是好看。战士们从坡下路过，都说文工团要演大戏啦。
的确演了一场大戏。友军换防，从前线下来，路经我军驻地，两军首长高高兴兴地决定开个大型联欢会。军长说得痛快：“玩三天！”
对军长的命令，杨副部长当然半个不字也没吭，只能暗中布置加强保卫工作。谁知这个联欢会的规模太大了，两个军部呀。两个文工团同台演出；两支篮球队、排球队轮番比赛；不用防空（不管制灯火了），在大广场上露天演电影，银幕两面都能看，朝鲜老百姓也来看；原本团以上干部才准参加的交谊舞会，破格扩大到营级（预示着停战之后营级干部也要获得娶媳妇的资格了），文工团的女兵不够用，就把卫生营和野战医院的女兵也调来……如此这般，参加联欢的人数过千，保不胜保，防不胜防，杨副部长也只能缩小其保卫圈，只呆在军首长身边，可喜别处也没出事儿。
究竟出没出事儿？这可要看您用什么尺子衡量啦。如果用杨副部长的标准严格检查，别的姑且不说，我周仲明这里就出了好多事儿。
这支友军，恰是李茶花和廖渝生所在的部队。
“明哥，四年啦，没想到在这儿才见到了你！李茶花被俘也两年半啦……”渝生话没说完，已经哽住。
廖渝生也在友军的文工团当演员。他与我与何倩都保持着通信和互相寄书的关系。现在见了面，必须抓紧时间谈一谈信上不能写的许多事情，最紧迫的，是茶花被俘的经过。
“她是受伤以后被俘的……”渝生说
“哪儿受伤啦？重吗？”我问
“……重，重伤。不受重伤怎么会被俘！”
“到底哪里受伤啦？”
“我不清楚。”
“你亲眼看见她受伤啦？”
“没有。”
“别的同志看见啦？”
“没有。”
“你怎么知道她受伤啦？”
“没有找到她的尸体呀……！”渝生哭了。
“没有尸体，可能是被俘。但这并不能证明她负伤啦！”
“明哥，你好胡涂！”渝生边哭边说，“不受伤怎么能当俘虏呢？”
“我在三山战俘营工作过，那里的几千名战俘，百分之九十以上没负伤。”
“你越来越胡涂啦！那是敌人，他们怕死，没受伤也投降。咱们是志愿军呀，李茶花是有阶级觉悟的战士呀，除非身受重伤、昏迷不醒，否则就要跟敌人拚到底！宁肯战死、也决不让敌人俘虏！”
说着说着，渝生激动起来，也不哭了，反而有一股慷慨激昂的力量在胸腔冲动着。
我感到纳闷儿和吃惊。廖渝生要干什么呢？对我进行说教？还是宣传？
“渝生，大道理我也懂。咱们分手四年啦，难得见这么一面。旁边又没有别人！跟我说点儿具体的、有用的话好吗？”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对。现在我要听一听你的——你亲口对我说的！因为茶花是你的女朋友，你和她在一个部队，你们俩又都是我从学校领出来参军的！将来总会有一天，你和我要对李伯母把茶花的遭遇说清楚！你听明白了没有？”
“我相信茶花是身负重伤……”
“不要推测！讲事实。”
“明哥，五次战役后期，你们军不是也参加了嘛，就是那个情况，我们部队从汉城往北撤退……李茶花在野战医院抢救伤员……这个医院整个丢掉了……”他又哭了起来。
“这就是说，茶花也许并没有负伤？”
“你为什么一定要给茶花抹黑呢？！”
我总算听出来了一点实在的东西。也开始理解了廖渝生真正的痛苦所在。他是那样地热恋着李茶花，不允许任何人玷污她的声誉。他宁愿让茶花身负重伤，也不愿意让她成为一个健康的战俘！渝生呵，四年不见，你的阶级觉悟实在是比我高多啦。高到了缺乏共同语言的程度。而我哩，首先想到的，最关心的一条，是希望听到李茶花没有身负重伤的消息！也许因为我在三山战俘营工作过两个月，深深知道，当了战俘，如果又是身负重伤，就算遇上了何倩那样善良的军医，也难以得到正规医院应有的治疗呵……茶花这个心比天高的姑娘如何受得了？
这次谈话，是在两个文工团联合演出前的间隙里，也就是演员化妆的时候进行的。我和渝生提了一只油彩箱，躲开大家伙儿，在一堵断墙后面，边化妆边交谈。泪水几次冲掉了他脸上的粉底子，象蚯蚓爬过的沙盘。我不能继续追问下去，否则就要误场了。但我在自己的眉心多画了一条深深的竖纹，也许是为了显示今天的悲愤和忧虑吧？
第二次谈话，为了让渝生与何倩见面（我更想见到何倩呀），经过我的精心设计，才得以实现。这天晚上，举行扩大的联欢交谊舞会，何倩她们野战医院的几十名女军医和女护士分乘两辆小嘎斯卡车提前赶到军部吃饭。伙食不错，东北大米饭（很象四川的糯米，又白又粘），上海梅林公司的红烧肉罐头，朝鲜明太鱼是油炸的，还有黑龙江木耳豆腐汤，每“桌”一瓶沈阳高粱酒，颇有节日气氛。我叫本文工团的一位女演员给何倩递了个小纸条，只写“渝生来了”，多一个字也不写，免得别人看出什么来。我的何倩聪明透顶，当然能够随机应变啰。
