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情使我感到恼怒和困惑。
战俘名单是双方互相提供的。说详细点儿，是敌我双方各提出两份名单：A名单——本方在战争中失踪的人员，要求对方交还的；B名单——本方在战争中俘获的人员，准备交还给对方的。然而，天哪，这A、B之间，差额之大，实在令人胆战心寒。双方交换了名单之后，拿回去这么一核对，反映在下次见面会上，竟然是一个个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乃至破口大骂，翻译罢工……如果没有中立国的官员们上前阻拦，很可能大打出手，演出一幕全武行的活剧。此时我才明白，选用我们这些身高一米八十左右的大个子来当交换战俘的代表，杨清正副部长颇有先见之明。
今天上午，一开始就碰上了那个混蛋潘东山——战俘名单上写的潘东山谁知是真是假？根本不听劝说，不停嘴地叫着去台湾，真该当场枪毙！……我沉不住气，发了火，下班回来立刻挨了杨组长一顿批评。真是倒楣，为这么个败类挨批评，越想越冤得慌！
“王股长是正代表，他也拍了桌子呀，为啥单批我一个？”
“小周，这里可不是文工团，你少犯自由主义！”杨组长瞪着眼。
“什么主义也没有！批人也得讲个公道。”
“老王拍桌子也不对。现在是谈你的问题咯，你是不是想跳过桌子去打那个潘东山？”
“是！可我并没跳，也没打……够不着！”
“小鬼，你很坦白咯！”杨组长笑了一下，忽又板起面孔说，“这里是板门店，非军事区，不是火线。在火线上，你要是发现谁个投敌叛变，当场就把他枪毙了，我还要给你记个三等功哩。可是这里不行！当然咯，你是个好同志，阶级立场蛮坚定的，我了解你。以后，再不准拍桌子骂人！”
“我再也不拍桌子啦。桌子又不知道疼，反而把我的手拍疼了。”
“莫调皮啦！再调皮就把你退回文工团去。”
“谢谢！我巴不乐得回文工团去。有男有女，唱歌跳舞，多好玩……”
“啪！”我还没说完，他先拍了桌子。
“哎哟，您也拍桌子呀。我刚说了，桌子不知道疼。把您的手拍疼了吧？”
“混蛋！”杨组长也骂人了。
白颖现在还是宣传组副组长。我重返板门店的时候，见了面，很亲热，就问：“您这位板门店的元老，怎么还不升官当个正组长呢？”他笑嘻嘻地说：“这里边的奥妙你就不懂啦！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还是当副的好。也可以升官儿，从副职升副职——师里的宣传科副科长，下到团里当政治处副主任，再提到军里当宣传处副处长……明白了吗？”我不明白。但已感觉到，这就是他走过的升官线路图。
这天，他听说我挨了骂，就主动到宿舍里来进行安慰——跟我下盘象棋，故意让我先吃一个车，然后再施展棋艺，将我逼和，以树立他的威信。俗话说这是先露一手瞧瞧。
“小周，你还嫩点儿！”
我听得出，他这是双关语，话里有话。很明显，他并非为了下棋而来。又想到他渊博的见识，以及这两年在每日内部“新闻发布会”上通过讲笑话获得的一大串光荣绰号：板门店元老，花絮大王，百科全书，白皮书，活字典……那好，我就洗耳恭听教诲啦！
“对那个潘东山，其实你要多动动脑筋就不必发火。依我看，这家伙根本就不是志愿军战俘！很可能是台湾派到战俘营里去的国民党特务……”
只要白组长一开讲，宿舍里的同志们都要围过来听，这毫不奇怪；奇怪的是我们组的另两位代表老王和小徐，还有杨清正副组长也赶来听讲了，象是约好了似的。
“杨部长，”白颖跟杨组长打个招呼说，“我建议，今后要让小周他们，也就是解释代表们，每天抽出一段时间，到野战医院去，跟已经回来了的志愿军战俘座谈，摸清敌方战俘营里的情况……”
杨组长不动声色地听着，不加可否。
