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茶花仍然不说话。幸亏刚才那个大哭失声的女护士被杨组长吓唬住了，而且她在事先已经表示过愿意带头揭发控诉，现在停住哭泣，开始诉苦。
“……北撤的时候，我们野战医院没有汽车，担架不够用，也没有那么多抬担架的人。院长打不通电话，还在等后勤的汽车团派车的时候，美国坦克已经切断了我们的退路。”
“我跟着医助，就是李茶花同志，在一个山坡的帐篷里护理着二百多名伤员。本来，我们俩是可以撤退的！空着手跑还跑不了吗？可是李茶花正在给伤员包扎、止血。她知道没有退路啦，就叫我用最快的速度给伤员再换一次药。她说，‘也许这是最后一次给伤员换药啦！’我也立刻忙起来，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我俩也不能扔下自己的伤病员呀！”
“傍晚，敌人步兵包围了我们的帐篷。李茶花已经装好了两只带红十字的小药箱，里面主要是止血药、消炎粉和消毒绷带。她和我都穿好白大褂，戴上护士帽，背着药箱子走出了帐篷。我很佩服李茶花，她并不惊慌，她真有学问，会讲英语，跟美国兵说了一阵子，就把敌人的一个小军官调到跟前来了。”
“形势非常紧张呵，敌人用火焰喷射器对准了帐篷，帐篷里的一些轻伤员手里也攥着几十颗手榴弹。李茶花就站在帐篷门口跟那个小军官谈判……然后，我们就被俘了。”
听到这儿，杨组长打断了她的话：“明天不要说这一段儿！”
白颖组长点点头，“对，只说敌人战俘营里的事情。”
女护士接着说：“李医助谈判的条件，有一条，就是我们俩不离开自己的伤病员……”
“往下说吧！”杨组长有点生气了。
“我们还背着药箱子。可是那一点药和绷带很快就用光了。在济州岛，战俘成千上万，李茶花常跟看守争吵，不交出药箱子，不交出白大褂，还要穿过铁丝网隔开的小区，到处找伤病员看病。那些看守，美国兵比较少，南朝鲜兵最多。李茶花就专找美国兵吵架，骂他们不讲信用，‘我跟你们美骑一师的上尉谈判的条件，为什么不认账了？为什么不准我去看我的伤病员？你们欺骗一个医生，不感到可耻吗？我是医生，不是战俘！你懂不懂？’这些美国兵，跟我们的岁数差不多，往往吵不赢李茶花，有时候还耸耸肩膀，摊开双手，嬉皮笑脸地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只好让李茶花穿过铁丝网，到别的小区去找伤员看病。李茶花还会说几句朝鲜话，遇上不讲理的南朝鲜看守，说不通了，她就去找那几个吵过架的美国看守，叫美国兵来压一压南朝鲜兵。”
白组长也有点急了，提醒女护士：“主要是叫你揭发控诉！没人听你讲故事。”
“我没有讲故事呵。你们不知道，李茶花是豁出命去跟敌人吵架的呀！那些看守跟狼狗一样，手里有鞭子，有电棍，有枪，谁敢去骂他们？李茶花是第一个敢骂他们的！她也挨过鞭子，还被电棍捅过一次，被电打得躺在地下半天起不来……可是她决不放弃一名白衣战士的天职！她用盐水给伤员洗伤口；嚼碎了草药给同志敷伤口；用嘴给伤病员吸吮脓和痰；给伤病员洗血衣、送饭送水、倒屎倒尿……她天天这样干。被电棍捅倒了，爬起来之后还这样干。战俘也是人哪！好多战俘想尽各种办法保护她，鼓励她，有位从前的团级干部还说，‘总有一天，我要向组织上给李茶花同志请功！’所以，她不是一个人在单干。有些看守拿她也没办法，打也打了，抽也抽了，她还要这么干，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让她去干吧。干什么？无非是送水送饭，端屎倒尿，洗衣扫地，到处搞搞清洁卫生……有什么必要非把她打死不可哩？”
“两年哪，李茶花天天这样干。这时候我们这个战俘营里的看守大都换成了中国人，也就是台湾派来的国民党政工人员，特务。可是他们很相信中医，几个当官的水土不服，闹肚子，也叫李茶花去治病。李茶花提出来要上山采集草药，当官的就派兵看押着我们这些女战俘出去采药。就是这样，李茶花获得了较多的行动自由。许多战俘叫她小大夫。有的看守也叫她小大夫。”
