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月，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做“度日如年”。一天比一年难过。一个月相当三十年。如果说我今天已经五十二岁了，那不符合自然法则——我仍然是个筋骨强壮的二十二岁小伙子；但是，孔夫子所说的“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些思想高度我似乎已经达到了吧？
一切联系和音信都被干脆彻底地切断了。我根本不知道何倩、李茶花到哪儿去了。廖渝生的来信也突然中断。不是“知天命”了么？所以我也不再往外写信、打电话。对于杨清正副部长的厉害我心服口服地服啦！佩服得五体投地。
幸亏我学会了绝对服从，学会了幽默感，学会了“不惑”和“知天命”，所以悟道了。既不拿鸡蛋去打石头，也不用脑袋去撞石头。更不拿肉包子打狗——我断定了自己就是个大号的肉包子，一打，那就是一去不回头了。
因此种种，在紧张的交换战俘工作中，我这个副解释代表干得非常好，简直出类拔萃，成绩优异。杨副部长当众亲口点名给我记三等功一次。评语辉煌：立场坚定，全心全意，任劳任怨，机智勇敢，忠诚坦白……我嘛，打掉了牙齿往肚里咽，快变成两面派啦。
人间的事情竟然如此复杂而简单啊！
一九五三年隆冬，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拿着美丽的组织鉴定（请原谅，除了‘美丽’这词之外，我贫乏的词汇库里再也找不到更恰当的形容词了），辉煌的立功证明书，银光闪闪的军功章，依然穿着将校呢的军服，油光锃亮的高腰马靴，乘坐美式吉普车，威武壮观地回到了本军文工团。不久，又蒙杨副部长恩典，刘团长照顾，将我下放（当时还没有创造“下放”这个新名词，但又不能使用“清洗”这个老名词，反正意思差不太多，不必咬文嚼字）到连队去当文化教员。我笑嘻嘻地打好背包就出发——只消五分钟，易如反掌。
这是最仁慈的处理了。因为我已经做好了下连队去当乓或者当伙伕的思想准备。四年前在登陆艇上，那位凶神般的警卫排长不就相中了我这个大个子兵了嘛？要我去警卫连扛机关枪乃至六○炮，据他说，“扛上半年六个月，野骡子野马也把他压服了”嘛！相比之下，杨副部长不是比警卫排长更仁慈、更文明么？
为什么这样处理我？原因简单极啦。回到文工团的当天，本军卫生营的一位同学就向我揭示了谜底：上级组织部门已经批准了杨清正副部长与军医何倩的结婚报告。
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个晴天霹雳喽。不过我突然感到，晴天霹雳非常有趣儿，妙就妙在十分简单，既不需要乌云密布，也不需要风风雨雨。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哇，“乌云压城城欲摧”呀，以及什么变天之前伤疤痒啊、关节疼啊……这些啰嗦统统不用；大晴天儿里只消打个炸雷，就是晴天霹雳——最节约，一丁点儿也不浪费。
人家节约，我何必浪费！为这种事儿，我周仲明犯不着浪费心血和感情！
杨副部长在军部结婚，我周仲明自然应该远离军文工团喽。下连队，远远的，天经地义。这，文言文叫做退避三舍，大白话叫做滚蛋。
可喜的是我这个混蛋滚了很远、很久。一滚就是四年！原来打算回国读大学的四年时间叫我一下子就滚光了。
小子今年二十六，筋骨更壮，肌肉更硬，嘴边再也不是一圈柔软的茸毛，而是从两鬓到下巴甚至继续向下延伸的络腮胡子，三天不刮就能当铁丝刷子使用。哪位姑娘要是让我蹭一蹭脸蛋儿，不破也得掉层皮。哈，敝人已经长成一个十全十美的男子汉了！
连队打牙祭（会餐），我一顿能吃一斤肉一斤面一斤酒——三斤落肚，变成大尉（胃），虽然我的军衔仅仅是个少尉。司务长到县城买菜，借到一辆老牛车，没有牛，我便打起赤膊去驾辕。往返四十里，载重八百斤，回到驻地照样给战士们上文化课。
师里要开党代表大会，政治部宣传科忙不过来，便从连队抽调几名文化教员帮助工作。师政委的主题报告，统属党内机密；但由于他已经花了眼，便由我“秘密地”用毛笔正楷誊写成能看清楚的讲演稿，供他宣读。可是我这个“长翅膀的飞（非）党员”回到连队，连听传达的资格也没有。
部队开展文体活动，每个团组成一个战士业余演出队，我便成了本团演出队的第一号主角兼总编剧总导演总指挥。不久，全军会演，我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军部，独得五项一等奖！因为不论唱歌、跳舞、演剧、说快板……我都比担任评委的军文工团专业演员强得多。军部司、政、干、后机关和直属部队的指战员们，突然想起了四年前本文工团舞台上的“最佳男演员”啊！