白组长进一步说明，“解释代表说话要有针对性。只有摸清了敌方战俘营里的鬼名堂，知己知彼，讲话才能一语中的，击中要害！”
杨组长这时才有保留地点点头，只说：“这件工作，我们另外有一班人马，每天都在进行。当然咯，应该向解释代表通报情况……必要的时候，老王、小周你们提出来，也可以直接去找被俘人员搞调查。”
白组长总算得到了一个下台阶的机会，立刻说：“这件事，总的来说属于保卫工作。只因为交换战俘的进度很快，解释代表大多是宣传干部，一点不了解敌方战俘营的情况，也不利于工作，是吧？哈哈……言归正传，还说那个潘东山吧，我看他就是个国民党特务，冒充志愿军战俘，做了三分钟反动表演。敌人的目的，无非是制造一点儿宣传材料，败坏志愿军的声誉，甚至企图打击我方解释代表的情绪，干扰咱们的解释工作。要知道，台湾国民党当局是很害怕朝鲜半岛真正实现和平的。他们很希望中国与美国大打下去，以实现他们反攻大陆的梦想。因此，台湾派一批特务到南朝鲜，混到战俘营里去搞反动宣传，反动教育，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我们对此就要有清醒的认识，进一步提高革命的警惕性。要心中有数：送到板门店来的志愿军战俘当中，既有叛徒，又有特务。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一听他说的是中国话，就认为他是同胞，就起同情心……”
杨组长的眼睛张得大大的，甚至闪着亮儿，不断点头，以表示对白组长这番高见的赞许。
半个月之后，在我的见识和经验大大丰富了的时候，李茶花突然被瑞士警察架着胳臂走进屋来，坐在了我们面前的木椅子上！
我一眼就认出她来了！虽然她也被剪成了短发，脸色苍白，眼窝和双颊凹陷，嘴唇也没有血色，我还是认出这位小妹妹来了。但我没有一口喊出李茶花这三个字来。为什么不喊？事后回想，原因很复杂：首先是正代表老王叫了个别的名字，我赶紧扭头看看战俘名册，那上边写的是个完全陌生的姓名；其次，按规矩是由正代表先跟战俘对话，我们副代表则顺着老王定的调子作补充，打补丁；更主要的，是李茶花那双由于消瘦而更显得加大了的眼睛正喷射出仇恨的火光！怎么会是这种表情呢？认不出我们三人是志愿军的代表？也认不出我来了？难道你纯洁的良心也被敌人的反动宣传毒化了？
我的这些想法，在几秒钟之内纷至沓来，混乱地拥挤着闯入脑海。正不知如何对她进行说服和抢救，又想到了廖渝生的重托，以及我本人对她的大哥哥般的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发生那种可怕的一念之差呀，我竟然出现了口吃……我看得见她眼冒怒火，咬牙切齿，用力攥紧双拳，引起浑身痉挛般地战抖……
就在这十几秒钟之内，我没说出话来，也没听清正代表老王对她说了些什么，只见李茶花腾地站起身来，声音愤怒而嘶哑地冲着我们说：“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反正我要回国，坚决要求回中国！回祖国！”
她立刻被波兰警察架出了北门。门外的镁光灯闪个不停，好象窗外在打闪，雷电交加的暴风雨骤然而至……我想到了《雷雨》，后台效果组的同学们敲响蒙着棉被的沉闷大鼓，往洋铁皮上撒黄豆，点燃一小包一小包从化学试验室要来的镁粉，想到了四凤，想到了繁漪站在窗外，站在风雨中，偷看周萍与四凤紧紧拥抱，想到了繁漪在镁粉光照时那张毫无血色的白脸……可惜我不能擅自离开解释代表的岗位，连一声李茶花的名字都没喊出口，另一名志愿军战俘已经坐到了我们对面的木椅子上。天哪，我只能强迫自己的心和眼睛立刻从北门口收回来——这是我的职责呀，面前这位战俘，他也有父母和亲人呀，决定他一生命运的时限也只有这短短的三分钟……
