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之后，李茶花渐渐苏醒过来了，但身体十分虚弱，精神恍惚……军医只允许我见了她一面。她认出我来了，眼泪不停地滴落，回想着什么，半天才说了半句话：“要是，早知道你是志愿军代表，那就不会……”
虽然白颖组长一再要求我作详细调查；虽然廖渝生又有信来，要我转告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望着李茶花大而无神的眼睛，我什么也没问，什么话也没传——军医的意见是正确的：她精神上的创伤太重了，目前只宜静养。
“茶花，过去的事情已经永远过去啦！你才二十岁，来日方长。懂吗？”
她听得懂，点点头。
“战争也结束啦。何倩、渝生、我，还有你，回国以后就去报考大学，咱们还是最要好的同学！”
她愿意听，微微地半张着嘴，没说话。
“这是真的。领导上正式传达的：今年国内各个大专院校招生的名额很多，比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人数还多，所以，国家动员已经参军的高中学生报考大学。尤其是参了军的女同学，只要考试合格，都要尽可能的去上大学。”
“有复习功课的时间吗？”她问。
“有。放心吧，咱们的功课底子，考大学毫无问题！”
她又点点头，“可是，我的注意力，集中不起来……”
军医过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周同志，还是让她多休息。”
他是对的。我赶紧站起来，“是是。茶花，你再安心休养一段时间，身体和精神就会很快恢复。过两天再来看你。”
“过两天……这是个活话儿。你到底哪天来？”她有些焦虑不安。
“就是两天——后天一定来看你。”
“明哥，我要是找你，怎么找呢？”
“我白天在板门店，不好找。晚饭后一般都在开城，让护士打个电话，我马上就可以来。”
军医同志把我拉开了。临出病房门，回头一瞥，茶花已经闭上了疲倦的眼睛。
两天之后我再去野战医院看望茶花的时候，情况突变，警卫战士传达了首长指示：没有特许工作证的任何人员一律不准进入！
我已经参军四年了，深知对于警卫战士，啥话也甭问，也甭说，说也白搭。不准进就是不准进。他的职责就是坚决执行命令。我连个护士的面都没见着，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开城。
野战医院里究竟在干什么呢？会不会把李茶花转送回国？每天都有一批志愿军战俘通过板门店的活动房屋交还我方，虽说都是“健康的战俘”了，最初阶段仍然要送进野战医院检查身体，需要短暂治疗和休养的还得住院，呀呀，医院病床有限，把李茶花转送回国的可能性极大！
我越想越着急，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失掉”李茶花呀，再次失之交臂，教我怎么向渝生交待？怎么对何倩说？而我自己也肩负着大哥哥的责任哪！不是说了要一块回国考大学么，许多具体事儿却一句也没商量，茶花若是转走了，让我再到哪儿去找她！
可气的是，这几天既找不见白颖组长，也找不到杨清正组长。找不到领导，非但得不到特许工作证，就连野战医院里正在干什么也不知道。干着急。
我见了熟人就问，到处打听，连正代表老王和副代表小徐也帮着打听，结果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开始猜测，一定是保卫部门在进行某项工作了，否则，消息总会透露出一点来。
这天晚饭后，白颖组长忽然回到宿舍里，插上门，与我个别谈话。
“周仲明同志，李茶花的父亲、姐姐，你都认识吧？”
“认识。”
“他们是不是跑到台湾去啦？”
“我听李茶花说过，可能是去了香港，也可能跑到美国的旧金山去。”
“他们的政治面目是什么？”
“我不知道。”
“周仲明同志，我是受了你们军保卫部副部长杨清正同志的委托，也可以说是代表组织找你正式谈话的！”
我已经感到了事情的严肃性和一种不祥的气氛，心里忐忑不安，又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看得出来。您无非是要我说真话，而且要对自己的话负责任，是吧？”
“对。你要对组织忠诚坦白。”
“我有啥可坦白交待的！”
“不是这个意思。”
“那好，告诉您吧，我一贯忠诚坦白，根本不会说假话！”
“李茶花的家庭，很富裕吧？”
