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现在李茶花在哪里呢？
这简直成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大家都在询问：“李茶花在哪里？”
廖渝生问我。我问何倩。何倩每年都曾追问到北京来“探亲”的大干部杨清正。可是谁也不知道李茶花的下落。
一九五四年底，部队刚从朝鲜回国不久，廖渝生就因“社会关系复杂”而“复员”了。他没有详细诉说这个过程，只是连续给我写了几封信，一再询问李茶花的下落。我只收到了杨副部长调走之后的那封信。
……明哥，我只能这样做，也决心这样做下去——每年给你写一封信。也许你收不到；也许你不屑于给我回信。这我都没办法。我能做到的只有每年给你写信。并且祈望你能收到它，更乞求你给我写封回信吧！
我对不起茶花。由于我软弱，胆小，无知，自私……未能赶到板门店去亲自接她，把心里话当面告诉她。一错就是四年！一千四百六十几个日日夜夜呵，无时无刻我不沉溺在悔恨之中。只要我还活着，最大的愿望就是立刻找到她呀。
除了无法登报寻人之外，我到处写信，打听，包括给你写信，都是石沉大海，连一丁点浪花和涟漪也未曾激起……人海茫茫，我发誓要永生寻找茶花！
关于我自己，无善可陈，就一切从简吧。下面是我的通信处，请写明物理系二年级。
给渝生回信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何倩在哪里。如今找到了何倩，茶花仍然是个谜。
“你怎么还把希望寄托在杨清正身上呢？”
“只能问他！那么多回国的战俘，最后都是保卫部处理的……就得朝姓杨的要人！”
“真是天大的怪事儿！我当解释代表的时候，还能找到李茶花；现在回国了，反而找不到啦……杨清正究竟怎么说的？”
“他说这属于军事秘密……”
“放屁！”
今天，在我与何倩的一生当中，是个特殊的日子。之所以特殊，首先因为我俩都还处在无知的年龄。一切事物逼到了眼前，上帝有知，也会宽恕我今天的荒唐行为吧？
我随身携带的“军官身份证”里，最后一页是“婚姻情况”，原本空白，我毫不犹豫地填上了何倩的名字，年龄、籍贯、工作单位等等，与她“学生证”上的有关栏目完全相符。就这样，我俩大大方方地走进了一家旅店，订了个舒适的上等客房，并且在“旅客住宿登记簿”上公开填写了“探亲”、“夫妻关系”。服务台的同志当面看过了我二人的证件，登记了证件号码，便抱了一只暖瓶客客气气地把我俩领进了客房。
老天爷，我俩哪点儿不象夫妻哩！打着灯笼走遍北京城，也难找到这样美满的小夫妻啊！
然而这一切都是荒唐的。当然也是我俩共同向命运进行的抗争。
“……杨清正每年到北京来一趟，半个月休假期，赶巧了有两个星期天，弄不好就只有一个，嘻嘻，活象个乞丐！明哥，我说的都是真话，你现在还不相信我吗？……我心里跟明镜一样，他到处托老朋友，拉老关系，很快就认识了我们医学院的几个头头，他们之间也变成老朋友了，对我加倍地关怀，照顾。我完全知道，我很坏，对组织并不忠诚老实，一点也不坦白，根本不够共产党员条件，可是，他们很快就把我拉入党啦。还有那么一大串职务、头衔儿，全是杨清正托他的老朋友白送给我的。他送得越勤，我就越瞧不起他！觉得他卑鄙，无耻，是革命的蛀虫。他还给我送好衣服，好吃的，嘻嘻，反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与其让蛀虫吃掉，还不如让我这个医生吃了哩，不吃白不吃！明哥，我到底还是个小布尔乔亚，温情主义，有时候又觉得杨老头儿也可怜——他四十多啦，比我大一倍，我就叫他杨老头子，他不敢不答应。可是，每次看见他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坐在院长办公室的椅子上等我下课，一等就是几个钟头，我又觉得他象我叔叔，怪可怜的……”
