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伤病战俘的事务迅速结束了。三天半就换完了。因为交战双方既然已经签订了停战协议——协议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立即交换战俘，并且已经互相提供了战俘名单，那就谁也不愿意再让这些残缺不全的伤病战俘死在自己手里——落一个蔑视人道的骂名。
停战以后，每天钻进板门店中立区来的新闻记者更多了。包括一些红十字会和慈善机构的准新闻记者——他们是专为观察交换战俘而来的。总数有多少？我不知道，据杨副组长（就是杨清正副部长）说，记者的国籍已经接近一百了。他们每天都向全球各家通迅社和报刊发出千百条电讯，包括消息、评论、图片、乃至当天获释的若干伤病战俘的名单。慑于全球性的舆论压力，双方交换伤病战俘——这是整个交换战俘工作的第一步，进展十分顺利而迅速。没有哪个傻瓜愿意扣留伤病战俘，也没有哪个笨蛋愿意给这些记者提供话把儿。
可是，名单上既未发现李茶花这三个字，实际中更没见到她这个人。我细心又细心，留神再留神，也没有找到她。
我知道战俘名单有很大出入。除了各种原因造成的数目上的差额，有些战俘在敌人战俘营里也会自己谎报个假姓名。而且，瞧瞧，头部和脸部烧伤的（志愿军战俘中头部受伤的居多，因为美军大量使用了烧夷弹、火焰喷射器和低空爆炸的榴霰炮弹），缺胳膊断腿的，一个个瘦得皮包骨，还有昏迷的，奄奄一息的……即使是同学也可能认不出模样儿了。好在女俘并不多，可是她们也被剪成了短发，穿着同样的蓝白条囚衣，也就男女难分了……我每晚下班以后都追到收容伤病战俘的临时野战医院去复查一遍，还委托医护人员再仔细查一查……结果伤病战俘里确实没有李茶花。
深夜里，我给廖渝生写了这封信。我说，找不到也许是件好事情——茶花没有负重伤！在敌方战俘营里也没有染患重病！她也是一位军医呀，懂得医学知识，条件再困苦，总还知道避免传染病的常识吧，肯定是熬过来啦。你耐住性子再等一等，好在正式的、大批的交换战俘工作即将开始，放心吧，我将竭尽全力为你找到心爱的姑娘——并没受伤的李茶花！
没料到，这封信捅了个大漏子。廖渝生知道了伤病战俘中没有茶花，便不顾一切地离开了他们文工团，步行一百余里，连夜赶到了开城。他不能进入板门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简直是苦苦哀求了，才得到谈判代表团一位原则性不强而同情心较强的小知识分子的帮助，往板门店给我打通了电话。幸好我有出入板门店的自由，当天就搭交通车赶回开城见他。
他哭了，哭得象个大孩子，“没负伤……谢天谢地！没负伤……明哥，我怎么会希望她变成残废啊……她一定吃了很多很多苦！她一定很坚强，你不是说她总算熬过来了吗？熬过来啦，两年半啊，熬过来啦……她哪天能回来？明哥，你计算一下，我要在这儿等她，接她！”
廖渝生在我们代表团的一间房子里哭，一边哭一边说，这些话自然也就被别的同志听见了。不过他好象并不在乎，至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也许他觉得不在本单位，就没啥可顾忌的；也许在我赶回来之前，为了求人往板门店给我打电话，他已经把这些事情坦白过一遍了。好在同屋的两位“解释代表”也不是那种爱管闲事的人，或者说管闲事也管不了这么宽，大家都是从不同单位抽调过来临时帮助工作的，何必干涉我们同学之间的私事儿哩。
哭了一阵，廖渝生逐渐冷静之后。又觉不妥，实际上是产生了后怕，神情紧张，便拉我到外边去单独谈话。
“要是茶花真的没有负伤，就白白地当了俘虏，这这，可不好说呀！”
“什么叫白白地当了俘虏？”我挺生气。
“没负伤，那就要反抗呵……大家从来都是这么说的呀，跟敌人拚命，拚一个够本儿，拚两赚一个！不是这样说的吗？”
我见他神情恍惚，过度的忧虑与兴奋搅合在一起，他那原本脆弱的神经早已承受不住了，也就不忍心加以驳斥。由他说吧。
“只能认为茶花是负伤了……要不是受了重伤，她爬也要爬回来！你还不了解茶花吗？她那种刚烈的性子……要不然就是牺牲了！”
