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从北京飞哈尔滨。机型的缩写是“安—24”，我猜它的全称大概是“安东诺夫—24型”吧。苏制的老式客机，很小，四十八个座位，舷窗密封欠佳，漏气，舱内增压不灵，双引擎的巨大轰隆声震耳欲聋，飞得又矮又慢，大约三千米吧，越矮就颠簸得越凶……
我看得出这是一种老掉牙的飞机，也听得出发动机的声音属于“老牛破车”之类，早就该淘汰的机型了！虽然这是我头一次坐飞机，但我却是学的汽（车）拖（拉机）专业，内燃机（发动机）正是我的本行，连学带干十六年了，一辆汽车从我身边经过，或者停下来哄一脚油门，不用拆卸，我也能听出它的发动机的技术状态来。所以，现在听着“安一24”的轰隆声，我真有点儿同情中国民航了，这种飞机至少使用二十年啦，早该更新啦，而他们却能对对付付、凑凑合合地继续使用着……。
这架飞机的起落，实在令人耽心。起飞之前停在主跑道的一端给发动机“加速”，轰隆了一分钟，转速还上不去，还得继续轰；整个机身却震得摇摇晃晃的了……我知道苏联的几种汽车、拖拉机和飞机都没有解决“共震”问题，以致他们的汽车一旦发生“共震”时，能够“自己”震碎自己的玻璃；参加国际飞行表演的时候也曾“自己”震断了自己的飞机翅膀。我真担心这架“安—24”也发生共震……降落的时候，是落在了哈尔滨没有水泥跑道的机场草坪上！真棒——这是北京话。驾驶员真棒！
偌大的北国都市哈尔滨，机场没有水泥跑道，实在难以置信。然而却是事实。
“安—24”蹦蹦跳跳的停住了，乘客们这才松口气，宣布自己平安到达了哈尔滨。
由于机舱密封不严，增压不灵，起飞时大家的耳朵眼里都往外冒气泡儿；降落时大气往里压，鼓膜又凹陷进去了。我有绝招儿——这是在朝鲜战场上学的，炸弹或炮弹的气浪冲击了耳鼓时就这么治疗——捏住鼻子使劲一鼓气儿，耳膜便能“鼓”起来，复了位，也就恢复了听力。乘坐老式飞机虽然如此讨厌，我还是产生了一种新鲜感，头一回上天嘛！
这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五年夏末的事儿。我作为北京市的一名农业机械技术员，有幸来到黑龙江的某个代号农场参加麦收机械化的现场会，向人家学习“麦收机械化一条龙作业”的先进经验。这对我是一种殊荣！坐在老掉牙的飞机上我已经把这种殊荣的好几层深刻含义思考过三七二十一遍了。首先，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家大事了，生产和机械化等等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才重新排上了日程，才有这种现场会的召开，我们北京市农机局才不派军代表而派技术人员前来参加；其次，既然要搞经济，搞技术，那么对于有点真才实学的技术人员也就不能太“左”了，所以局长大人才大胆地批准我这个“臭老九”坐一次老掉牙的飞机，而并不耽心我把飞机劫持到外国去（也许他知道这种“老牛破车”根本就飞不到外国去吧）；第三，自从十六年前我被“复员处理”回原籍，一直属于“控制使用”的对象，所以我上大学也只能学农业机械，毕业之后只在农机厂和郊区农村干活，跟铁牛和黄土坷垃打交道，一不接触党政机密，二不靠近军事要塞，三不出访出差……这是十六年来第一次到外省出差开会，岂不是莫大的信任和宽容么？这三条，我反复想了七遍，从大脑到心脏到肝脾胆肾肠胃直至头发和脚趾头全都受到了感动，所以它的作用就是三七二十一遍了。而且这个年头儿，也必须大写成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五年。不如此不足以表示郑重。
到哈尔滨的“现场会接待处”报到之后，食宿交通等等就都有了着落，不必自己操心了。我在哈尔滨有好几位老战友，本想看看他们，可是当晚就要出发去北大荒的农场。负责接待工作的几位准军人——我完全闻得出军人的气味来——说走就走，雷厉风行，并不征求代表们的个人意见，更不管你是不是想在哈尔滨看看亲友……于是乎，坐汽车上火车，下了火车又上汽车，象运兵一样，马不停蹄地把我们送到了北大荒的腹地。
北大荒，是我早就闻名的一片“圣地”了。十六年前部队对我作的“复员处理”是相当严厉的，如果再宽松一等，我也就到北大荒的密山农场来参加军垦了。可惜当时我还不够资格“转业”，未能与那“十万官兵”同来开垦荒原。第二次机会，便是所谓的“十万知青”前来北大荒建设边疆，我虽然属于知识分子，却已丧失了青春，所以还是没资格前来北大荒，只能在京郊插队当农民，便于“控制使用”。今天居然以会议代表的身份前来，实在荣幸！
