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派拉蒙影业出了点小状况，就目前的形势，我们可能无法达到控股的目的。”
从莫斯科飞回北京，唐华上班接到外贸部张平的电话，说的可不是好消息。
唐华：“是华润的收购意图被发现而且让美国人警惕了？”
张平：“是我们注意到了这次收购的敏感性，为了尽量不引起注意，没有用华润以及和华润关联的产业出面收购，每次使用的资金额度不大，另一方面，派拉蒙的大小股东对公司未来前景都很有信心，不愿意轻易放弃手头的股份。这几个月到手了一点点股份，离控股还很远。”
唐华：“那用和华润完全无关的公司对派拉蒙进行收购呢？”
张平：“我知道了，是香港那个联盟里的商家……几家联合起来或许能行，不过还是需要一个理由，毕竟都是香港本土企业，理论上也有可能引起怀疑。”
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唐华就把自己华润那50%的股份交出去了，此后华润在中央这边的直接负责人是总会计师，唐华有时候会过问，但不是时时刻刻都管。
不过除了华润，唐华和周璇在香港还注册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公司，在香港回归前，这些香港的公司也没啥要求国有化的政策。
唐华：“那就先拿着现有的股份，以待后续变化吧。我们以披头士的名义成立了苹果核公司，这个公司经营好了以后会很有前途，也很有钱途。”
在纽约，华润的马甲公司的分支机构与派拉蒙的股东们经过好几轮谈判，最终华润没能完全如愿，此事只能暂且暂停。
“如果你们在资金的调用方面更加野蛮一些，或许能够有更大的胜算。”在纽约雇佣的经理人对机构负责人说。
“我们的来历您是有过了解的，这其实不好办。”
经理人：“不就是从香港来的资金嘛，背后是中国，仅此而已。”
负责人：“这可不是小事。”
“其实你们可以不用太掩饰你们的背景，只需要编出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比如在非正式渠道悄悄宣扬说中国的某个人十分倾慕奥黛丽 赫本。”
负责人：……
……
莫斯科。
“我似乎觉得现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破坏性威胁不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而是来自中国。”苏斯洛夫皱眉头。
安德罗波夫：……
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同志，中国发布的斯大林录音，是提前告知了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吗？”
安德罗波夫：“提前了一天，可总书记同志那天喝醉了。”
谢列平：“喝酒真是个容易误事的习惯……”
“可有时候没酒喝就无法做事。”
“至少中国同志又进一步地恢复了斯大林同志应有的名誉，这对我们的工作是个好消息，尤其是我们系统内的中年同志，这等于是部分恢复了他们心中的信念，是这样的。”
苏斯洛夫：“现在列宁格勒帮受到中国的鼓舞，游说第聂伯帮，说应该推行几项经济改革，这些改革在赫鲁晓夫时提出过，可没能真正实施。你看，事情本来是围绕捷克的改革展开辩论，最后的结局是我们被动地卷入了事件之中，这简直太糟糕了。”
安德罗波夫：“苏斯洛夫同志，其实，我觉得，或许苏联正是需要一些改革呢？”
苏斯洛夫：“这我可不了解，也不知道改革是不是正确的，但这会让整个苏联高层都很辛苦，情报和政治系统当然也会辛苦起来。”
安德罗波夫：“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大家怕辛苦所以拒绝改革，无论这改革是不是有必要都在第一时间拒绝。现在中国同志用这种方式让苏联动了起来，或许以后的情况就能改善了。”
苏斯洛夫：“我们拒绝改革，中国同志连劝带逼让我们改革，原来，社会主义阵营的破坏者竟然是我们自己？”
……
“中国的李副总理，陈副总理，还有唐华，哦他也是副总理，他们对捷克的改革措施以及他们自己的改革措施的态度都是一致支持，所以这应该是中国高层的一致意见了。”