我又荣立三等功一次。表面理由是我老实肯干，在开展连队文化教育和文娱活动中成绩突出。那底牌则是战友们给予的巨大同情——杨清正副部长已经调走了，战友们心里说：“瞧人家周仲明多么可怜，被大官抢了老婆还埋头苦干，应该给他记个三等功！”
杨副部长调走啦。我的命运似乎因此而获得转机——被爱才如命的宣传处刘处长（从前文工团的刘团长）留在军部当了宣传助理员。
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我回到军政治部宣传处之后，好象几面墙壁同时透了风。着先是本处一位助理员向我小广播，私下里犯自由主义——他也是小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小干部，与我一样，参军八年，思想改造尚未达到脱胎换骨的最高境界，或者说还吃五谷杂粮，还有七情六欲，还没有变成十足的“驯服工具”，所以他对我、对何倩和李茶花还有点儿同情心。
“五三年冬天，咱们部队还驻在朝鲜西海岸的时候，杨副部长从开城带来了七名回归的志愿军女战俘，在军里召开揭露美帝暴行的诉苦大会。咱们宣传处负责布置会场，我管麦克风，所以知道点儿内幕……”他讲述了我很熟悉的那些诉苦内容之后说，“这七个女俘当中，有一个受残害最重的李茶花，精神不正常，两眼发直，呆呆地坐在台上。由她的一个女同学也就是咱们军卫生营的小何医生替她念诉苦稿。念完之后，就有两个保卫干事把她架起来，脱掉衣裳，让大家看她的伤疤……后来我才听说，这个女俘，还有小何医生，都是你的同学。所以我应该告诉你。我认为这种诉苦会太愚昧啦！太野蛮。从这个师，到那个团，轮流表演，迟早把七个女同志全都逼疯了为止……李茶花大概疯了，疯了也得展览伤疤……咱们的宣传工作搞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干头？周助理员，我不仅要告诉你，还要给杨副部长提意见——他调走了也要提！现在不是正在整风吗？号召咱们起来鸣放，给党提意见嘛！我打算在鸣放会上提这条意见。你是李茶花的同学，更应该提意见，批评杨副部长的错误行为！”
听完之后，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一百个想不通！一百个沉重的沙袋压在胸口，连气都透不出了。杨清正，白颖，你们就是这样来“照顾”李茶花呀——写书面材料，叫别人念，然后叫她“现身说法”，当活导具。你们简直是强加于人呐！还有何倩，你不是跟他俩辩论过吗？战胜了大官儿吗？怎么却由你去代替茶花念稿子哩……你知道自己扮演了个什么角色吗？小丑！爱情的叛徒！一文不值的官太太！
这是一九五七年秋天。中国人都知道这一年国内发生了什么事件。我们军政治部明天就要召开“知识分子鸣放会”。向我小广播的那位宣传助理员肯定要在会上鸣一鸣、放一放了；至于我呢，为了李茶花的遭遇，只能比他鸣得更惊人，放得更厉害。我要建议组织上，追查杨清正的军法责任！
就在这天晚上，组织处的一位助理员走进我的宿舍，插上门，进行了另一次重要的小广播。“你的同学，军医何倩事实上并没有嫁给杨副部长。四年前，组织部是批准了他俩的申请结婚的报告，可是何倩拒绝同居，理由是先回国上大学，毕了业再说。杨副部长也没办法。那时候我就在组织处，知道这件事。不久，组织上就保送何倩回北京上医学院读书去了。杨副部长每年到北京去探亲一次，回来就耍酒疯，发脾气。我听保卫部的人说，直到今年夏天他调走的时候，这个老婆还是没有弄到手……唔，告诉你个最新消息，杨副部长调出咱们军之后，何倩一连给我们组织处写了七封信，询问你的下落，要你的通信处。我们处长说这件事很难办，不能给何倩回信，也不准告诉你。周助理员，你别急！我百分之百的同情你。现在排级干部也准结婚啦，不违背组织原则嘛，你怕个啥！我完全为了打抱不平。这就是何倩的通信处，我偷着告诉你，你可别声张，就偷着给她写信吧。别把我卖了就行。”
又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欣喜若狂。还写什么信哟，一百封信也写不清我对你的思恋啊！何倩，从湖南到北京只消二十四小时……我带着手枪和军官证连夜跳上了特别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