杨组长吸着烟，皱着眉，再一次把女护士的话打断，“照你这么说，敌人战俘营里还很自由啰？不对咯！这些故事讲得再好听，记者同志们也不要往外宣传。它起不到揭露敌人的作用。你还是直截了当控诉敌人的残暴罪行吧，讲一讲敌人为什么割掉她的奶子？敌人的阴谋是什么？”
白组长补充道：“有一些可以宣传：敌人战俘营里不给伤病员治病，也没有药品，还用鞭子、电棍毒打小李大夫。”
二位组长认为无用的这些“故事”，却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完全相信李茶花不是战俘，而是一位英雄的白衣战士！她是另外一个战场上的战斗英雄啊！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为什么不能宣传呢？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也许再过十年，等我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真正提高了阶级觉悟，或者达到了白组长乃至杨组长的觉悟水平，就能想通这个不准宣传的道理吧？但是，我心里也萌生了一个危险的怪念头：十年之后如果还想不通，那么，李茶花也有一支笔呀——我就鼓动她把自己的英雄故事写出来，公之于世！
小护士不善于诉苦，不会做宣传工作。下边就是她说的一些事实。
“一个多月以前，集中营的看守把我们集合在草坪上，说是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代表要来宣布什么协定。果然来了几个军官，还有翻译官，说他们是瑞士和瑞典的代表……这次，我们才知道七月二十三日已经停战了，很快就要释放战俘了！我们可算熬过来啦！许多难友当场就哭了，哭晕了过去。”
“中立国代表还宣布了释放战俘的具体办法和规定。讲得很详细，就象后来在板门店做的一样。现在我也说，中立国代表讲的是真话，讲得明明白白——只要走进了那间交换战俘的木板房子，战俘就取得了‘自由人’的权利。只要自己说一句我要求回国，就能自由回国！”
“中立国代表走了之后，难友们三三两两，悄悄地议论着。没听清楚的，这么一讨论，也就全明白啦。两年半呵，谁不想家，不想亲人，不想回国哩！我见到的很多难友，一个个含着眼泪，互相说的话都非常简单，只有两个字：回国！”
“可是，从这天晚上开始，国民党的特务们也大肆活动起来了。他们住在钢筋水泥的碉堡式房子里，每个小区都有好多这样的房子，就把我们分别叫到那里边去‘登记’。昼夜不停。‘登记’回来的难友，一个个的都变成了‘哑巴’，而且跟我们这些尚未‘登记’的战俘隔开。我们感到非常紧张和奇怪，猜不透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看守们说，这是按照中立国代表的要求做的释放战俘的准备工作，要编制花名册。可是难友们大都不相信，编个花名册为啥这么复杂？况且，早就有名册，每天早晚都要按号点名的嘛（战俘每人都有一个号码）。”
“直到我被叫去‘登记’，才知道了特务们正在制造一个大阴谋。他们威胁、恐吓、造谣、挑拨……我不能重复那些反动话儿……总之就是叫我到了板门店之后，当着中立国代表的面，对志愿军的代表同志，亲口说我自己愿意去台湾。他那桌子上摆着两样东西，一样是反共声明，你要答应了，当场就得在上面签字、揿手印；另一样就是电烙铁……我吓坏了，不敢说话。特务逼我签字，我死也不干！他们动手扒开了我的囚衣，拿着电烙铁对准我的胸口，开始数一、二、三、四……热烘烘的电烙铁就在面前，我进屋的时候就闻见了一股怪味儿，现在才知道这是烧焦皮肉的臭气。我咬紧牙，闭上了眼睛……”
