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记者招待会按时召开了。别的不说，只要能走出板门店的小圈圈，乘车穿过我方驻扎重兵的开城，对西方各国记者来讲已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了。何况还是由七名女俘揭发美帝暴行哩。这将给各国记者所属的通讯社和报刊提供头条新闻！因此，上午八点刚过几秒钟，西方记者的车队就从南边驶进板门店，经我联络小组检验记者证之后，立刻往西飞奔开城；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的记者团——他们原本就住在开城的，也带好了录音和摄影器材，就近赶赴野战医院。两支车队进行着不等距离的赛跑，东方记者并未捷足先登——聪明的白组长宁愿让西方记者的摄影机占据最佳位置，所以搞了个小动作——通知东方记者车队出发的时间晚一些。他向招待会的第一主持人杨组长解释：“这样，让西方记者挤到前排拍照女俘的伤疤；再让东方记者在后边，站在凳子上，居高临下，连女俘带西方记者全都拍下来。这样的宣传效果最好！”
杨组长听明白了没有？谁也不知道。但他点了头，批准了这个“时间差”的小动作。
两支车队几乎同时赶到，交通为之阻塞；野战医院门外挤得水泄不通。苏式吉普碰撞美式吉普，驾驶员臭骂驾驶员，许多记者干脆跳到车上，踩着一辆又一辆吉普车的“鼻子”涌进了医院大门……
野战医院是一座被轰炸过而没有完全倒塌的寺庙加帐篷又加木板房的复合建筑物，四周是断壁残垣加铁丝网的围墙。里面最大的病房也只容得下半数记者吧。我不知道杨、白二位组长如何安排他们进入会场？也许进不去的记者只能爬窗户照相了……因为地方小，我与何倩理应自觉自愿的逃会，更主要的是不忍心再看茶花她们的伤疤了。
昨夜，何倩以军医的身份留住在野战医院里，实际是伴宿在茶花身边。这两位南开中学同室同桌的姐妹，于洋溪小镇一别四年之后，又鬼使神差、阴错阳差地睡在一起，作彻夜谈。茶花有些神经质了，身子那么虚弱，那么疲倦，却又兴奋得失去了控制，根本不让何倩睡觉，好象要把两年半的苦水全吐给她……不对你说对谁说啊！
“茶花都说了些什么？”我问。
“你就甭打听啦。”何倩的态度也变得阴沉了，脸色很难看。
我感到吃惊。难道茶花的一夜话，能够改变何倩对人生的看法？改变她开朗的性格？
“明哥，咱们有过条约：你、我，还有渝生，谁也不准追问茶花惨痛的往事。昨晚，她精神不正常，非对我说不可……结果，把我的灵魂也钉在了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上。你就别再追问啦。我一辈子也不会说给任何人听……有些事，你只要听几句，灵魂就永远得不到解脱了！”
“好，不谈茶花……唉，那你看看这个吧。”
我把渝生的一摞子信掏出来递给她。自从我告诉了他“茶花健康归来”的消息之后，渝生简直是一头跌进了痛苦的深渊。他几乎每天给我写一封信，没头没脑地说些个胡话。一会儿说他“誓死也要来”见茶花一面；一会儿又说“已经受了严重警告处分”，指的当然是上次跑到开城来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啰。一会儿叫我转告茶花，“海枯石烂，此心不渝”；一会儿又要求我“负责任地把茶花问题的性质，组织上的结论”正式抄写给他……。我不同情渝生。太缺少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了！你这种畏首畏尾、自相矛盾的态度，叫我怎么转告茶花？
“渝生的信写得太荒唐啦！”何倩生气地把信扔给我。
“我只告诉他说茶花是‘健康归来’的，他就认定了茶花有问题，要什么组织结论……哼，如果他知道了茶花遭受这样的残害，说不定连魂儿都吓飞了！”
“渝生胆子向来就小。不过，要是小到了不敢爱自己心爱的人，也就是一种自私了！”
“主要不是胆量问题。你廖渝生对李茶花总还有个最根本的信任吧？要组织结论！组织下什么结论哩？李茶花是白衣战士，不畏强暴的女英雄！她回来啦，事实已经作了结论，还要什么组织结论？”
“明哥，你这话也不全对。也许当过战俘的，回来以后，组织上要作审查的！”
“战俘成千上万，怎么审查？”
“这我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听这里的军医说，凡是回来的战俘，都要登记、填表，还要……”
“当然要登记啦！真实姓名，原来的部队，职务……不登记，把他往哪儿送啊？”
“不不，我听说，可没那么简单！一律送回国内去，集中审查。怕这里边混进特务来。”
我憋不住笑了，“小傻瓜，集中起来怎么审查呀？只要把他送回原部队、原单位，大伙还不认识他呀！”
“你别笑，这儿的军医说，有很多保卫干部，整天整夜在医院里做审查工作哩！”
“算啦，我不跟你抬杠。你想想，这些同志一不是开小差，二不是投敌叛变，三不是犯错误，有什么可审查的？朝鲜战场，双方都投入了上百万的兵力，整整打了三年多，当然会有相当数量的战俘，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好好，咱们真的没时间抬杠。这种事儿我不懂，你也不懂。你只会唱歌演戏，我只会打针换药。抬杠的时候说出错话来，谁给打个小报告，倒要审查咱俩啦！”
“何倩，你也学会了保护自己啦！”