“是的。”
“据你看，属于什么阶级？”
“至少也是中产阶级。她父亲是用金条买的飞机票。听茶花说过，她们家，在香港、旧金山，都有买卖，或者是股东。”
“那么，据你看，李茶花被俘之后，为什么不要求去香港或者台湾，或者美国，而拚死要回来呢？”
我气极了：“白组长！你这样提问题就不怕丧失阶级立场了吗？李茶花是革命战士！难道她应该投敌叛变，你才认为合乎情理？”
白颖笑了一下：“小周，说得好！你别误会。组织上的看法和你一样：李茶花同志是个坚强的女战士！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典型！”
说罢，他拿出一打子放大了的照片给我看。我的手颤抖了，心收紧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耳边响着白颖的解说，又象是皮鞭抽打在肉体上的噗噗声，“一共是七个女俘的照片，这两张是李茶花的。你看得出来吧，李茶花遭受的残害最重。现在交给你的任务，就是要动员李茶花现身说法，当众揭露敌方战俘营残害女俘的滔天罪行！这非常重要。杨副部长建议在野战医院召开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要我们准备好当场散发的材料——除了这些照片，还要附上文字材料，就是这七个女俘的亲口控诉。这非常有说服力。让各国记者拿到全世界面前去揭发敌人的暴行！可是，现在只有一个女护士同意站出来控诉，其他六个人，包括李茶花，由于种种顾虑，不敢站出来控诉。所以杨副部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叫你动员李茶花带个头——你看看照片就明白啦，只要李茶花敢当众……把伤口亮出来，别的女俘也就敢脱衣服了，是不是？”
我的头又嗡嗡的响了起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杨副部长这个主意是什么东西。是揭露敌人还是揭露李茶花？是打击敌人还是跟这七个女兵开玩笑？这样“现身说法”是非常重要还是非常残忍？过去的事情为啥揪住不放，还要当众揭伤疤？望望白颖组长，一脸严肃的正气。你燕京大学的知识水平跑到哪里去了？你通情达理的人情味儿跑到哪里去了？原来这封锁野战医院的日日夜夜，你和姓杨的正在医院里筹备中外记者招待会呀！原来这封锁消息的几天当中，你们又让这些女兵脱光衣服拍摄宣传照片，放大那些惨不忍睹的伤疤呀！
我不知道谁对谁错。参军四年，我已经学会了一百条道理，每一条都告诉我必须绝对服从领导。杨副部长是师级干部，他的指示一定比白颖组长英明。白组长是团级干部，他的意见一定比我这个排级文工团员高明六倍——他比我高六级呀。大概我干一辈子也升不了六级，今生今世根本达不到白组长现在的思想觉悟水平，那么，我还有什么资格怀疑杨部长和白组长共同作出的决定哩！还好，他俩现在还没有说出“命令”二字，如果说出来，我不还是得乖乖地执行嘛！唉，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个天生的劣根性，遇事还要用自己的脑袋想一想，哈，呸！想个屁！杨部长白组长早替你想好啦，你何苦多动脑筋？我的毛病和笑话就是如此——敬酒不吃吃罚酒吗？
“白组长，我当然……必须服从领导的决定。不过，前几天我见过李茶花一面，她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差，军医不准我跟她多谈话，说她目前只应该静养。这样行不行呢，请领导也考虑一下医生的意见，让她多休息一段时间，别的事儿，等她身体好了以后再说……”
“小周，看来我得先说服你呀。记者招待会的事情，属于新闻，有很强的时间性，对不对？揭露敌人战俘营里的鬼名堂，如果拖到战俘交换完了以后，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俗话说，趁热打铁，对不对？”
显然，他说得不无道理，我无法反驳。
“实际上，敌人在战俘营里进行着一个很大的阴谋，我们必须拿出人证物证来，立刻给予揭露！”白组长有些激动了，“小周，你，还有李茶花同志，在敌人的阴谋面前，决不能只考虑个人得失！而要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作出个人牺牲，投身对敌斗争！”
“这么严重？什么大阴谋？”我感到惶惑。
