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春秋、战国之交，已然出现了原始的瓷器，但质量未必比得上上品陶器，且其法多半握持在宋、鲁等国几名权贵手中，密不外传。归生曾经想要研制瓷器，可惜不得其门而入。
后来一琢磨，即便自己真能研制出来吧，就娄林的水土，估计也烧不出什么好东西来……
天幸被他发现了宜兴紫砂。
所谓紫砂，是荆溪中下游所特产的一种质地细腻，含铁量较高的陶土，烧成之后，色呈赤褐、淡黄，偶见墨绿，最多则是紫色，故名紫砂。紫砂器结构致密，接近瓷化，强度较大，颗粒细小，在这年月……不，即便数千年之后，也仍然是一等一的上品美器。
由此今日归生将十数件才刚烧成不久的紫砂上品，进献给于赐，于赐极为喜爱，就说：“封君当有贡，荆君前所贡者，不过稻米、农具、纸张罢了，今后乃可专贡此器。”
归生躬身应命，随即请求道：“宜兴虽有好水、好土，奈何少工匠，臣今止起三窑，月产不足百数，良品不过百之七八，实不足以贡献。恳请大王将国中陶工，商借于臣数十，便为大王制器也。”
于赐当即允诺，说：“荆君既为相，工匠调配，荆君本责。既是烧陶进贡，乃可自取，不必告之于寡人。”
于赐在宜兴停留了两日，便再次启程，经陆路北上，过长江去跟朱篪会合了。归生送出一舍之地后，目送越王去远，便即返回宜兴，第一件事就是行文下令，将会稽县内的陶氏一族，全体迁来，助烧紫砂。
这个陶氏家族，世系源远流长，本为殷商遗民，周公封赐康叔，从此成为卫臣。既氏为“陶”，可知擅长烧陶了，其族初入卫时据说多达五百户，多数是身份等若奴隶的陶匠，少数则是管理者，有士人甚至于小贵族的身份。卫国的陶器技术由此甲于诸侯，等到灭曹后更得陶丘之之良土，那是彻底的世无所匹了。
其后诸侯之间，每常以户口、工匠相赠，或者横夺，就有部分陶氏族人辗转经卫入晋，复由晋人赠送给了吴国，勾践灭吴，又迁往会稽，成为王室工匠。如今居于会稽城郊的陶氏，大概百余户。
归生心说原本吴国就没啥好陶器，至于越国的水平那就更差，陶匠不少——因为这是刚需——工艺稍微精湛些的，都在陶氏。那与其你们继续烧制那些贵族不爱，唯售平民的粗陶，还不如都来我这儿烧紫砂呢，只有尽快把产量给提上去，我才能从中获利啊。
否则的话，就目前这点儿人手，估计一半给范蠡，再每年进贡给于赐，我手上就剩不下几具了……
他在宜兴停留了小半个月，仔细检查和梳理领地内政事，顺便责惩了奄烛一顿——因为那家伙手脚不干净，有贪污嫌疑，好在不大，暂时小惩大戒；反倒是从前所作所为更加不堪的徐渝，自从泗水祭神之后，变得老实多了。
继而不待元旦，便匆匆返回了会稽去。
再说于赐北上，朱篪迎之于棠邑，随即君臣同乘，在五十乘兵车和三千剑士的护卫下，入于楚境，很快便抵达钟离。作为管辖钟离的地方官、徐县之尹景朝，早已等候在此，恭迎不提。
于赐入于钟离三日之后，楚王章也带着令尹沈尹射乘船抵达。钟离邑外，淮水岸边，早已筑起了高台，于是五日后，两王会于台上，歃血为盟。自然是于赐执牛耳，楚王章其次，至于两国臣子，则沈尹射为先，朱篪为次。 2
于赐还是头一回见自己这个外甥，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终究楚王章之母乃勾践长女，出嫁的时候，于赐还未成年呢，则对亲姐姐的印象都很淡漠，遑论外甥？双方除了会盟之外，只是一起吃了顿饭，闲聊而已，相关国事，都由沈尹氏跟朱篪去谈。
