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台湾！去台湾！去台湾！”
这名战俘被瑞士警察架着胳臂走进屋里之后，就不停嘴地叫喊着“去台湾”。他穿着蓝白条的粗布囚衣，坐在我们“解释代表”对面七米远的木板椅子上，鼓着圆溜溜的眼睛，以一种不容劝说的顽固态度，声音嘶哑地重复着这三个最刺耳的脏字。
我的气血一下子涌上了脑袋，真是气冲天灵盖，大喝一声：“住口！”
身边的正代表老王强压着火气说，“潘东山！你疯啦？台湾是什么鬼地方！”
这个潘东山根本不听劝，鼓着眼睛继续叫着要去台湾。
我怒不可遏，腾地站起来，真想以跨越高栏的体育动作跳过桌子去，揪住他的领口，狠抽两耳光，叫他清醒过来！干脆往他脑袋上擂几拳头，把他打晕过去——我水性很好，在漩涡滚滚的嘉陵江里救过人，当那个溺水者死抱住我不放的时候，就曾经挥拳把他打昏过去，然后才能把他救上岸。现在，要救这个混蛋潘东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动拳头！
可是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警察立刻横在了我与战俘中间。我并没有跳越面前的长条桌，只是一拳头打在了桌面上，震翻了茶杯，指着七米以外的潘东山大吼：“你这个软骨头，混蛋，叛徒！”
正代表老王比我大十来岁，是位宣传股长，经验多，沉得住气，还不想放弃这个潘东山，大声质问他：“你有没有爹娘？有没有兄弟姐妹？你心里还有没有亲人？就不想想后果？”
“去台湾！去台湾！”
潘东山的嗓门也不小，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啦。他不停嘴地叫唤，象是给自己壮胆，不听我们劝说，又象是故意挑衅，招惹我们发火。
“台湾是蒋匪帮盘踞的地方，是人间地狱，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另一位副代表小徐劝说着。但他声调太纤细了，此时此刻等于白说。
“你还有没有理智？有没有骨气！”老王气愤地拍了桌子。
潘东山是顽固到底了，口中继续念念有词，“去台湾，去台湾……”
三分钟解释与劝说的时限到了。这名战俘立刻被瑞士、瑞典警察架了出去——消失在他刚才被架进来的那扇南门口。许多镁光灯在那门外闪亮。想必是外国记者们，也许还有台湾“中央日报”的记者，正围着这个“自愿要求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拍照。不久，他的嘴脸就将刊登在西方和台湾的若干报纸上，成为诋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个材料。
紧接着，又一名战俘被架了进来，穿着同样的囚衣，坐在我们对面那同一把木椅子上。
“张满仓同志！我们代表志司和志政，代表你的战友们，也代表你的父母兄弟，欢迎你回国！”
老王的这几句开场白，是我们解释代表集体反复推敲出来，又经过杨清正副组长审查批准，在这里“随时灵活运用”的。譬如，对这个战俘称不称同志？这要看他进门之后的表情和表现。对刚才那个进门就叫嚷着去台湾的家伙，当然不能称同志啦，那样就是犯了立场错误。而这个张满仓则不同，他一进门就是老实巴交的模样，望着我们三个身穿志愿军将校呢军服的解释代表，立刻眼泪汪汪，这，八成是祈望回国的同志了。至于老王所说的“志司”、“志政”，则是志愿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的简称，是我们部队的术语，只要你真的当过志愿军，一听就懂——难道还有假的吗？这可不保险。刚才那个连声叫嚷去台湾的潘东山，就可能是个假的。假的就听不懂我们部队的术语——只要流露出一点儿听不懂的表情，我们也就采取另外的态度和对策了。
“同志……同志！你们还拿我当同志？组织上还相信我吗？”张满仓已经流下了眼泪，小声问着。
“相信！只要你相信组织，愿意回国，组织上就相信你！”
“我是被炮弹震昏了，才被俘的……我没有挂花（负伤），我也没有投降，也相信我？”
“同志，回来吧！我们相信你。”
“回来，我天天都想着回来啊……”张满仓哭出了声，从怀里掏出一块血染的紫褐色手帕来，高举过头，象一面小红旗儿，大声宣布：“我要求回中国！”
他立刻被波兰和捷克的警察架出了北面的一扇门。那门外也有记者的镁光灯在闪亮。
紧接着，一名女战俘从南门又被架了进来，穿着同样的囚衣，坐到那木椅子上。虽然她是寸平头，我还是看得出这是个女人。我的心立刻紧缩了一下，看看老王面前的战俘名单，再看看女俘的面容，可以肯定她不是李茶花了……
我们解释代表三人一组，老王是正代表，我和小徐是副代表。每组每次值半天班——在这四个小时里，要向大约一百名志愿军战俘讲解政策，打消其顾虑，动员他亲口说出回国这两个字来。