无论如何，李茶花已经找到了！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下班以后，我才知道李茶花走出北门口的情形。北门口外边，照例有我志愿军的代表和医护人员在欢迎归来的战友。还有我们新华社的记者和军报记者，以及数十名外国记者，纷纷举着照相机和摄影机……波兰警察只负责把李茶花架到北门口就松了手——按照协议的规矩，她一旦跨出了门槛，就算交还给中国了。此时，李茶花看清了走上前来迎接自己的志愿军代表和医护人员，她没有哭，没有扑进同志的怀抱，也没有说话，没喊口号，而是双手哆嗦着脱掉身上的蓝白条囚衣，把这肮脏的囚衣愤怒地扔向大鼻子记者。她要把那两年半的屈辱和噩梦统统脱掉，洗刷干净，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啊……人们却大惊失色，只见她遍体鳞伤，一只乳房已被割掉，另一只乳房也被烫成紫黑色的了……医护人员立刻用白被单将她裹住，火速送往野战医院。
傍晚，我追到野战医院，却被值班军医挡住。他说李茶花已处于昏睡状态，不允许探视。我急了，争辩着，“我可不是一般的探视呀！”
“知道。杨副部长交待过，你们解释代表经过批准之后，有权向被俘人员询问情况。不过，现在不行，她睡着啦。”
“你不知道，她是我的同学呵！”
“同学？并不比同志更亲近吧。”
“对对，同学加同志！”
“那你更该让她充分休养和恢复。”
“让我看她一眼行吗？”我简直在乞求这位军医了。心里突然想到了何倩，如果是何倩在此值班该多好。
“不行，你过几天再来吧。”
“过几天！为啥要等那么久？”
“你是解释代表，还不懂吗？被俘人员送来之后，一方面要检查身体，有病治病，有伤养伤，这是我们医务人员的工作；同时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由保卫干部去做，懂了吧——这需要好几天时间。”
“保卫干部做什么？”
“审查，登记……更多的我也不知道。”
“李茶花不会很快被送回国吧？”
“从我们这方面看，一周之内不会送走，她还昏迷不醒嘛。”
“那，请您告诉我，她病得很重吗？”
“不，不能用病来解释。她是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自己同志身边，所以，精神稍一放松，就昏睡过去了。我们按时给她注射葡萄糖。”
“没有危险吧？”
“没有。同志，我很忙！你过几天再来吧。”
我一连去了三次。别的值班军医更生硬，一两句话就挡了驾。李茶花仍然昏睡不醒，靠葡萄糖生理盐水“打点滴”维持着生命。这天，我倒是在白颖手里看见了几张茶花的照片——就是她脱掉囚衣时照的。虽然我已听说她遍体伤痕，这一看，心跳都停住了！真不能想象这个温柔洁净的姑娘怎么受得了那种酷刑。
我问白颖，敌人为什么对她施以酷刑呢？难道她知道什么军事秘密，逼问什么口供？
白组长也答不出，只是眉头紧锁，自语般地说道，“有鬼，有鬼……小周，既然你们是同学，我希望你去把这件事调查清楚……多动点脑筋。李茶花也许不肯说这些痛苦的往事，可是咱们需要弄清楚敌人搞的是什么鬼！”
“不，不要这样做……”
“我知道。可是，工作需要哇。”
“什么？这也能拉到工作需要上来”
“对，至少宣传工作……需要用这件事揭露敌人的残暴。”
“不不，我求求您，千万不要再让李茶花回忆一遍受刑的痛苦啦！我也不打听这事儿啦……你我没有这个权力！”
“你信不信，如果你我不做这件事，杨副部长也要派人去做，去审问她。”
“别说啦！”我怒不可遏地喊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