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707客机大概已经越过了秦岭和大巴山，飞临四川盆地的上空了。以时间计算里程，大体上不会错；而且舷窗外面的云海已经消散，刚才还看得见褐色的黄土高原，现在脚下却是一片葱绿，这只能是我们的故乡呀！
“茶花，快到啦！下边这条闪亮的大河，我看就是嘉陵江。”
听说嘉陵江，她的身子抖动了一下——由于座位挨得很紧，我感觉得到。她无法再控制感情了，歪过头去盯着窗外，重复地说着：“嘉陵江！嘉陵江！”
“也许咱们就是沿着嘉陵江由北往南飞。”
“……雁南飞？”
她又说了半句话。但我听得懂。半年前，我与何倩倍她看了一部所谓的苏联“修正主义影片”《雁南飞》，是描写第二次世界太战期间，年轻的未婚夫上前线去了，夫婚妻始终在后方等他，直到战争结束，别的红军战士回来了，可是这位未婚夫却没有回来。这是个非常动人的悲剧影片。茶花与何倩，两个人都是一边看一边哭。我至今也不明白，这个真实感人的影片为什么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好在这些年没人再提“修正主义”了。且不管它究竟是什么主义吧，看来，它已经给李茶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乃至引起了共鸣。
我仍然承担着随时冲淡忧伤的任务：“不是雁南飞。是重庆青年回南开，祝贺母校八十大庆！”
她并不跟我抬杠，只是默默地俯瞰闪着银光的嘉陵江……
自从爆发“天安门事件”和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人总算开始觉醒了！有人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感觉，这种变化又快又慢。对我们这几个老同学来讲，大体上是隔两年才解决一个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何倩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又拖了两年，她才从大凉山调回北京，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团圆了；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正式发出文件，要求各地认真负责地复查前志愿军被俘人员的问题，落实政策，妥善安置——李茶花才脱离了北大荒的农场；但是茶花不肯回重庆，何倩就跑到哈尔滨去接她来北京，又整整“接”了两年，才把她连人带户口“接”到了我们家中；转眼又快两年了，李茶花的工作仍然没处安排，哪个单位也不愿意接受五十岁的女同志呀……现在，总算看到了一线希望，我与何倩才分头做工作，把李茶花和廖渝生都拖到重庆南开中学来。
人世间有许多事情并非巧合却又很奇巧。几年前，我们这几个老同学都不愿意回重庆，现在却又从四面八方约好了到重庆来团聚。这里边的具体原因，酸甜苦辣，可就一言难尽了。只能先借用一句俗话：一个庙里有本难念的经，一个家里有本难算的帐。大概如此。
李茶花不愿意回重庆，原因最明显。起初，她不忍心让多病的老母亲看到当过战俘的女儿……“文革”中，作为“外逃反革命分子”家属的老太太，又稀里糊涂地就被“横扫”没了；上清寺那幢小洋楼自然也充了公，所以，重庆也就不再是她的家了。她躲在北大荒农场的废车库里切麦粒的时候，首先便切断了与重庆的联系。
可是中国还有两句俗话，叫做藕断丝连，叶落归根。不但李茶花忘不了重庆的一切；她那加入了美国籍的父亲和姐姐菊花，也忘不了祖国和故乡重庆。八十年代开始了，再没有人计较这个用金条买飞机票逃离重庆的富商李老板是不是“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相反，由于他年迈思乡，申请回国定居，而被视为爱国人士。这位手持“绿卡”（美国护照）的李老板虽然飞回来了，但在定居之前他还要先做几件事。第一件便是寻找女儿李茶花。到哪儿去找呢？自然是重庆。重庆哪儿有李茶花哩！李老板一边托人打听，一边着手做第二件事。他赎回了上清寺的小洋楼，翻修一新，在植满花树的院子里为亡妻建了个水泥的衣冠冢——从清退“查抄物资”中亲自认定了两套亡妻的大衣、旗袍、皮鞋和一挂念珠、一把折扇、一对枕头，装棺入土，还立了一方大理石碑，那铭文是：