舞会刚开始，我便跑进去（文工团员进出舞场不受级别限制。女演员当然自由出入啦，我这男的，警卫员也认识，既要进去，大概是乐队的成员），找到野战医院的领队，急切而小声地说：“友军文工团一个演员腿抽筋啦，请您派个军医去给看看！”
这位男性领队也是见过面的，大概是一位政治协理员，他并不跳舞，只坐在角落里起“保证作用”。我的请求事关友军，无可推托，他点点头，立刻站起来，想从舞池里招呼一位军医，可巧，何倩并未跳舞，已经主动走到了领队面前。
“小何医生，你辛苦一趟吧！跟文工团这位同志去一下，友军有个病号……”他转脸问我：“远吗？”
“不远。一会儿我送这位女医生回来。如果人手不够，我马上再来找您！”
“好好，没说的！我离不开，要不然我应该一块去看看。”
“什么病？不重吧？……”何倩摆出医生的架子，边走边问，好象她真的去出诊。
出了舞场，我俩很快钻进了黑影里，哪儿黑就往哪儿走。在一棵大树下，确信谁也看不见的地方，我把她紧紧地抱住，大概又勒得她的肋骨吱吱响了……
时间对于我们是多么珍贵啊！参军四年，一共才见过几面哩？如果除去了梦中相会，那实在少得可怜。自从离开板门店，这一年半，我俩只见过三次面，而且都是文工团到野战医院去慰问演出。我在台上念错了台词，她在台下悄悄抹泪——不是受了剧情的感染，而是为她自己伤心落泪。台上台下，咫尺天涯，一面维艰！我无法描绘大姑娘的心情。何倩已经是二十岁的大姑娘了！
现在是七月底，天儿正热。何倩来参加舞会，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绿色平纹布连衣裙。里面再没有衬衣，也没有背心和胸罩。这我从前就知道。她曾经腼腆地告诉过我，那一年一套的衬衣，每次都拿出来给了伤员——换下他们带弹孔的血衣。“发几套衬衣也不够用，所以我们冬天穿的都是空心棉袄。”买汗背心吗？没钱，那是资产阶级小姐才穿的奢侈品，而且钱也全数寄给了新华书店邮购部。至于胸罩，哈，更甭提啦，在南开中学做小姑娘的时候，用不着；参军以后哪个女兵有胸罩呢，那简直比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呀！
在三山战俘营卫生所的赤松林里，她把我的手拉到胸口上的时候，我似乎问过这件事，“衣服里边戴个乳罩，别人又不知道，谁管得着？”她说：“男同志不知道，住一个帐篷的女同志还不知道吗？女人对女人最尖刻！这种事儿她们也要汇报，甚至拿到党小组去讨论，再提到团小组里当作思想腐化的表现来批判！”“真有这样的事儿吗？”“当然有啦！一个护士用花手绢自己缝了个胸罩，还没戴呢，就被护士长拿到指导员那儿去啦，团小组当天开会批判，说什么花奶兜兜，不要脸！我要不是亲自听见，想撒谎还编不出这种名词儿来哩。”
现在，躲在大树的黑影儿里，我紧紧地抱着她。隔着单薄的连衣裙，完全感觉得出她是个发育成熟的大姑娘了。大姑娘的心理是什么？没等我问，何倩自己说道：“明哥，停战啦，也许不久就可以回国。你想过没有，是先结婚呢？还是先上大学？”
“想过，可是想不通。”
“我想到医学院去深造。就凭这八个月卫生学校的毕业证书，凑凑合合当个医助，不行！可是，你能再等我四年吗？”
“傻丫头，你的高等数学白学啦？伸出小爪子来数一数：咱俩大学毕业以后，你才二十四，我才二十六！怎么就等不得呢？”
“亲爱的，有了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早就该放心。”
“可是……不准你笑话我！我又想早点儿结婚，天天和你生活在一起……”
时间过得飞快，个把钟头转瞬即逝。不能躲在黑影里说悄悄话了，得赶紧去见廖渝生。他一定等急啦。
真没想到，一见渝生，何倩先气哭了，拳头象雨点儿般的打在他身上头上，低声嚷着：“还我茶花！还我茶花！还我……你为啥不去牺牲！你为啥不保护她！？”
渝生不敢躲开，任她打……我也不去劝解。好在四外无人。夜风疾吹，松涛訇鸣，十步以外就能淹没何倩的哭声，抹煞我们这一段小儿女之情。
几天之后，我第二次被派往板门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