小护士说到这儿，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白组长在她耳边说了两句话（这大概是早就动员好了的），她便自己解开雪白的上衣，把胸脯露出来，从锁骨到乳房，被烫上了四个字的反动口号。记者们赶上前来拍照。小护士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到镁光灯的闪亮吧，两行热泪扑簌簌的滚落下来。
我望着李茶花。她与另外几位女同志也闭上了眼睛，痛苦地扭过脸，或者低着头。听小护士诉苦的时候，我的心都收紧了，好象敌人的烙铁不仅仅烫了她，而且也烫在了我身上！将心比心，李茶花此时的痛苦要比我深重十倍啊！可惜我没有说话的资格，否则一定当场下令，立刻把这场诉苦会停掉！
“您让我把这些事忘了吧，饶了我吧！”李茶花的哀求声又在我耳边回响。紧接着是杨组长发脾气的呵斥声：“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咯！这是血泪仇，阶级恨，永远不能忘！”
他们俩，究竟谁的要求更合理呢？
这位可怜的小护士，自身最宝贵的肌肤，被敌人烫上了最肮脏的烙印，因而变成了最见不得人的地方，却又被迫向众人反复展览……天哪，她究竟犯了什么罪？我真的要相信唐僧和孙悟空了，上西天取经，人生途中不历尽九九八十一次磨难就成不了正果。
小护士大概渡过了通天河，睁开泪眼，双手哆哆嗦嗦、慌慌乱乱地系着衣扣，又系错了位——一个扣眼错上来了一格，以致胸部的衣缝拱起个豁口，从侧面还露着小半边乳房。在大家看来，这已经不算什么，值不得提醒她重新把衣扣系好。本来嘛，姑娘的乳房决不应该让许多男人参观；可是现在已经全面的参观过了，也就再无秘密可言。但是，我发现，始终不言不语的李茶花，此时却默默地帮着小护士把衣扣系好了。这件小而又小的细微末节，却让我记了几十年！女人到了什么时候，也有女人的尊严啊。
在白组长的示意下，小护士继续诉苦。敌人特令人发指的巨大阴谋此时被揭露出来了。这血腥的事实，立刻粉碎了我刚才那些胡思乱想。
“不久，看守们宣布先送一批战俘到板门店去。这第一批里就有我和李茶花，一共有十一位女难友。我们被俘的时候大都改换了名姓，互相也只叫对方囚衣上的号码。时间长了，战俘营里成立了地下党支部和团支部，我和李茶花都是青年团员，才知道了那些团员的真姓名。今天在座的几个女同志都是团员，我们互相鼓励着，离开了济州岛的集中营。先是坐船渡过海峡，又改乘十轮大卡车，来到了交换战俘的板门店。做法跟中立国代表去战俘营说的一模一样。我们被中立国警察一个个地架进交换战俘的木板房子里去，对面坐着三位志愿军的代表，动员我回国。我虽然身上被烫上了反动口号，可是我们十一个女难友在船上已经商量好了，回国之后就是用刀刮，揭一层皮，也能把它去掉！这是把我们揿在地上强迫烫的呀，有些人的胸上、背上、胳臂上刺了字，那也是捆在柱子上强迫着刺的。我们可以向组织上交待清楚。地下党支部、团支部的同志也可以为我们作证。怕什么！所以我不等志愿军代表动员什么，立刻就喊：‘我要回国！我要回中国！’”
“我证明，这第一批战俘，人人都要求回国！那喊声我们互相都听得见。李茶花进门就高喊要回国，我们后面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天哪！万万没想到这是一场骗局。根本不是板门店！那木板房子是特务们照着样儿搭的，里边的中立国代表、警察，还有志愿军代表，全是假的，是美国特务和台湾特务假装的……我们这一批人又被运回了济州岛集中营。”