“时间有限，我还要去忙别的事。明天一早你到野战医院来，杨副部长还要跟你讲几句。总之，明天一定要说服李茶花！这是命令。”
他走了。把那一打子照片留下，让我再看一遍，明天带到医院去。
我心里开始凝结了一个很大的疑团。敌人为什么对这些女俘施以如此的酷刑呢？我读过几本小说，描写敌人对我地下工作者百般拷打，目的是企图破获我地下组织。然而李茶花是个战俘呀，是个军医，另外几个也是护士吧，仅仅是一些女孩子，她们有什么机密呢？……难道她们在战俘营里遇上了什么色情狂或者虐待狂吗？也不能这样判断问题，那岂不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看简单了么！
我想到了法捷耶夫写的《青年近卫军》和苏联电影《丹娘》，还有美国电影《北极村》，也是揭露德国法西斯暴行的，那么，美国兵对待战俘也是同样残暴呀！也许杨部长和白组长的决定是正确的——应该动员李茶花站出来，带头揭露美帝暴行！
早晨，当我赶到野战医院的时候，一次记者招待会的预演已经开始了。在一间布置好的较大的病房里，杨组长、白组长象导演一样站着指挥，十几名志愿军的随军记者坐在一边，对面的病床上坐着李茶花等七位身穿病号服的女同志（现在已不能叫她们战俘了，究竟叫什么？由于上级没有文件通知，或者说她们的身份等等尚未确定，你怎么叫都行。医护人员大都管她们叫同志；杨组长叫她们被俘人员；白组长叫她们归来人员；一般保卫干部则称她们回国战俘；只有随军记者最聪明，称她们回归朋友），其中一位二十来岁的女护士正在当众揭发控诉。
“……战俘营里，派来了不少国民党的特务。我们都认识这些特务！”
白颖插话：“不要说认识。应该说能认出这些特务来。他们都是中国人嘛……”
“对对，他们说的是中国话，有一些还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帽子上有国民党的帽徽，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呵……”女护士哭了起来。
杨组长有点着急了，“现在莫哭啰，先揭发具体的咯！”
女护士想说什么，没说出口，反而哭得更伤心了。
白组长提醒随军记者，“你们可以提问嘛，请其他归来人员讲讲，别冷场。”
“请问，你们都是被关押在一个战俘营里吗？”
“都是一起被俘的吗？”
“从前都是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吗？”
“战俘营里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吗？”
“你们进行过多少次有组织的反抗？搞过暴动吗？”
几位女同志作了简短的回答。我很注意，李茶花紧闭着嘴唇，不说话。杨组长对这种简单的问答式的对话不满意，因为这还算不上什么揭露和控诉。记者们还是认真的，忙着往本子上记，至少已经知道了这七位女同志都是第五次战役后期被俘的，关在朝鲜最南端的济州岛上。那里四面环水，要越过二百华里的济州海峡才能到南朝鲜的陆地上，实际上要到达南朝鲜的港口城市木浦，足有四百华里水路。所以志愿军战俘并没有组织暴动，根本无法逃跑。她们被关押的战俘营很大，用电网隔成小区，不知道一共有几个战俘营。
“这些事就不要问啦，”杨组长不耐烦地说，“抓紧时间，揭发具体罪行咯！你来讲，李茶花，敌人为什么割掉你的奶子？”
李茶花的身子一激凌，真象被别人碰了伤疤……“我已经讲过了。”
“对记者们再讲一讲嘛！”
“……不，不。”
白颖赶紧劝说，“这是揭发敌人的暴行，敌人的阴谋！这不是你的耻辱，这是敌人的罪行！为什么不通过记者们揭露出去呢？”
“我对组织讲过好几遍了，也照过相啦。”
李茶花没有红脸，也许她已经没有足够的血了。脸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闭上了虚弱的眼睛。
“李茶花同志！要想一想，交换战俘的工作还在进行啊，你应该坚强地站出来，向新闻界揭发敌人的阴谋诡计！”
白组长语调激昂。李茶花又睁开了眼，闪着泪花，望着他恳求：“您让我把这些事忘了吧……饶了我吧！”
杨组长终于生气了：“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咯！这是血泪仇，阶级恨！永远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