朱篪探问晋国的动向——因为距离越国实在太过遥远啦，消息很滞后，也很模糊，相信近处的楚人应该知道得更清楚一些——沈尹射道：“智伯欲使诸卿易田，使皆连贯，魏氏许之，而赵、韩不应；魏氏欲报秦，而智、赵、韩皆不应；赵氏请伐中山，而智伯不许。则晋之四卿，态似和睦，其实龃龉不断。
“尝闻，智伯欲夺赵氏耿、荀之田，以归公室，辅果谏之乃止。复有动兵入卫之意，为越王去岁联齐伐莒，恐有复向卫国之意，乃暂寝其志。”
完了沈尹射问朱篪：“则越、齐果有定卫之盟乎？”
朱篪答道：“并无。”随即解释：“齐人欲侵卫，复纳其侯辄，而寡君不许。为前侯辄自奔于我越，皋如大夫不入帝丘，等若许其所立新君矣。今卫悼公死，大子弗立，无失德，不便伐也。”
——卫侯辄被逐奔越之后，卫国诸大夫拥立灵公之子黔继位。卫侯黔在位仅仅五年，便薨逝了——跟勾践前后脚死的——谥为悼公。诸大夫又立其大子弗，而今是卫侯弗三年——当然也是越王于赐三年。
朱篪顿了一顿，又说：“则若晋人侵卫，齐人必不能听其别立卫君，或将兴师而西矣。牟娄之会，田氏有云，若齐、晋相争，请寡君发琅琊之卒为应。寡君则云，其时也，当为齐、晋解斗，共盟以安卫……”
谈完之后，沈尹射归禀楚王章，说：“闻昌文君在越国变法，其效未彰，则越人必不肯轻出，越王亦无意与晋相争。虽然，若晋侵卫，则齐必为应，越王言为解斗，而智伯未必肯听，则越、齐必联兵御之矣。其于我楚，或许是个机会。”
朱篪则回去跟于赐说：“楚王暂无意北上与晋人争，或期我与齐人相合，共拮抗晋，趁机坐收其利。其时也，越、齐攻其东，而楚人挠其南，晋必疲于奔命。然臣以为，不可使我越师当晋之强，应以齐、楚之师在前，而我越国图谋其利才好。”
双方各打小算盘不提，总之这趟会盟，于赐还是挺高兴的——正如归生所言，耳听典礼官口称“越王”，而楚国君臣也叫自己“越王”，比起北上与齐、鲁会盟，那心情要愉悦得多啦，且还多得不是一星半点儿。
由此通体舒泰，返回会稽，已然是翌年春播之时了。入宫后归生前来禀报政务，顺便又献上三具精美的紫砂器——如今被称为宜兴陶——于赐心情更佳。但接着老婆孩子都来拜见，他瞧长子不寿，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都大孩子了，快要行冠礼的人了，怎么坐那儿还不老实呢？简直一多动症！还是小儿子不病来的可爱啊，而且吧，越长越象他娘，将来必定是个美男子。若能以不病为嗣，或可就此改换掉家族世传这张皱巴巴的老脸……
不病是勾践尚在世时所生，而今虚龄八岁，长得冰雪可爱，且进退趋避，颇为有礼。其实于赐是个不称职的老爹，把儿子们全都交给老娘和老婆们照管，除了惹祸需要他这个家长出面斥骂、惩罚外，几乎啥事儿都不管。由此便寻隙问朱姬：“不病甚为懂礼，其谁所教？”
朱姬道：“妾虽养育不病，而识浅不能教之，乃请告于荆君。荆君荐鲁士澹台灭明，妾亲往求教，澹台子云：‘公子尚幼，不便离于宫掖，从小人于草庐，小人亦不便入宫。然拙荆尝闻小人之言，于礼法、道理，略知一二，可教公子。待公子六尺后，臣再教之不迟。’
“妾乃延请澹台妇三日一入宫，教不病诗书、礼仪……”
于赐摇摇头，打断朱姬的话，说：“我儿自然是王子，如何说公子？这般鲁人，特也执拗！”顿了一顿，又说：“既是澹台妇之功，可请来，寡人自当有所赏赐。”
心里话说，寡人这小儿子要真长到了六尺，不能送他去澹台灭明的草庐里就学啊，那地方荆君曾经提起过，极为简陋，想要拨钱修缮吧，澹台灭明却坚辞不肯。将来若能正式立不病为大子，寡人便命澹台灭明入宫，为不病之师；或者从延陵召言偃来教不病，也成啊。 1
