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的东线战史中，哈尔科夫恐怕是知名度最高的城市。德国三次攻占哈尔科夫，第二和第三次都是德军绝地反击得手，分别诱发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1943年8月的第四战，苏联红军终于彻底将曼施坦因和他的南方集团军群赶跑了。
哈尔科夫大概可以对等为苏德战争中的四平市，不过，四次哈尔科夫战役的规模比四次四平战役大了一个数量级。
现在，唐华正从哈尔科夫火车站下车，前往苏联炮兵无线电技术学院——这所军校的旧名是苏联红军高级防空学校，而在几年之后，它会再次改名为戈沃罗夫防空军事无线电工程学院。
计划已经定好了，一个月后，一大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防空导弹部队军官、士官就会来到这里，接受s-25防空导弹的操作培训和维护培训。短期培训班毕业之后，他们就要回去操纵s-25防空导弹系统了。
3月10日卡普斯京亚尔的新一轮导弹试射已经没什么悬念。上一轮试射，总师临时决定加节目打了个中高空靶，证明导弹的改进已经成功，3月10日的试射唐华就不想去看了。反而是无线电技术学院这边有事要做——需要编制拟定防空导弹部队的培训教程。
只是编教程也就罢了，更大的麻烦之处在于，s-25的教程要有3个语言版本：俄语、中文、朝鲜语。
“您好，格拉西莫夫中将同志。”
“您好，唐华院士。”
“俄语版教材和中文版教材的编制进行得都很顺利，”格拉西莫夫说，“但朝鲜语教材，现在没有足够的人手，编写质量也很低。”
防空导弹系统的操作人员，大致分为3个专业方向，一共需要新写6本专门教材。其中2本是唐华编写的，初始版本中文，衍生版本俄文。俄文版是唐华自己写，这基本就是原版的文字质量。另4本教材的初始版本是俄文，由驻苏联大使馆组织人员翻译，再让唐华审定，总之中俄文教材都没有问题。
现在朝鲜驻苏联的大使馆人员极其精简，没有足够的人手，只能派出1名文员去哈尔科夫。而且这名文员真的一点电子和武器知识不懂，他本来也不是理工科出身，工作效率和质量都赶不上趟。
“中将同志，我有个建议，”唐华说，“取消朝鲜语版教材。”
格拉西莫夫用手摸摸鼻子，思虑再三，说道：“朝鲜军方如果派不出足够的在苏联居住过的士兵，怎么办？”
“在苏联居住过的朝鲜人不够用了，那就挑选在中国居住过的朝鲜人，”唐华说，“懂汉语的朝鲜人，其实比懂俄语的朝鲜人多很多。”
朝鲜战争刚开打时，朝鲜人民军的军官和技术兵种大都懂俄语，这些都是老抗联和朝鲜抗日游击队的老底子，不过，在过去大半年的战斗中，这一批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中国东北本来就有大量朝鲜族居住，朝鲜灭国后，又有大批朝鲜人因抗日复国或者纯粹地活不下去的原因来中国避难，这些人在中国繁衍到第二代，如果识字的话，八成是识中文。
……其实，就算在朝鲜境内，从小知识分子往上，很多朝鲜家庭也是教自己的娃汉语的。
既然现在有俄语和汉语两种教材可选，那就也可以把懂汉语的朝鲜人民军官兵也抽一批过来。
炮兵无线电技术学院的西方技术资料、期刊相当丰富，这所学校其实在后来也研制过苏联早期的计算机……不过瞧瞧图书馆计算机室的那台t50，估计他们以后就只用计算机不研制了。唐华拿过几叠英国杂志随意翻了翻，当看到一篇超级无厘头的报道时，正喝到嘴里的牛奶一下子喷了出来。
《巴统通过新一批对中国贸易禁运清单，严厉程度超过苏联》
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因为成立为巴黎，通常称为巴黎出口管制委员会，简称巴统。
“在对中国的禁运清单中，除对苏联禁运的一切军事装备以及可能用于军事装备的工业品、工业技术外，还额外增加了船舶类的6种商品、无缆通讯系统、设备、部件、内燃机、蒸汽轮机、高标号汽油和航空煤油……”
“对中国的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禁运与苏联相同，而对苏联的该类禁运清单中，除禁止出售数字式和模拟式电子计算机外，还新增了禁止出售包含放大电路和计算电路设计的机电产品……”
不许中国和苏联买美国的计算机，可以可以，好像很稀罕他的计算机似的。
1947年肖克利的论文阐述了硅锗放大效应的量子解释，同年就就试制了第一个锗晶体管，肖克利接着又设计了更便宜的硅基晶体管。但是，美国军方对晶体管兴趣不大。1951年，这个时候，肖克利正在为是继续留在贝尔实验室还是辞职出去下海办公司生产晶体管做思想斗争。美国第一次将晶体管运用到计算机上是1954年，1958年第一台全晶体管的商用电子计算机才诞生。
虽然t50问世一年多了，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能和t50过招的英美计算机呢。美国那几台几十吨的大家伙
