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飞机，便有十几位老同学一拥而上。我们全都陷进了炽热的感情世界。一个个五十来岁的人，顿时返老还童；一张张饱经风霜的面孔，刹那间全都变成了娃娃脸；白市驿变成了沙坪坝；飞机场变成了南开中学的大操场；候机楼变成了高中部的教学楼。小哥哥今年十七八！幺妹子还是李麻花！“李麻花！”“何麻花！”不知是哪个“和尚头”呼唤了一声，地球也倒转了三十五年啊。
愈是情深愈斟情。我们《雷雨》家族的亲人们扑了上来，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此时就算杨清正当了重庆公安局长，带来两百警察，也只能给我们站岗放哨，休想再把重庆青年的“小集团”拆散。
我们好象离开了地球，进入宇宙的真空。失重了，随意飘浮；听不见声音，只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亲人的心跳；最美妙的是彻底摆脱了地球上才有的时间和空间，获得了人世间根本不存在的那种解脱和自由！
这种解脱和自由，多么美呀！在我，在妻子何倩，在小妹茶花……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都曾经动过狠心，想让它降临……
现在，何大夫的“仙丹妙药”真灵呀——廖渝生与李茶花在这百无禁忌的太空中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也许只有一分钟。一分钟也是天作之合。
重返大气层的时候，重新堕入红尘之后，菊花大姐、何倩，我们都清醒过来了，就自动地靠边站、靠边走，心甘情愿地当“多余的人”，只让茶花与渝生携手钻进一辆皇冠牌小轿车。此去南开中学还有半小时路程。谁也无权干扰这只属于他俩的半小时。大概只有出租汽车司机偷听了他俩的切切私语；也许还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压根儿没听懂。这一对儿三十六年的患难情侣究竟谈了些什么悄悄话？鄙人未曾在车里安装窃听器，事后也不愿意打听，所以，不敢妄拟。
然而我们大家都看到，都宁愿相信，都可以作证：经过这半小时同车密谈（也许什么都没有谈，不必谈），苦命的李茶花复活了！爱情和青春的活力，事业心，自信心，自尊心，都象歌乐山上的新鲜空气一样吸满了她的心肺，注入了她的血液，洗亮了她的眼睛。
一页历史翻了过去，同时也是一页新的历史被掀开了。
几辆汽车都停在了沙坪坝南开中学的校门外。虽然我们今天都是教授、研究员、总工程师、医生、作家、以及什么什么官员，但在母校面前，依然是学生啊。解放前，南开的学生就从来不准坐小汽车进入校门，我们怎会忘记这一条校规哩！
下车之后，抬头细看，母校的大门并没有改变模样。所不同的，是在四根方砖门柱上架了一道角铁焊成的镂空横梁，中间镶嵌着邓颖超同志新近题写的四个大字：南开中学。右侧门柱上还挂着一块汉白玉校名铭牌，刻着同样的南开中学四个金字。
只要亲眼看到南开中学这四个金字，我心里就已经翻腾起来了。为啥？这让我怎么说呢……解放后，母校就被改名为重庆第三中学。而且有些人，“文革”中大肆批判“资产阶级的南开”、“贵族中学南开”。这不能不使我想起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南开，难开！开了也难关！”唉，就算南开中学曾经是一所进行“资产阶级教育”的学校吧，可是，八十年前谁又能够在中国创办一所无产阶级的学校呢？而且，南开中学教育出来的数万学子，对国家对民族，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呢？怎么可以用“资产阶级”这四个字就把它一笔勾销了哩！我心里翻腾，既为母校横遭批判而难过，也为我们这一群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的遭遇而心酸。我对着校门深深地三鞠躬，祝贺她终于恢复了校名，也感谢批准南开中学恢复校名的一切明白人！
我心里翻腾，更是感激邓大姐啊。这个校门，您和周恩来校友一定是进出过多次的！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人物，史迪威，马歇尔，蒋介石，白崇禧，张治中……也曾进出过这个校门吧。直到重庆解放前夕，我与何倩正在老校长家的院子里玩的时候，还亲眼见到蒋经国跑来，代表他的父亲恳请张伯苓先生及早去台湾，遭到了我们老校长的拒绝。……这是历史。历史往往是很有趣的。