坐在车上，也能看出来，北大荒的土地实在肥沃。黑色的油沙土，非常丰腴的腐殖质，据说“一把能攥出油来”，而且平平整整，一望无垠，几十里地也看不见一两个村庄，这真叫关里人看着眼馋呐！我默想着，如果有朝一日实行一种不带惩罚性和歧视性的政策，真正鼓励复员军人和知识青年前来垦荒，同时给予优厚待遇，给予来去自由，那么，北大荒也就不会这般荒芜和荒凉了吧！
我们被送到一个规模巨大的国营场。我使用“巨大”这个词儿，是因为它的耕地面积比北京郊区三四个县还要大。它的一个分场就相当我们半个县，职工人数却比不上一个县的劳动力的二十分之一。换句话说，我们郊区一个劳动力平均耕作三五亩地；这里一个农工却承担着三五十亩地。这就是他们必须重视农业机械化的主要原因吧？
此地麦收比京郊约晚一个半月，虽然不象中原“龙口夺粮”那么紧张；但是面积大，总产量多，任务也是十分繁重的。我们大部份代表赶到的时候，割麦战役已基本告捷，正在进行扬场、选种、烘干、入仓等项作业。因此，现场会的开幕式不容再拖，今天下午三点半钟就在总场场部的大礼堂里举行。
我完全没有料到，主席台上坐着一个大官儿杨清正！久违了，姓杨的！虽然他没穿军衣，而且已经满头白发，可是，怎么说呢，就算是个棺材瓤子，我一眼也能认出你杨清正来！
十六年……其实你我已经阔别整整二十二年了，是你一枪打死了我的良心吧？二十二年前，你把何倩调到诉苦团，又将我们强行拆散；十八年前，你把何倩打成右派分子；十七年前，你再次落井下石，想把我搞成“漏网右派”……姓杨的，这一系列壮举，在你心里也许已经烟消云散了吧？或者心满意足了吧？否则，你怎敢心安理得地坐在主席台上，也不怕半夜三更鬼叫门呢？
并非“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现在我已经不是二十多岁的愣头青了，当年未曾持枪找你算帐，现在就更不会打你的黑枪。我完全懂得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陈毅……这些叱咤风云的伟人、元帅，都可以被斗、挨整、遭受不白之冤；更何况我与何倩之流的小人物、小蚂蚁哩！放心吧，你自管高高坐在主席台上，还可以道貌岸然地唱唱高调儿，也不会有谁当众拆穿你的西洋景，抓掉你的假面具。不过，我很想在将来一个什么时候，跟你心平气和地个别谈谈，请教一件事：你恣意整人的时候，真的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吗？
我参加开幕式的肃穆心情全被这个杨清正搅乱了。仔细观察，他的气色不错，虽然额头和眼角布满了皱皱巴巴的横纹竖纹斜纹鱼尾纹，还是红光满面，红里透着黄褐色，象是深入田间被这北半球的烈日晒的——果真如此，他还可能是军垦系统的一位领导干部哩。级别也不会太低，看他在主席台上的座次，以及由二十二年前的军保卫部副部长的职位来推算，假定他在大革文化命的运动中继续整人而不挨人整的话，那么，论资排辈儿，他现在也该是个副军级的什么长了。如果再跟林秃子无关，与“黄吴叶李邱”无缘，还可能是正军级了。大概不会更高，更高一级的话，非红即黑，报纸上的这种或者那种名单上一定会有他杨清正一个位置，我们这些比较关注“名单学”的臭知识分子对他也就会有个大概的了解啦……
正当我望着杨清正胡思乱想之际，开幕式已近结束。好几位首长级的绿衣干部轮流讲了话，我根本没听——没听更好，无非是什么“抓革命，促生产”之类的车轱辘话儿每人轮番唱一遍。我早就会唱这种语录歌了，而且肯定比他们老几位唱得好听十倍，何苦浪费耳朵再去听他们唱哩！
但我发现杨清正没有在大会上讲话。这为啥呢？是啥子信号？既然他能上主席台，而且他也有一张嘴巴，为什么不让他也讲一讲呢？仅凭这一点，我就可以设想，他目前大概不是什么真正的当权派，或许运动中也受过冲击，刚解放不久，只当了个什么顾问？
一种小布尔乔亚的温情主义忽然萌生——如果杨清正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也挨了整，尝到了挨整的痛苦滋味儿，被迫进行一丁点儿反思，那么，他的卑鄙的灵魂也许就会得救了！其实，只要他承认别人也是人——小知识分子也是人，被俘过的李茶花也是人；抗婚的何倩也是人；何倩爱恋的小伙子我周仲明也是人；大家都有作人的权利和尊严……不论担任什么职务而彼此人格平等！那么，你杨清正的人性也就可以复活了。
不是已经满头白发了么？我的杨副部长，这个最起码的作人的道理，您到底懂得了没有呢？在这“史无前例”的运动当中，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什么人都挨了整的时候，您要是还不明白这个作人的简单道理，那不是太可悲了吗？
现在，您在主席台上正襟而坐，我在台下假装听报告，彼此距离尚远，无法沟通思想。不过，总有一天咱俩可以平等地谈一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