“他的老家在陕西，可是他不探家，每年休假都跑到北京来‘探亲’，倒也是一片真心呐。所以，我也得赏他个脸——见他一两面。我强调自己是学生干部，是什么书记主席部长的一大堆，必须以身作则，决不能旷课，也不应该请事假陪老头子看电影、逛大街！明哥，我算摸透了他的脾气——杨清正最怕大道理，只要我板起脸来一唱高调儿，不但杨清正活没辙，就连医学院的头头，动员我陪老杨出去玩玩的‘帮凶’，也都哑口无言了。他们在大道理面前绝对不敢说三道四。所以，杨老头儿每年晋京‘探亲’，半个月当中，我只在星期天见他一两面。我还有护身符，就是决不走进他住的部队招待所。顶多陪他吃顿饭，逛逛王府井百货大楼，在公园的茶亭坐一坐，全是大庭广众的地方，他想拉拉我的手都办不到！”
“我承认，杨老头儿在我身上花了不少心血，也花了钱，而且我害他白白等了四年——这对一个老头子是很大的损失。但是，如若想想另一面，他对你的压制，对我的阴谋，对你我两人的蛮横拆散，特别是对李茶花的残忍，那还不是咎由自取吗？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对他的报复，比起他对我们的迫害来，简直是微不足道！我只恨自己对他报复得太轻啦，报复他的办法太少啦！”
今天，何倩的话特别多。至少是憋了四年啦，我只能让她不停嘴地说——不对我说又能对谁言呢？
“我没有犯法！明哥，自从来到医学院读书，我就偷着买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法。反复阅读，我总算找到了法律根据——婚姻自由！杨清正依仗权势，送我读书、拉我入党、给我封官、切断我与明哥的联系……这一切，与封建买卖婚姻并没有本质区别！卫生所长说媒，政治指导员没完没了的动员，杨清正把我强行调到他的身边工作，组织部完全站在袒护男方的立场上批准他与我结婚……这一切，与封建包办婚姻的办法并没有两样！而且，杨清正心里也明白这一点，自从我离开部队回国上了学，他就知道部队组织部门那张批准结婚的信纸已经对我失去了约束力。所以他每次到北京来，都通过医学院头头对我施加压力，要我陪着他一块到地方政府去重新登记结婚。我才没有那么傻哩！医学院领导亲自找我谈话，说：‘何倩同学，你入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是杨副部长的爱人。所以，这次，你应该高高兴兴地跟他一块去政府登记嘛！’我当场反问：‘登记什么呢？’‘登记结婚呀！’‘要是我不同意呢？’‘哎呀，小何，别开玩笑！你们已经是正式夫妻了嘛，怎么还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呢！瞧您说的，既然我们已经是正式夫妻了，为什么还要重新登记结婚呢？’领导干部急了：‘你你，何倩同志，你简直是故意给我出难题儿呀！’我却不着急，笑嘻嘻地说：‘根本没有什么难题儿。您也管不了这个事儿——新中国有婚姻法，要不要我买一本送给您？’嘻嘻，这样的笑话，每年都要谈一两次。这里可是首都北京，就算你杨清正神通广大，也没法捆着我去登记结婚吧！”
“直到今年，我进入了毕业班，杨清正也调出了部队，他才真的沉不住气了，不再通过院领导，而是自己捅破这层窗户纸——硬拉着我一块去政府登记。只有这一次，我才正眼看了他一会儿，这位四十多岁的半大老头子，额头有了皱纹，鬓角添了白发，眼泪汪汪，只差没个背静的地方屈膝下跪了……明哥，为了能够顺利地毕业，能够分配一个好点的工作，我还要再拖他几个月，就说，‘等我给父母写封信。我的家教很严。没有父母同意，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去政府登记！’你猜姓杨的说啥？他两眼一瞪：‘我早就看过你的档案！你家是四川的大地主。你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员咯！已经背叛了家庭咯，怎么可以写信去征求阶级敌人的意见啊？！’这真叫我哭笑不得，但我还得顺着他说：‘那我就写信问问我的两个哥哥吧，他们是国家干部，不是阶级敌人！’唉，总之又让我把这事拖了下来……。”
何倩的话还没有说完。但她说得累了，靠在我的怀里，带着一丝凄苦的微笑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