他来回地说了许多车轱辘话。总之，除了负重伤而被俘，就是拚命反抗而牺牲；他不相信还会有第三种、第四种可能性——那是极大的耻辱和忌讳。志愿军战士怎么可以活着当俘虏哩！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现在已经开始交换战俘了，如果根本没有志愿军战俘，何言交换？国内国外，全世界各大电台和报纸，都披露了这件事实呀。可见还是有志愿军战俘。于是，说法退了一步：只有在身负重伤，失去知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俘；否则就必定是牺牲了，没找到尸体而已。廖渝生无法突破这个统一的口径。我应该谅解他。
但我又感到生气和伤心。那么你不顾一切地跑到开城来（这后果是相当严重的，至少是违反纪律，还暴露了你与茶花的爱情关系，非受处分不可），又为什么呢？你说要在这里等茶花，在这里接她，那么，如果回来了一位并未负伤的李茶花，你又当如何？还接不接呢？
渝生呵，现在只有你我二人走在野地里交谈，并无外人监听，而且时间有限，你为什么就不敢面对现实，商量一些有用的事情哩！
统一的说法，统一的口径，那并没有错，指导员应该这么说，宣传科长也应该这么讲。难道让他们去宣传“健康的俘虏兵”么？但是，现在咱俩个别交谈，共同商量，却用不得宣传的语言。那会误事儿的。我现在很想要你一句话，如果回来的李茶花真是个“健康的战俘”，不缺胳膊不缺腿，也不是被炸弹震昏了，也没有跟鬼子同归于尽……你还认她不认她？
现在就该商量好，把决心下定，认她！仍然爱她！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做，你我，还有何倩，谁也不准追问她被俘的经过！照样把她看作亲密无间的同学和同志。尤其是你廖渝生，照样恪守你俩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誓言。要知道，这种信任和爱情，对茶花是何等重要啊！
我突然想起了那个高举双手的美国飞贼，放下双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他与妻儿合拍的照片。也想起了法国战俘跪到白颖面前请求拍照的情形。谁没有父母和亲人哩！假如茶花坚决要求回国，毫无疑问，除了热爱祖国，她心里一定还装着你廖渝生啊！
只要你廖渝生下了决心，说了这句话，仍然爱她，决不抛弃她！那么，在进行“解释”的时候，我就亲口把这句话告诉李茶花！
可惜你至今一口咬定茶花是负了重伤之后才被俘的……唉，渝生，你我都是多次参加过战斗的老兵了，为什么还要欺骗自己呢？真的就不存在第三种、第四种、甚至第五种被俘的可能性吗？……譬如，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被俘；或者弹尽粮绝，被围，又失去了通讯联络和退路；或者遭到突袭，猝不及防；或者……唉，第五次战役我也是参加了的呀。你说茶花是在战役后期北撤时被俘的，那情形怎么瞒得了我……
当美军的坦克群冲进我军阵地之后，上百辆坦克，把炮塔一转，炮筒子往后一背，并不开炮轰击——离得太近了，十米八米开炮打谁？倒可能打着他们自己的坦克——只是横冲直撞，来回辗轧，足足地搅和了半个钟头之后，我军阵地也就变成一锅粥了……不是我们不会打坦克，更不是我们不敢打坦克。我愿作证，亲眼所见呐，志愿军战士们在不停地打坦克！地雷炸毁了坦克；陷坑活捉了坦克；磁性王八雷粘到坦克装甲上炸个大窟窿；火箭筒打燃了坦克屁股（油箱），火烧坦克；爬到坦克上面去揭开炮塔顶盖往里扔手榴弹；跳到坦克上面去用手枪往展望孔里射击，专打坦克驾驶员；把爆破筒塞进坦克履带……甚至抱着炸药包钻到坦克底下与之同归于尽！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人类现代战争史上，打坦克最英勇的部队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对付那次美军坦克群的战斗中，我们每一分钟都在炸毁敌军坦克，包括炸掉它那不可一世的超重型坦克……然而，在这半个钟头之内，还有半数坦克未被炸毁，我军在汉江南岸构筑的工事和阵地却已经被分割，搅烂和摧毁了。紧接着又冲进来新的坦克群。……然后便是那次从汉江平原大规模的北撤，仓促的撤退，失去了通讯联络和指挥的分散撤退。放弃了汉城，一直撤到“三八线”附近的山地才站稳了脚根。沿途丢掉了多少野战医院和伤兵？多少文工团队？多少后勤兵站？又有多少炮兵辎重丢在了汉江南岸撤不回来？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志愿军战俘。又何来女俘哩……渝生，你我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呀，应该承认，战场上风云变幻，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啊。