交换战俘的地方，就是板门店进行了二十一个月停战谈判的木板房屋。现在改动了室内的布置，象个特殊的军事审判庭：将长条会议桌象堵矮墙般的横放在一端，我们三位解释代表端坐在桌子后边，桌上摊着战俘名册；桌前七米远，放置一把硬木板椅子，面向代表席，是给战俘坐的——隔这么远，据说是为了防备代表打战俘，或者战俘打代表；在这一段七米宽的空间地带，靠墙坐着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官员和译员，他们桌上也有战俘名册，还有录音机；中立国警察除了把门，就是在室内游动，把战俘架进架出。
这个木板房屋是双方共用的，各用半天。房屋的中腰，南北各开一扇门。南门朝向汉城方面，由瑞士、瑞典的警察把守，志愿军或朝鲜人民军的战俘由这个门个别地被架进来；北门朝向平壤方面，由波兰、捷克的警察把守，美英法等国和南朝鲜的战俘由这个门个别地被架进来。
根据交战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战俘有自愿选择去向的权利——当两名中立国警察架着他的双臂走进了这间房屋，往木板椅子上坐好之后，他就不再是战俘了！而是取得了受中立国保护的“自由人”的资格；此时，本国或本方的解释代表拥有三分钟最后解释与劝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只要“自由人”亲口说一声我要回国，便立即将他释放交还；如果他本人不说话，不表示态度，或者要求去其它国家或地区，那么就不予交还了。当然也不再交给战俘营。至于这个“自由人”能否获得他想去的国家或地区的收留，则属于另一件事——总之这个人已与战俘营无关，也与本国无关了。
本国或本方的解释代表，对每一个名单上列出的所谓“在册战俘”，只拥有这么一次解释与劝说的机会。不论他回国与否，只要当面谈过了，便从名单上一笔勾销，不得再作追究；而且交谈的时间，每一个“自由人”不得超过三分钟。这些都是在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五国官员和警察的共同监督下进行的，当场裁决权属于印度官员。
上述协定，当然是（一九五三年的）一次很特殊的协定啰。换句话说，是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就跟武装到牙齿的美帝侵略军为首的十六国军队打了三年恶战……的结果。这是中朝两国人民并肩作战、志愿军出国作战……在特殊情况下形成的特殊协定。地球上大大小小的战争不知道打过多少场，我这个年仅二十二岁的小知识分子孤陋寡闻，学识浅薄，真不知道别的交换战俘的协定有没有这么特殊，这么新奇？大概别处的战俘决不会享有这种所谓“自由人”的权利吧！
当我了解到这些特殊协定的各项规矩，并且坐在解释代表庄严的席位上，亲眼看着一名又一名志愿军战俘从面前走过的时候，我的心震颤了！战俘呵战友，人生在世几十年，悲欢离合，生杀荣辱，难道决定一生命运的时间只有这短暂的三分钟么？人们一生中有过多少次一念之差呀？然而此时此地，谁若发生了一念之差，那就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甚至抱恨终身，父母妻子儿女不予原谅，连父老乡亲也不予宽恕吧……而我呢？身为解释代表——代表谁？领导上交待得一清二楚：代表志愿军领导机关，代表着战友们，代表着战俘的家属和乡亲，也代表着祖国！我将怎样劝导被俘的战友和同胞？如何帮助他（她）打破各种各样的思想顾虑，迅速排除那可怕的一念之差呢？说干脆点儿，我将怎样充分有效地使用这暂短的三分钟哟？！
并不仅仅是一个三分钟。半天之中有八十个三分钟。不顺利的，象潘东山那样，足足劝说了三分钟也不奏效；顺利的，象张满仓，只用一分半钟就劝回来了。实际上我们每值半天班，都要向一百多名战俘不停嘴地进行解说工作。说词儿还不能一般化，有经验的白颖同志（他是位“板门店元老”了）提醒我们必须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这三分钟之内，我们三位正副代表的表情要和蔼可亲，真诚可信；要互相配合，密切合作；要高速思考，眼耳口脑并用，紧急而准确地分析判断走进屋来的这名战俘的情绪和身份——他是干部还是战士？新兵还是老兵？翻身战士还是解放战士？以及年龄、籍贯、家庭状况（已婚未婚？有无老小？）等等，从而摸准他的思想顾虑，性格和觉悟水平。与此同时，更要及时选择最恰当、最明快、最亲切的话语与之交谈，力求一语中的，打动他，感染他，说服他，鼓励他当机立断，下定决心回国！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高度紧张地工作过。不紧张怎么行？三分钟就是一条政治生命啊！
何况双方的战俘都数以万计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