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前夕，由于写了一封“绝交信”，拒绝杨清正“接妻子回家”，何倩被一棍子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明哥：
……这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我不愿意详细重复它，可是，又不能不告诉你一个大概。临毕业了，姓杨的三天一封信、五天一个长途电话，要约定时间“亲自来接爱人回家”。我只能回了一封信，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我属于我自己！与他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要还钱，就开个帐单来吧。并且建议他相信一个道理：在新社会，彼此的人格是平等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以权势霸占他人妻女的事情，为党纪国法所不容！随着社会的进步，你的封建脑瓜也该开开窍了。
他收到这封信的第二天，就坐飞机赶到北京。我拒绝跟他见面。在电话里大吵了几分钟，他绝望了，凶相毕露，公然说：“我要叫你后悔一万次！”
我也告诉他：“决不后悔！”
明哥，下面就是他的法术：
三天之后，把我从“整风反右领导小组”除名，立即接受群众批判。罪名是“反动”，“欺骗和污蔑组织”，“欺骗腐蚀老干部”，“坚持反动地主阶级立场”，“女骗子”，“诈骗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混入军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混入高等学府的坏分子”，“同情右派分子的假左派”……群众逼我当场承认，我只好承认了几条，譬如“混入党内”，我承认是被人“拉入党内”，还有最后一条，“同情右派分子的假左派”，我承认了是假左派。这是真的，我们班上三名爱提意见的同学，其中有党员也有团员，被划右派，我始终不同意。党委书记早就劝导过我，说：“小何，如果不看你是老杨的爱人，那，你的态度可就非常危险啦——同情右派是政治立场错误，你懂不懂？”现在倒也干脆，他们用不着“照顾老杨的爱人”啦！
现在我的工作就是戴着坏分子的帽子扫地、掏厕所、倒痰盂。等待着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彻底改造……明哥，如果你能够忘掉，就永远把我忘掉吧！千万不要连累了你。这封信，是托一位好心的老工人冒着风险转给你的。看过就烧掉！别再害了他。……
部队的“鸣放”和“反右”运动只在老师以上机关进行，目前在大张旗鼓地进行批判。我们宣传处的那位助理员就因为在“知识分子鸣放会”上提了若干意见，几天之后也变成了受批判的对象。我回来之后，好心的刘处长立刻拍着桌子把我大骂一顿：“乱弹琴！狗扯皮！一点组织纪律性也没有……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刻吗？要上战场，要战斗！你的自由主义太不象话啦，无组织无纪律太严重啦，至少应该关一星期禁闭！先给你留着。现在你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向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开火！听明白了没有？你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大是大非面前，你要站稳立场，勇敢战斗！”
他骂完了我之后，又去向政治部主任汇报，说：“周仲明没有右派言论。组织纪律性不强的问题，留到运动后期去提高认识吧！”晚上他又个别地对我说：“小周，以后说话可要小心啊！你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你知道右派是什么性质吗？是敌我矛盾！小心，千万小心。我已经向政治部主任汇报过了，他也说，不能把组织纪律性不强的问题当作敌我矛盾。咳，算你小子好运气！”
“刘团长，我知道您心眼儿好！”
“这儿不是文工团，别叫团长，也别说傻话啦。我心眼儿好，你也要严格要求自己才行啊……”
我正在暗自庆幸“漏网”之福的时候，却收到了何倩用血泪写成的来信！
参军八年，我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打击。讲体魄，二十六岁是最强壮的时候，可是看完何倩的信，我的双腿都软了。在北京，何倩已经预料过这次“摊牌”的后果，我也帮她作过各种最坏的设想，但是，把我们两人的年龄和常识统统加到一起，万万也想不到“抗婚”的结果竟然是“反动”！我愤怒得浑身发抖，泪流满面……不是为自己哭，也不是为何倩哭，实在是为真理和正义而哭泣！杨清正啊，医学院啊，你们迫害何倩不足为奇，然而你们怎敢公然反对真理和正义哩！
我的良心被杨清正一枪打死了。
所以，凭良心要做的事情我一件也没做。我没有给何倩写信，也没有向组织上坦白承认何倩已经是我事实上的妻子。我没有再次跳上特别快车去安慰掏厕所的白雪公主，也没有带着手枪找杨清正算帐。我不认为自己在何倩的噩运面前无所作为是什么胆小、卑鄙，反而理解了廖渝生对李茶花的无所作为……一句话，我彻底冷静下来了。
此后的生活是很复杂的，过份的复杂又变成了过份的简单。好比太阳光，五光七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混在一起也就变成了白色。
此后的生活变成了跳跃式的。有些时期，喜怒哀乐惊忧思，聚合在一起，丰富多彩，百感交集，热闹得透不过气来；有些时期，平心而论，又非常单调而乏味，以致在记忆中留下了大段大段的空白，断裂带，毫无意义的吃喝拉撒睡，连我自己也永远想不清楚干了些个什么……
一九五八年夏天，部队的“反右”斗争取得了胜利以后，不知道又出了点儿什么毛病——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展了一次“补课”的运动。也许是杨清正余怒未消，也许是有些同志对我始终看不惯，凑了些平时的“言论”材料，便把我“补”进去了。名称很别致，曰“思想反动”。
我不知道，但我凭着冷静的想象力，判断出了一丁点儿情况：军政委或者军政治部主任，象刚上演过不久的《十五贯》里的况钟那样，提起笔来，感到了有千钧重……周仲明啊周仲明，你自幼参军，多次立功，经过了战斗和艰苦环境之考验，喂呀呀，我这一笔落下，你便是妻离子散、永世不得翻身了啊！罢罢罢，得饶人处且饶人。念在你年仅二十七岁，这右派帽子就缓戴了吧！……于是乎，有人便在我可爱的档案里写下了三句符咒：“思想复杂，复员处理，控制使用。”又经过了若干拖泥带水的报批手续，是年岁末，鄙人领得四百元人民币的“安家费”，便解甲归田了。
我并没有回重庆。朋友，您知道“家庭出身不好”的实际涵义吗？别的就不必多说了，目前的一条要领，就是离开这个“家庭出身”越远越好！组织处的朋友最后帮了我一把，允许我复员回到祖籍北京市。
因为我的何倩还在北京扫地掏厕所倒痰盂呐，我身强力壮，当然可以帮她干几年！
年轻人最容易走火入魔。由于猛然想到了帮助何倩掏厕所，我死去的良心又复活了，嘭嘭嘭地跳动起来。我必须很快见到她！假如，假如去年播种的爱情开了花，结了果，我又怎能推卸作父亲的责任哩？
特别快车嘁嚓咔嚓的轧得铁轨脆响。过了长江天堑，又过滚滚黄河……在列车上迎来了一九五九年元旦。餐车上别开生面地供应了一顿儿饺子。屈指一算——当然不是数饺子喽，那又数啥子呢？唔，鄙人在可爱的部队居然平平安安地度过了十个年头！
我进入了二十八岁。据说国务院有规定，三十周岁以内的复员军人仍可报考大学。哈，只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别看断线十年，我周仲明考大学依然十拿十稳！没错儿，仍然要感谢我的母校重庆南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