沃罗诺夫汇总了最近中国几个访问莫斯科的代表团的态度。
柯西金：“唐华是最后一个回国的，在他回去之间我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对我的暗示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态度。不过似乎他并不反对。”
沃罗诺夫：“哦？具体的表现呢？”
柯西金：“唐华强调载人登月计划对苏联和中国很重要，言外之意应该是如果苏联启动改革，那么最好不要为了节省开支而削减载人登月项目的经费。”
“这是当然的，我们刚刚获得领先，绝对不可能放弃。我们本来的打算就是您和米高扬的主席、副主席位置互换，米高扬主席仍然是主管航天和高科技的副主席。”
……
《我国将建立国有企业为产业骨干核心，集体企业、小微私营企业与民营企业为有益补充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制度》
《民营企业基本法颁布 自5月1日起，开放民营企业注册》
“社会主义民营企业的股份，必须100%为企业的劳动者持有，不参与企业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者不享有股份。”
“民营企业的资产份额与股份分离。企业的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由银行或社会借贷所提供，银行及社会借贷者收取以基准利率为基础的相对固定的贷款利息收入。民营企业运营所获得的净利由股份持有者即劳动者分享。”
“民营企业中的劳动者所持有的股份，应视生产分工的不同、生产技艺的不同和劳动贡献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也必须依民营企业的规模大小设定单个劳动者所持有股份的最大差距。”
“持股者人数5~10人的民营企业，持有股份最高者，股份不大于最低持股者的两倍。持股者人数11~50人的民营企业，持有股份最高者股份不大于最低持股者的四倍。持股者人数51~100人的民营企业，持有股份最高者股份不大于最低持股者的五倍……”
“民营企业有义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必须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得扰乱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不能通过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权益非法牟取利益……”
5月1日，《民营企业基本法》颁布。当苏联还为中国开放了雇工5人以下的微小私营企业而辩论时，中央把讨论了很多年最后确定下来的民营企业的法规条文拿了出来。
这可不是5人一下的微小私营企业了，虽然在名字上刻意区分成了“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但是后者的规模没有上限。
如果一个人想创办民营企业，他还会尽其所能扩大民营企业的规模，这样才对他最为有利。
“我说说个人意见。现在这个版本的民营企业基本法，明面上是鼓励民营企业的创办者奋进扩张，实际上是给他们设下了扩张的绊马索，现在这个制度下的民营企业根本大不起来，所以间接地达到了‘民营企业无法撼动国营企业主导地位’的目的。”
说话的是荣益仁，虽然民营企业基本法在酝酿时就是财经委讨论的次数最多，但估计是开会时多数服从少数吧。
“资产份额与股份分离，其实最后可能会形成‘一个企业，两种股票’，因为提供资金的一方想抽出资金不是那么容易抽的，工厂的固定资产总不能卖掉一部分拿来还钱吧，借钱的人急用钱，他就会想办法转让这个债权。企业运营得好，这个债权就会比较值钱，反之这个债权就不值钱——虽然利息是固定的，可好的企业破产的几率小啊。”
薛木桥：“但利息终归是固定的，所以这种‘债务股票’的波动是有限度的，应该可以控制住，防止某些违规运作的手段。”