先母李夫人之墓
孝女菊花茶花敬立
公元1984年7月
可是，这位“孝女”茶花在哪里呢？住在上清寺空荡荡的小洋楼里，八十二岁的李老板夜不成眠，甚至还听见了“鬼哭”。世上自然没有神鬼。但是，对于一位老人来讲，这“楼空人去”的晚景也实在难熬啊。菊花担心老父亲因此而病倒，她开始反对老人家回国定居了。
“除非找到茶花！”大姐菊花对我说：“父亲和妹妹，他们父女之间的隔阂太深了……仲明，你跟何倩都是知道的，四九年我们临走的时候，茶花跳窗子跑掉了，我父亲气得简直要发疯……多少年呐，我跟着父亲辗转香港、台北、新加坡，最后定居三藩市，每每谈起茶花，我就劝说：您也该留下一个孩子照顾妈妈呀！只要我说这句话，父亲就不作声了。直到今年春天，我陪着父亲回到重庆，见了一些老朋友，一打听，才知道四九年冬天茶花就参军了，根本没有照顾妈妈，而且一去不返，音信全无。据说是一九五四年吧，街道居民委员会把妈妈挂在门上的光荣军属牌牌也取走了。听到这些，父亲当时就哭了，说他对不起我妈妈……上个月，通过政府代为查找，才知道茶花寄居在你家里，可是她至今拒绝跟父亲见面。”
“这以后的事情，仲明，你们知道，可也才知道一半。夏天，我劝父亲回三藩市的时候，路过北京；上个月，父亲第二次入川，又路过北京。唉，只要路过北京，他就大发脾气，伤心落泪，完全因为茶花故意躲着不见他。上个月这一次，你们是亲眼看见的，那种情景怎么不叫老头子伤心哩……”
菊花大姐也是年届花甲的人了，说到这，已是泣不成声。
所谓上个月这一次，就是九月初，菊花陪着她父亲，事先不打招呼就直接开车闯到我家来了，要见茶花，搞了个“突然袭击”。这次倒是把茶花堵在了屋里，见了一面——天哪，这一面总共只有几秒钟，当茶花认出了面前站着的就是她生身父亲的时候，她连声爸爸也没叫，便夺门而出，没命地跑到胡同里去了。
我的这位李伯伯也不顾一切地追了出去，边追边喊：“茶花！我的儿！我的亲骨肉！你站住，听我说两句话……”
茶花根本不听，头也不回，转眼就跑没影儿了。老头子怎么追得上！差点摔倒，幸亏被我搀住，他已经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老泪纵横了……菊花和何倩也在哭，连胡同里的邻居，也有陪着老头儿抹泪的。
此前，茶花并没拒绝跟大姐菊花见面。大姐还到我家里住过两晚上，跟妹妹作彻夜谈。看来，妹妹把自己的坎坷遭遇告诉了姐姐，她父亲自然也就知道个大概了。茶花不见父亲，只好由菊花转告老父亲的愿望和安排。这些事，茶花都告诉过何倩。简单说吧，一切以茶花为转移：如果她同意回重庆陪伴父亲，老父亲马上就在重庆定居；如果她愿意跟父亲去美国，老先生就取消“叶落归根”的计划；只要她答应跟父亲在一起，留在北京，或者去香港、新加坡也行，那里都有李家的买卖。然而茶花把一切都拒绝了。最主要的，是她拒绝承认这位风烛残年的美籍华人是自己的父亲。她对菊花说的原因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我恨美国！”
何倩与我，以及任何一个理解茶花痛苦感情的人，都不能说她死心眼儿，说她傻。那又怎么办呢？
菊花大姐忍住了哭泣，继续说：“那天，我父亲受的刺激太大了。可他还是硬挺着飞到重庆，不久就住进了医院。仲明，你知道，老年人，特别是中国的老年人，最害怕孤独。而美国恰恰是老年人的地狱！这就是许多美籍华人越老越思乡，盼望回国定居的原因。盼什么呢？尊老敬老，儿孙满堂，阖家团圆，热热闹闹……可惜我父亲连一样也盼不到啊！现在，住在重庆的医院里，什么药也治不好他的心病。他不敢一个人住进上清寺的家里去。所以派我踅回北京，问问茶花，她这后半辈子究竟打算怎么过？难道她独身一人就不孤独吗？”
孤独！一语提醒了何倩。在今天的世界上，大概只有何倩才能劝说李茶花了。
茶花寄居在我家，虽然我夫妻俩都是她情同手足的亲人，两个孩子也口口声声既叫“阿姨”又叫“姑姑”，然而她还是孤独的！
