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秋我们部队就从朝鲜凯旋归国了。那时我已被下放到连队当了一年文化教员。连队的管理工作比文工团严格十倍（虽然军文工团已经比南开中学严了十倍），所以，在这种严而又严的集体生活中，我自由散漫的习性确实得到了不断的改造。这种改造是带强制性的。譬如，部队回国的列车穿过了鸭绿江大铁桥，“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停在安东（丹东）市车站的时候，我多么想跳到月台上去，跪下来亲吻一下祖国的国土啊！然而，由于连首长事先的布置，为了保持月台上正在进行的欢迎仪式，为了军容和纪律，每个连队只允许四位连首长下车，代表全连参加安东市人民的欢迎仪式。我们这些排级以下的干部、战士，只准蹲在闷罐车厢里山呼“祖国万岁！”的口号。虽然祖国对她每一个儿女都是平等而博爱的，我却由于级别不够，而未能与祖国母亲亲吻一下。以后，我们这支胜利凯旋的部队，经过沈阳、锦州、山海关、丰台而节节南下，最后驻扎在湖南省。每个大站，每座城市，都组织了与安东市一样热烈动人的欢迎仪式，我们这些排级以下的指战员也都同样地蹲在闷罐车厢里山呼万岁。君不知，这闷罐车厢乃是装货物的六面铁皮，结实得很，一旦有整排的青年战士挤在里面纵情地山呼万岁，声浪来回反复撞击六面铁皮，它可就顿时变成个巨大的特制共鸣箱了！嗡嗡嗡，轰轰轰，非但什么字眼也听不清，我们的脑瓜浆子却被自己制造的最强音震得生疼。每次山呼十几分钟，每天共震三五次，哈哈，比旷野地里听炮弹爆炸还震得凶些。幸亏我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油子了，有人带头，群起效尤——一齐用手捂着耳朵山呼口号，这才避免了人人震破耳鼓。
此事也使我迅速地增长着知识。我们大家一齐捂住耳朵喊口号，闹了不少笑话——好几次，首长们已经在月台上相互致词了，我们还在不停气儿地狂喊，而且那呼喊声既无节奏又无音韵，一定不好听，使首长们很难为情。
“谁叫你们没完没了地吼！”事后，指导员回来批评大家，我们却感到十分委屈。
这委屈是有科学根据的。我悄悄告诉政治指导员：“主要因为您没学过物理。也没学过生理卫生。诺，人的脑袋是个有机的整体，脑袋上的七窍起着互相制约的作用。任何人说话、唱歌、喊口号，音量大小、节奏板眼、抑扬顿挫、音色是否优美，以及发音是否正确、是否字正腔圆？并不决定于嗓子好坏，而是要靠自己的耳朵来辨别和随时加以校正。如果大家都捂住了耳朵，就是想唱最优美的歌儿，也一定会跑调儿，一定唱不齐，一定很难听！”
指导员听得似懂非懂，歪着脖子问：“真的吗？我唱歌老爱跑调儿，别人为啥说我五音不全呢？”
“其实，这是个误解。我敢保证，您的嗓音还是全的，别说五音，七音、九音，您也唱得出来。主要是您的听刀不佳，不准，问题出在耳朵上！”
他似信不信地摇摇头。
“举个例子吧，”我只好选择他能理解的事情进行说明了，“譬如说，您的愿望是好的，可是耳朵不好，听信了错误的汇报，或者别有用心的小报告，结果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决定。是不是？”
他显然被我无意中刺了一下，刺到了某个痛处，脸腾地红了。“你对我有意见，就直接提出来好啦！何必拐这么大的弯子？”
“您别误会。我没这意思。”我赶紧解释，因为政治指导员就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万万惹不得的——反对一位党小组长，都可以被扣上“反党”的帽子；得罪了支部书记那还得了！“我对您一点意见也没有！我是在讲物理，讲生理卫生，讲科学呀——自然科学是没有任何阶级性的，是不是？唔，言归正传，有句俗话；十聋九哑。这种现象您一定了解吧！由于听不见，所以这个人也就变成了哑巴……”
他大概还是没听懂，瞪了我一眼，小声说道：“周教员，你们文化人为啥总爱拐弯抹角、云山雾罩哩！往后对别人说话，要小心点儿，改改这个毛病吧。”
我与这位指导员的关系不错，同在一个连队共事三年，后来他升任营教导员了，还曾关心过我的入党问题，对我说过：“好好争取吧。工农出身的同志，参军一年半载就能入党。你们知识分子干部，十年八年也入不了党，这很不正常。文化教员也不能干到老哇，不入党，想提拔你当个副指导员都不行，唉……”
虽然未能入党，但是听了他这句比较公道的话，我心里也就暖乎乎的了。因此在调回军部宣传处工作的时候，我还特意到营里看了他一趟。他还是那句诚心话：“抓紧解决组织问题！象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只要入了党，放下来就能当个宣传股长。好好干吧！”
可是，一九五七年，对于我这个尚未改造好的小知识分子来说，竟然是个阴错阳差的年头儿。何倩并没有真的嫁给杨清正！我带着手枪连夜登上了去北京的特别快车……事后回想，简直是福星高照，妙不可言——错中错，我竟然莫名其妙地错过了参加军部“知识分子鸣放会”的机会，成了一条“爱情至上”的小鱼。
在医学院的宿舍楼里我很快就找到了何倩。
刚走进学院的大门，便感到一种十分紧张的气氛。院墙上，教学楼、办公楼和宿舍楼的里里外外都贴满了大标语和大字报。我顾不上细看，只有那些最显眼的大字不断打进眼来。什么“反击右派猖狂进攻”呀，“反革命”呀，“反党”呀，“反苏”呀，“三反分子”呀，“反动言论”呀……似乎正在搞什么运动。后来才知道是反右派。大专院校开展得早，部队搞得晚一些。当时并不在意，我心里只想着要立刻见到我的何倩。
一提何倩，好象谁都认识她。帮忙的帮忙，领路的领路，许多男女同学主动地帮我四出寻找……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毕业班的学生党支部书记，学院团委副书记，青联副主席，学联副主席兼文艺部部长，白衣战士歌剧团副团长，未经命名却是师生们公认的校花兼“最可爱的人”，还有新近担任的“整风反右领导小组”成员。简直是个大大的风云人物。
也是后来才知道，在“反右”运动的高潮中，医学院的大门已经很难出入了，特别是禁止找人和会客。至于我哩，一来不了解情势的严重性，二来心里着急，更重要的是身穿军服，腰挎手枪，领章、肩章、帽徽俱全，堂堂一位青年军官，必定是公务在身，而且指名要找何倩，所以没有介绍信也任我通行了。
很快就在一间女生宿舍里找到了何倩。三个人同时吓了一大跳！此话怎讲？
何倩猛然看见了我，惊喜交集，一时作不得声。她正在屋里同一位女大学生谈话，这个比何倩小几岁的女学生两眼哭成了桃，突然看见一个带枪的军人闯进宿舍，以为我是来逮捕她的，吓得直躲，“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给我领路的两个学生立刻指着她向我解释：“她是反党的急先锋，右派分子，别理她！”这句话把我也搞懵了，不明白这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是什么“急先锋”。
还是何倩镇定了一下情绪，对我说：“周同志，跟我来，到办公室去谈吧。”
我开始理解了这里的紧张情势，便一言不发，严肃地跟着何倩往外走……谁也不说话，但我看得出她的眼圈红了，身子微微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