唐华：“企业规模和股份的限制，在理论上也是自洽的，比如一个经验丰富的企业管理者，他管理一个千人企业的时候，为整个企业的生产流程和运转做的工作，好的时候能顶20个普通工人的效用，但如果是在一个10人的企业，他再大的本事，给整个企业团队带来的增益也是极其有限的。”
荣益仁：“但是每个员工都有股份，企业的管理层不是以股份的绝对优势来确立自己的管理权，而是由企业的持股者也就是全体员工自己选举出管理者以及技术负责人，再赋予这些管理者和技术负责人两倍三倍四倍的股份，那就是谁都不服谁。”
唐华：“人数越多的民营企业，统一内部思想就越难。”
荣益仁：“不是越来越难，而是达到了某一个人数，就变得根本不可能。我看这一版的民营企业制度下，诞生的主要是人数最多十几个人的小型企业；人数达到几十个人，内部争吵就很厉害了；人数要是上百，那可能大半时间都要被内斗消耗掉了。……我想明白了！这是为电子类的高科技民营企业量身定制的，只有高学历的理工科背景的人，聚在一起办公司才能比较容易在股份方面达成协议，传统工商业避免不了内耗。”
唐华：“……”
薛木桥：“几十个人、十几个人的企业，已经能组织起一些比较复杂的生产了，不像现在的私营企业，一多半是开的饭馆。至于将来怎么样，要是觉得这一版阻碍了生产的发展，我们就继续修改。”
唐华：“而且，民营企业也未必就做不大，说不定会有人把企业做到上千人、上万人甚至几万人呢。”
荣益仁：“还有这样的神人！？要是有这样的人，把一个工团企业做到几万人，那没什么话说，我佩服，他比我厉害多了。不过，按照基本法，人数超过10万人的民营企业，股份最高的那个人也就是500倍而已。”
唐华：“没错，这样的人我也佩服。”
……
广东顺德，北滘镇。
“我们23个人，要办个民营工厂，没人肯借我们钱，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凑了。我把我和我老婆两家的存款全拿出来，一共550元，大家也都报一下数字，看看能凑出来多少钱。”
26岁的何享健先报了一个数，然后屋子里的其他同乡纷纷开始报数：
“我两百。”“我三百二。”“我一百五。”“我二百五。”……
“国家规定的啊，”何亨健说，“本钱是本钱，股份是股份。股份呢，就是在工厂做工的人才有股份，有工资，不做工没有。大家还都出了本钱，但帐还是要明算的。工厂成立之后，就以工厂的名义给你们欠条，厂子开起来后，按照借了多少钱每年领一份利息。”
“阿健，说领利息的事之前，先说说你这个厂准备搞什么？先得知道你能不能赚到钱，我们才好下决心。”
何亨健：“各位大哥、各位兄弟，你们是了解我的，17岁去华为广州的厂子做了三年，又去电气专科学校读了3年书，毕业出来抽空结婚生了个娃……啊不，我是说，工厂我做过，工厂怎么运行的我看过，技术，我手里也有，这五千块的本钱，我打算用来买机器，给大厂供应塑料件，咱们镇离顺德不远，离广州也不远，公路修通了，做塑料件生意肯定没问题。”
“阿健，你做厂子就做，注册的……商标，对，商标，那是个什么玩意，我们中国人还用一堆洋文做商标？”
“你是说这个‘mydea’？呵呵，随便起的，办工厂是我想出的主意，就是my idea嘛。”
“那你怎么不用myidea？”“或者midea也行。”
……
河南，林县。
“书记，我们修红旗渠修了6年，说句老实话，把水渠修完，我们做土木比种地还在行了，怎么开山，怎么打眼怎么放炮怎么运土石，全乡少说有三五百号人对这些全都门儿清，有这些手艺，不出去做工程可惜了。”
红旗渠工程中的四大“青年突击队”队长之一任阳成对王书记说。
“唉，你们做工程就做，公社组织一个工程队嘛，为什么要出去单干呢？”
“书记，这样能让公社和工程队之间的账目……好算清楚一点。而且你也知道的，前两年我们也做过短期工，如果是社办企业，遇上农忙你们总是叫我们回去帮农活。都回家割麦子了，说不定就耽误城里的事情了，不回家帮忙，公社里又说我们的闲话。”
“啪”，王书记把手里的茶碗重重地顿在桌上，“你们问公社要三千块本钱，说每年给公社打回一百块钱的利息，这就是好算账啊？敢情公社成了资本家了，收你们的租子了？”
“那您要是不要这一百块钱的利息，那更好……”
“休想！公社要一百二十块的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