“她也和李伯伯一样，最害怕孤独，”我悄悄地跟何倩说：“这种滋味儿咱们都尝够了！你在大凉山；我在北京带着两个没娘的孩儿；渝生在广州现在还带着两个没娘的孩儿……”
“你的意思我知道，可是……”
“渝生已经给她写过很多封信了呀！”
“可是，茶花的回信又短又少，而且，一直拒绝渝生到北京来看她。”
去年我在广州，当面把茶花的遭遇全都告诉了廖渝生。渝生的情况——“文革”中下放农村插队劳动，跟一个小寡妇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打倒“四人帮”之后，小寡妇的前夫也平反了，从监狱回到了家里，渝生只好把两个孩子带走。“这些人生当中的大难题，我也如实的告诉了茶花呀。”
“仲明，你到底是个男人，五十三岁——知天命的年纪了，还是不能理解女人的心情！”
“我总觉得，不能责怪渝生；就象他不能责怪茶花一样！”
何倩有点生气了：“不是！关键不在于过去，不在于你说的难题，也不是谁责怪谁。而是一个深受伤害的女人的心情！看来，渝生跟你一样，给茶花的那些来信，什么大道理小道理都能写明白，唯独缺少治愈女人心灵创伤的仙丹妙药！”
我笑了：“请问何大夫，您有这种仙丹妙药吗？”
“有！可是我的药，第一味，只能给廖渝生吃，叫他的木瓜脑袋开了窍，然后还得由他自己去抚平茶花的心病；第二味药嘛，你、我和菊花大姐一块吃……”
我相信了何倩的“药方”。先由她掏心掏肝地跟茶花深谈了一次，随后，我和菊花大姐也参加进来，“逼迫”这位小妹妹心灵的天平发生倾斜。
“摆脱孤独的上策，就是开始工作！”何倩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这样说的。说得十分肯定，而且带有鼓动性：“茶花，我了解的李茶花是永远不服输的，不低头的！”
茶花渐渐睁大了眼睛。一层晶莹的泪水使她的眼珠闪亮，流露出一种我们都熟知的光芒。我看得出，何大夫的“药”已经收到了效果。工作！对于五十一岁的残疾人“——身心都受过严酷摧残的李茶花来讲，渴望为祖国四化建设而工作的心情，完全可能压倒一切个人恩怨啊。”
“这就对啦，茶花！”我往她心灵的天平上投进第二个砝码：“断粒播种这个科研课题为什么要放弃？它凝结着你二十多年的心血，为什么不搞出个真正能够推广应用的成果来呢？我知道这有很多困难。简单说，无非六个字：资金，人力，决心。”
“我的话音刚落，菊花大姐立刻表示：爸爸早就说过，他要从国外抽一些资金回家乡办企业。可是他老啦……明说吧，茶花，他是希望由你来主持和继承重庆的产业。”
“茶花，你要真的想开始工作，我看这笔钱可以要！”何倩往她心里投进最重的砝码：“你不应该拒绝廖渝生伸出来的友谊之手！他是专攻物理的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完全可以主持设计高速切断麦粒的机器。而且，由他出来承担这项课题，有关科研单位也会重视和投资的！现在就要看你自己的决心啦。”
菊花更是急性子，唯恐话没说到家：“资金好办。小妹，国外的公司，实际上早就由我代替爸爸操持了。少花些钱，多花些钱，只要我对爸爸说一声就行。不跟他说也行，‘先斩后奏’也行——现在我已经答应下来了！”
在我们三个人的“围攻”之下，茶花一句话也没说。她虽然没有点头，却也没有摇头。我知道，事情有了转机。
又经过一番精心策划，才进行了分工：由我陪着茶花飞回重庆参加母校的校庆；何倩与菊花大姐绕道广州先去说服廖渝生，主要是教他吞下何大夫的“仙丹妙药”，然后一块赶到重庆白市驿机场，迎接茶花下飞机。
重庆真的快要到了。机舱的播音器里传出空中小姐柔美的话语，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飞机已经开始盘旋下降……
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亲爱的故乡啊，巴山蜀水，天府之国，儿时的记忆，校园的欢乐，五光十色，斑斑驳驳，活蹦乱跳地一齐涌上心田，射进眼底。“歌乐山！茶花快看歌乐山！”我叫了一声。茶花身不由己地往起一站，又被安全带拽住，眼泪却象断了线的珠子撒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