“当然啦，老有人汇我的报。一句话说走了嘴，当天就有人捅到指导员耳朵里去！唔，这儿没人偷听吧？”
“看把你吓的！”我笑了起来，“炊事员可不爱管闲事。炊事员去打小报告，升官当个炊事班长，照样还得烧火做饭！”
“行军的时候炊事班长挑大锅，更累！”何倩也笑了起来。
说也可怜，我俩没地方谈话，就坐到代表团的伙房外间屋里，一人盛了一大碗米汤，边喝边聊。在这种公开场合密谈，是最最保险的。谁也不来偷听，也不会怀疑我俩乱搞男女关系。
“白抬了半天杠。我只是想知道，茶花的下一步，会把她送到哪儿去？咱们回国考大学，到哪儿去找她呢？”
“你是医生呵，据你看，她是不是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嗯，主要是精神刺激太深了……如果让我来治疗，第一件事就是从部队复员，然后叫她集中精力准备考大学的课程。这样，环境改变了，精神转移到别的事情上，比在野战医院休养要好得多。”
“说得对！咱们能想点什么办法帮助茶花呢？”
“杨部长不是把我调到这个医院来帮助工作了吗，我可以从医生的角度提建议。”
“开过了这个记者招待会，也许他就用不着你了。”
“我想争取留下，离你近一点儿！”
“姓杨的能听你的呀？他这个人，最不通情理啦。”
“那我也要试一试，争取一下。”
谁也没料到，何倩未经争取就被留下来了。而且获得殊荣——杨组长、白组长分别找她单独谈话，交给她一个新的重要任务。
我因肩负着“解释代表”的工作，大批交换战俘的事务正在紧张进行，所以也就不能与何倩一同去完成新任务了。但是，何倩仍然提出来，需要得到我的协助。杨组长最后拍板，只允许我利用晚饭后的时间，协助何倩讨论一次，最多两次。
“我跟他们俩展开了一场真正的辩论！”两团红晕在何倩脸颊泛起，她微微喘着气，对我叙说着一个伟大的胜利。
“跟谁辩论？”
“谁？还不就是姓杨的、姓白的！”
“他俩又搞什么计谋啦？”
“对，连环计。可惜姓杨的门缝里看人——把我看扁啦！……我要将计就计。”
“到底怎么回事儿？”
“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不过，明哥，你一定要相信我——只要你绝对信任我，我就能战胜这个大官儿！”
一听这话，我立刻想起了另一句话——两年前，在三山战俘营卫生所后面的赤松林里，我俩私订终身的时候，何倩说过的那句“不要老干部许愿，指导员动员！”嗯，这位向她许愿的“老干部”是谁？就是今天她所说的“大官儿”么？我早就应该把这件事情问清楚，只因为见面的机会太少，又出于对她的信任和尊重，才没有挑明了来问。那么，今天应该问清楚了吧？可是……今天对她就不信任不尊重了吗？她刚才还在祈求我的绝对信任呐……
“明哥，你不要胡思乱想。”她好象猜透了我的心思，轻轻叹了一口气，“唉，咱们单独在一块的时间永远这么少……只能商量最迫切的事儿啦。那次中外记者招待会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姓白的说，一百多家电台和报纸同时登载了李茶花的照片，广播了她揭发控诉美帝战俘营的录音。姓杨的说这是对美帝和国民党的一个沉重打击！”
“这我也听说了……有什么可辩论的呢？”
“你不知道呀，他们好象发现了新大陆，还要拿李茶花作文章——要组织这七个被俘的女同志到各个部队去巡回诉苦……实际上是巡回展览！”
何倩还没说完，我已经跳了起来：“这太残忍啦！茶花怎么受得了？非把她逼疯了不可！”
“是呀，我当场就跟姓杨的吵了起来……如果有军事法庭，我就去控告他——侵犯人权！后来，姓白的出面打圆场，说是至少也要写成书面控诉材料，发到各个部队去当政治辅助教材。”
“告诉茶花，不给他们写！”
“当然不能叫茶花写啦。姓白的有录音，叫他对照录音去写吧。可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李茶花的父亲、姐姐都在国外，也许就在美国，那么李茶花为什么不去美国而坚决要求回中国呢？”
“混蛋问题！混蛋逻辑！”我气愤地大骂起来。
“明哥，你冷静下来想一想：如果按照他俩的要求，把这个问题写清楚了，对茶花今后的处境不是更有利吗？”
“谁写呀？”
“他们让我写，让你帮助我一块儿写。我问过茶花。她说，当时的真实思想，就是恨透了国民党特务——这一点，你我都了解的，在重庆南开中学，特务就要抓咱们嘛，没抓到就是了。所以，在战俘营里，茶花对特务们当然是势不两立啦！明哥，我想，应该帮助茶花把这件事写清楚。你记得吗？在登陆艇上，姓杨的就不相信咱们敢在解放前演《新霸王别姬》，敢骂蒋介石、宋美龄。说咱们小知识分子最喜欢往自己脸上擦粉。这是姓杨的无知！他一点也不了解重庆，更不相信重庆青年也是革命的。咱们为啥不把事实写出来哩！”
何倩的这段话使我感到吃惊和欣慰。参军四年当中，我俩单独在一起谈话的时间真是太少了，通信又不敢写真心话……以致我对她的思想进步缺少足够的了解。现在才发现，我的何倩不但身体发育成熟，思想也成熟多了！有独立见解，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完全可以信赖和放心。就从她对副部长杨清正的认识来看，我也完全可以放心了啊。“姓杨的无知！”这话虽然偏激，却也入骨三分呀！
“何倩，我服了你啦。那就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