何况李茶花当时是个不满十八岁的女孩子哩！
我不愿意用这些事实去驳斥渝生，去伤害他的感情。只能回避那第三种、第四种……被俘的可能性，顺着他说话，等待他冷静下来。
他把珍藏在内衣口袋里的茶花的相片拿出来，交给我。这张大二时的照片，用香烟盒的锡纸仔细地包裹着，又夹在渝生小小的长方形立功证里（他也立了三等功，这立功证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康良煜副主席签发的，与我的立功证书完全一样）。我无言地看着茶花的照片。她身穿解放军的连衣裙，胸佩符号，梳两只微微翘起的小刷子式的短发辫；两只张大的眼睛直望着前方，望着我，望着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嘴唇微启，不是笑容，而是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啊！
我把照片包好，还给渝生。看过就行了，还是你自己珍藏着吧。除了刻骨铭心的美好记忆之外，也许这张照片就是他最贴心的珍宝了。
“除非子弹从这儿穿过，就伤不着她！”渝生把夹着照片的立功证揣进衣袋，用手捂着说——那位置在左胸。
“你放心吧！找到茶花，这种心情，我，还有何倩，至少跟你一样着急。……听我的意见，你在开城住一夜，明天早晨吃过饭就赶回去吧！”
“我想等她！接她……”
“要交换的战俘太多，谁知道得等多久呢，”
“等十天！还不行吗？”
我摇摇头：“很难说。究竟有多少志愿军战俘，现在连我也不知道。而且……你们文工团，并没批准你到开城来……咱们都是军人，不能拿纪律开玩笑哇！”
“已经停战啦……”
“话不能这样说。开城仍然是前线，你又没带介绍信，我留你住一天两天，代表团的同志们还能谅解。时间长了，我每天都在板门店工作，你一人留在这边，恐怕杨组长就要……唔，就是登陆艇上那个杨政委，此人很不好说话的呀。”
“杨政委？他在这儿？”
“他是直接负责交换战俘的领导小组副组长。”
“那，应该求他帮忙呵，咱们，茶花，都是他领来参军的呀！”
天色已经很黑了。我俩谈着，走同驻地，一进屋，正好碰见了杨清正组长。“廖，廖，廖渝生！错不了咯。你也调到开城来啦？”
渝生吃了一惊。也许是被杨组长惊人的记忆力镇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我赶紧用最简短的汇报语言，说明了渝生跑来开城的原因。
“李茶花？嗯，记得。只要她肯回来，就是经得起考验……问题不大咯。你嘛，廖渝生同志，就百分之百地相信组织好啦。”杨组长已经板起了面孔，语气也很生硬。
我赶紧说，廖渝生只住一夜，明天清早就返回他们文工团去。
“杨政委，请您关心……照顾……李茶花！”渝生胆小，没敢多说。不多说更好。
杨组长并未具体回答，只是说：“我们挑选了精明强干的同志当‘解释’代表嘛。野战医院也准备了充足的的药品和病床。还有足够的被服、汽车、汽油，回国的火车也畅通咯。”
他很忙，说着，与廖渝生握握手，就赶到旁边屋里检查工作去了——我们这里都是不分昼夜连轴转着干工作的。谁睏极了，就躺到床上睡个把小时，或者趴在桌上打个盹儿。工作来了，拍拍肩膀，睁开眼就接茬干。伙房也是二十四小时开门，饿了就去吃几口，没有热的还有凉的，有罐头食品和压缩饼干，随便拿。
渝生和衣躺了一会儿，其实也睡不着。翻来覆去，象烙饼。我看看表（我们“解释代表”每人领了一块大罗马牌瑞士手表，这是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午夜十一点半，就到伙房去为他准备了一份干粮，还领了一只军用水壶，灌满凉豆浆……凌晨三点，渝生用我的毛巾洗过脸，漱了口，吃了两大碗热汤面，就和我手拉着手离开了驻地。
朝鲜的天亮得很早。至少比重庆早两个小时。在南开中学住校读书的时候，夏天都是五点四十分起床，六点钟跑到大操场集体做早操，我记得很清楚，天刚曚曚亮。现在，我们志愿军仍然使用国内时间，四点钟天就亮了。
“我不送你啦。还要赶回开城搭交通车去板门店……。”
“明哥，有了茶花的消息，你可要立刻通知我呀！”
“当然。”
“我必须见到她！”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