于赐确实不感冒孔子之言，越国也没多少人信奉儒学——澹台灭明虽建草庐以课徒，从之者多半都是低级士人，甚至于平民百姓，几无贵族——但也不得不承认，若论礼法，没人比儒生懂得更多了。这无论是而今做王子，还是将来做大子甚至于越王，都不可不知礼啊，否则不能与中原诸侯盟会。
儿子们，也包括不寿在内，都各有老师，教以文字和武艺，则若能多教不病一样礼法，如今已然卓尔不群了，将来当更容仪不凡，那就连老娘，都不好拦着寡人立不病为大子呢吧。
当日，于赐便取归生所献一具宜兴陶缶，及越币三十，以赐澹台灭明之妻。然后派寺人去通传归生，请于明晨入宫相见——他打算暗示一下归生，是否能够设谋，赶在不寿冠礼前把不病扶上大子的宝座。
然而翌日才起，归生未至，忽有某大夫上书告状，说：“荆君无礼，擅取陶氏入于宜兴，损王室而肥其私也，大王不可不问。”
时候不大，归生来了，于赐便将这份告状信递给归生，笑道：“荆君迁陶匠于宜兴，为寡人制贡礼，此寡人先许之也，非不告而取，亦非谋私。其人不知内情，竟敢上书以谮荆君——可须责惩乎？”
越国从前无论典章还是法度，都很粗陋，很多行为游离于合理与不合理之间，如何裁断，全看上位者高兴与否。虽说如今归生制定了《越刑》吧，总计不足万字，与其说是一部法典，还不如说是套大纲，以及对执法的指导意见……由此，即便没有于赐的口头承诺，归生便迁陶氏于宜兴，也未必就一定触犯了法度。
从公的一面来说，归生乃越国执政，除非军事、外交等大政方针，必须先禀于赐而后施行外，其余细务，皆可自操权柄，顶多事后打个汇报就行。则他又没有把陶氏一族迁到娄林去，即便宜兴是其封土，不仍在越国境内吗？在工坊之间调动工匠，不出越相职权范围啊。
从私的一面来说，堂堂越相，等若执政，且还兼任会稽郡君，他就算小贪小污的，有啥大不了？曳庸不也把姑苏郡内土地，多分其私人嘛，于赐不过因归生之请，遣使责问一趟，要他安抚吴人避免生乱罢了，就没想过要处罚曳庸。
总而言之，传统的贵族社会，公私并不那么分明，由此这社会的根基才会很快腐朽，并最终为官僚社会所取代。倘若于赐对归生心怀不满，或者正赶上他心情不好，确实可以抓住此事，大做文章；但到目前为止，于赐还是挺满意归生的施政的——公库充盈，宝物实于越宫，且可往会诸侯，是其主要原因——加上才刚盟会楚王章回来，心情正好，那自然不当一回事儿了。
不仅如此，还问归生，说这个挑你的错，上书告状之人，要不要惩罚他一下，以儆效尤？
谁成想归生听问之后，陡然间面色大变，随即解开冠缨，摘下头冠，伏地请罪。于赐不免大吃一惊，赶紧离席，双手把归生搀扶起来，问他：“此事，寡人先许荆君，荆君何罪之有啊？” 1
归生答道：“臣于迁徙陶氏一事，确乎无罪；然臣佐大王以执越政，不能使上下皆安，人心咸悦，而上书指摘臣，是臣失德也，恳请大王裁处。” 1
于赐忙道：“荆君何必自责。其人心各异，才德有别，君子中未必无奸宄，小人中也有良士，便昔周公尚不免于谤，况乎荆君呢？”随即取过案上竹简，狠狠掷之于地，恨声道：“寡人必杀此獠，以解荆君之怀！”
归生急忙摆手道：“不可。大王虽许于臣，而并未书之竹帛，也未宣告国中；臣迁陶氏，以相之名，而非大王之名，则此人不知，疑其有私，无可怪也。臣为越相，大王恩宠，而此人举发不避权贵，是良臣也，大王当奖掖之，岂可责罚之？” 1
顿了一顿，又说：“且请大王重赏此人，并召诸大夫，当面责罚于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