，运算能力也只有t50的几分之一。
更不用说运算能力提升一倍的t51了。而且，t51加上打卡机、打印机，在商用和行政领域，也秒杀univac-1。雷明顿·兰德虽然1951年就开始官宣univac-1，但第一台交付的时间已经到了1952年——雷明顿·兰德公司也是画大饼的高手。
可惜了，最近几年不能反向向西方国家销售计算机，要不然还能赚不少外汇。
不但唐华看见巴统的新禁令笑喷了，在莫斯科，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阿斯塔菲耶夫也对着巴统新禁令的正文发呆。
“我们……从美国进口过电子计算机吗？”阿斯塔菲耶夫问秘书。
“当然没有。无论数字式还是模拟式计算机都没有。”秘书回答。
“那看来我没记错。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只从中国进口过电子计算机。”
“到现在已经超过一百台了。在各部长的一致要求下，我们每个月统计一次进口需求。”
阿斯塔菲耶夫用手指戳戳巴统禁令，“那么美国还禁止他们的计算机出口到中国？”
“根据中国同志的要求以及马林科夫部长签署的命令，苏联与中国进行计算机贸易的事宜是不对外公开的，而中国计算机的性能是绝密的。”
“愚蠢的美国人。”阿斯塔菲耶夫用一句话结束了对这则新闻的评价。
作为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又负责机电产品的进出口，阿斯塔菲耶夫当然对t50计算机以及英美的同类产品性能门儿清。实际上，1948~1949年，阿斯塔菲耶夫还和克格勃的某部门合作过，尝试能不能搞到美国军用计算机的技术资料。最后没有成功。
到1950年夏天，从苏联的盟友、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那边突然出现了一种高性能计算机系统，这个消息还是苏联国内的武器研究所首先知道的，研究所的办事员纷纷拎着公文包找上门来，要对外贸易部马上批了他们的进口需求。阿斯塔菲耶夫这才拿到了t50计算机的性能手册。
拿到手册的时候，阿斯塔菲耶夫也不太敢相信，于是在一个星期一的下午，他被航空工业部部长硬拉去莫斯科的苏维埃少年宫，在那里航空工业部部长现场给他演示了一次t50的计算性能，阿斯塔菲耶夫才不得不信。
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美国人亲身接触过t50和t51计算机，因此巴统做出错误的判断，倒也不奇怪。
这个事与其说美国人在计算机情报方面愚蠢，不如说是傲慢。不相信苏东国家在尖端科技上能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如果苏联出现了技术突破，美国第一反应就是“克格勃又偷我们的技术了！”
美国更不愿意相信这是由黄种人引领的突破。
很多年之后，美国检视他们通过台湾而获得的中国大陆情报，意外地发现了两条被当时美国的情报人员因种种原因疏漏忽略的信息。
第一条是军统使用秘密电台，从北京发回的不定期情报中的一篇。
在这篇情报中，军统特务汇集了从政协、知识界线人、街头传闻、报纸头版等等渠道获得的情报，总结出一锅大杂烩式的中国教育界近况报告。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之合并正在进行……清华大学进行了若干个院系调整，学生比上年多招两百余人，理科为多，教育拨款亦有所增长，物理系最近以巨资获得计算机一台。”
军统特务发出的情报，台北在收到之后照例翻译并共享给美国。不过，在翻译的时候，cia在台北的协调人员大笔一挥，把计算机翻译成了calculator（计算器）而不是puter。情报传递给华盛顿之后，cia的高级官员并没有对“计算器”和“巨资”两个词组合在一起产生任何怀疑，就认为清华大学是买了个机电式计算器。至于花费巨资？大概机电式计算器一两千美元的价格对中国大学来说是一笔巨款吧。
第二条信息是从上海传出来的，一名潜伏上海的果党特务负责的探查区域，正好包括了上海计算机所。当然内部名为计算机所，实际对外公开的、院门牌子上写的是一串数字代号。特务也根本进不去有解放军把守的计算机所，只能在外面晃来晃去，猜这是个什么机构。他晃着晃着饿了，在街边的苍蝇馆子吃饭时，从邻桌食客的口中多次听到了“计算机所”的名称。特务猜测这一桌人应该是在那幢神秘建筑里上班的，虽然其他信息也都不知道，但晚上回家，他给台北发的密电里就加上了一句：
“虹口区春江路之挂未知门牌的不明建筑，应为‘上海计算计所’。”
这名苦逼的果党特务在发出情报之后5天，他的秘密电台收到了台北的回电，把他训了一顿。
“你经党国训练多年，计算会计所为何错简写为计算计所？此虽小错，但亦影响情报分析之准确，以后不可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