所以，校门应该保持原有的模样。南开中学的校名也应该恢复。南开校友遍天下，何苦硬要从我们心上抹掉对母校的思恋之情哩？
我们手挽着手走进了亲爱的校门。这是一条笔直的大道。道路两旁已插上了五色彩旗，和一些“热烈欢迎校友返校”的标语牌。气氛是热烈的。可是我总觉得不对味儿，缺了点什么……对啦，树篱！缺了树篱。
我们的心情几乎是一样的，李茶花靠到我身边来，喋喋不休地指点着说：“从前路旁有三层又浓又密的树篱笆！到哪儿去了？高高大大的棕榈树，中间一层是合欢树，最下边一层是冬青树组成的矮墙，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绿墙。篱笆两边是小足球场，篮球场，连球儿都钻不出来！你们看，现在的树篱笆到处是缺口，稀稀拉拉，象老太婆的牙，老太爷稀疏的头发……难道那些绿油油的树也会老么？也老死了么？”
她如数家珍的话儿，立刻引起了共鸣。
“唉，不是要批判贵族学校嘛！”
“树多，也是贵族吗？”
“就这样改造资产阶级学校哇？”
“你们不知道！”一位留校任教的校友气忿地说：“三年困难时期，足球场上耕地种了红苕（白薯）。十年动乱的时候，搞‘文攻武卫’，坦克车开进了校园，横冲直闯，轧坏了大操场和足球场下面的排水管道。从前咱们大操场是不积水的，上午落大雨，下午照样踢足球；现在呀，坑坑洼洼，一落雨就变成烂泥塘！”
经他这么一说，大家全都沉默了。彩旗和标语牌代替不了浓密的树篱，即使能给小同学和外单位的来宾增添一些欢乐和节日气氛，却遮不住我们这些老校友的眼睛！透过处处缺口，我们难过地看着两边球场上的土丘和洼坑，杂草丛生，球架倾歪腐朽，根本无法使用，正不知荒废多少年了……我们心里难过，就象有人恣意糟踏了故乡的家园。
走完这段大道，来在两座教学主楼之间的广场上，迎面看见一幅巨大的标语牌和一幅同样巨大的油画。标语牌上是放大了的周恩来校友的亲笔题字：我是爱南开的！
这句话当然说出了很多校友的心声。但是，我们知道，周恩来校友还有一句更真诚更实在的话：感谢南开中学给予我的启蒙教育！却不知校方为何不敢亮出来？只因为他后来当了国家总理吗？亮出来就有损于他的威望吗？或者是不敢承认象周恩来这样的领袖人物青少年时代也曾受过“资产阶级学校”的教育呢？
大幅油画上有三个人——是周总理五十年代来校视察工作时的形象；另一位是著名的教育家、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先生；第三位我们谁也不认识，后来听说，也许是个什么干部吧。
我们很自然地走向了最熟悉的高中部教学楼——范孙楼。抬头一看，楼名改成了“红专楼”，心里更加不是滋味儿了。
“这怎么可以随意改名呢？”何倩嘟哝着。
李茶花的话显然比下飞机以前多了十倍：“当年严范孙先生捐款资助南开办教育，老校长张伯苓决定命名范孙楼以永久纪念，这不是很有意义的好事情嘛！”
廖渝生的胆量也比三十年前大了十倍，立刻附和何倩和茶花的意见，大声说：“为什么心胸如此狭窄？连人家捐款办教育这样的好事情都容不得哩！我看，应该以校友们的名义，建议把楼名改回来！”
“说得对！咱们一块提这个建议。”大家表示十分赞同。
我们谁也不肯到招待所去休息，非在校园里先转一圈不可。但是，越转心里越难过。图书馆也改了名，变成了什么会议室之类的办公场所。美丽的樟树林啊，是我与何倩第一次躲在里边偷着亲嘴的地方，也被砍伐了，真象“文革”中强迫女人剃成阴阳头那么难看、难受。美丽的鱼池，傍晚老校长叫校工给他挎着一竹篮馒头，边散步边喂鱼的地方，现在连环池路的石板都撬光了，桃树也砍了，别说散步啦，根本无路可走。更叫人生气的，是杨公桥一带原属南开中学的土地，直到男生宿舍跟前的盥洗室，竟然被机关单位和工厂等等霸占了，至今不予归还。
我也无法解释自己的感情了。是怀旧吗？是回来专门挑剔母校的毛病？还是前来为母校祝贺八十大庆呢？阔别三十五载，整个故乡都改变了模样儿，为啥单单不准南开变样？难道我们这些当学生的就没有变样儿？唉，难以驾驭的感情啊！
“儿不嫌母丑……”我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半句话，茶花首先点头，大家也表示同感。是啊，我的母校，只因为学生对您爱得太深太切太真，所以才容不得任何人对您有丝毫的损伤和不敬啊！
伫立鱼池边，怅然若失，正不知怎样才能欢乐起来的时候，迎面走过来两个人，原来是老学长老校友廖京生和自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