“特务和看守把战俘们押到草坪上来训话，让大家伙儿看看我们这些要求回国的下场……机关枪对准着大家伙儿。我们遭到了没法形容的残害。这第一批，当场就有一半人被枪杀了，被狼狗活活咬死了……女俘，被轮奸了。特务说，不能叫我们死得那么快。后来的个把月，集中营里几乎天天枪杀战俘，第一批要求回国的男同志可能被杀光了……特务们杀人红了眼，杀鸡给猴儿看哪！女俘，受到了比死还难忍受的虐待，折磨……特务们常把要求回国的女俘牵到战俘营别的小区去当样品，用烟头烫……想用这些惨无人道的办法，来破坏停战协定，破坏交换战俘的工作，摧残战俘们想返回祖国的决心。”
“特务逼着我们当众声明要去台湾，限定时间，又在我们耳朵旁边数一、二、三、四……为了不听敌人的威胁，李茶花在自己耳朵眼里塞上了泥。她变成了聋子和哑巴，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说。我们这十一个要求回国的女俘，一个个被折磨得疯了。晚上我给姐妹们洗伤口的时候，发现好几个人耳朵里塞着泥，棉花球，嘴里咬着囚衣上撕下来的破布条，有的已经把自己的舌头嘴唇都咬破了。就在第二批战俘送往板门店的前一天，特务们把四名疯了的女俘牵到草坪上，当众扒掉囚衣，用电棍把她们活活地捅死了。李茶花虽然没有疯，可是特务说她装聋卖哑，就割掉了她一只乳房，还说，‘给她留下一只奶，拿香烟烫’……”
“后来，大概因为战俘名单已经交给中立国代表了，为了凑数，才把我们七个女俘放在第三批里送到板门店。我们怎么认得板门店哩，谁也不知道这一次是真是假呀！心里想，如果这次又是假的，再被押回战俘营去，那就必死无疑了！可是……首长同志，要说考验，难道这不是舍生入死的考验吗？相信我们吧！我们都是拚着死，死一次不行就死两次、死三次，李茶花说：死九次也要回国啊！”
说到这儿，年轻的女护士放声恸哭起来。另几位女同志表情各异，有的捂着脸抽泣，有的象木头一样靠墙呆坐，有的把头低到了怀里。李茶花显得烦躁不安，不知何时开始撕扯一张报纸，现在已经扯得粉碎了……
白颖组长也含着眼泪，哭声地说：“相信你们，相信你们……你们没有背叛祖国！你们战胜了邪恶，战胜了死神，打击了敌人！……对对，现在就是要继续揭露和打击敌人！在全世界面前揭露打击敌人！”
说着，他一面打着手势招呼记者们拍照，一面走到女同志的身边，小声提醒什么——很明显，这是早就做过动员和布置的，叫她们解开衣服，展示伤痕，让记者照相。
有两个女同志磨磨蹭蹭地在解衣扣。一个用胳臂遮着乳房，另一个扭过身去，将肩头和后背的伤痕对着记者。李茶花和另几个女兵，不约而同地把胳臂绞在胸前，拒绝展览伤痕。
望望杨组长沉下去的脸，那位可怜的小护士害怕了，赶紧再一次解衣扣，并且将上衣脱掉，原来除了前胸的烙印之外，她的肩膀上，背上，还有不少伤痕和刺的字。
记者们照了一些照片之后，全都把镜头对准李茶花，等待着她脱衣服。她反而闭上了眼睛。
“李茶花同志！”杨组长站起来大声说，“我在叫你同志咯！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咯。你也要服从组织决定呵！不要忘记革命战士随时随地打击敌人的责任。今天揭露敌人破坏停战协定的罪行，你就是一个尖刀连长！你就是一个唱主角的台柱子。你这出压轴戏不唱，叫我这个组长怎么收场呵？”
他见李茶花仍然闭着眼睛，这才想起了什么，回过头来对我下令：“周仲明，这个任务交给你，还有何倩，由你们两个老同学负责说服李茶花同志。明天就正式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还要拍电影，由李茶花同志为主，来揭发控诉敌人破坏停战协定、破坏交换战俘的滔天罪行！这也是打仗。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必须服从命令！”
听到我与何倩的名字，李茶花睁开了眼睛，好象她刚才并没有看见我。她饱含热泪的目光在闪烁，在寻找……叫了一声“何倩——！”
可是何倩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