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正一点点地接近闵红的城市，那时季军还毫无预感，他什么也不知道，对于迎面而来的巨大的毁灭性的心理灾难他一无所知。小站一过天就彻底地黑了，季军假装关切地对桃丽说早点睡吧你也累了一天了，除了睡眠他没有办法把她支开，他聪明的脑袋瓜里总是转着笨念头。桃丽却忽然直起身子精神抖擞地对季军说，我可不困，我平常可能熬夜呢，我男朋友活着的时候——天啊，又来了！季军赶紧用火车上的毛毯蒙住脸，桃丽的唠叨声逐渐变得远了、淡了、听不见了。这一夜季军睡得很踏实，他甚至连梦都没有做，一睁眼火车就已经快到北京了，这时候，各节车厢的列车员正忙着打扫车厢里的卫生，床铺被她们翻得稀乱，她们把那些旅客用过的白被单、白被套统统从高处扔下来丢在地上，一时间灰尘像固态的雨一样从高处倾泻下来，纷纷扬扬，灰尘中季军看到一张颧骨很高、眼睛总在不安地眨动着的长脸。季军马上意识到要摆脱这个女人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到北京以后想办法把她支开——各走各的。那时闵红还是个不存在的人物，季军脑海里想的全都是哥儿们，他有些迫不急待向车窗外张望着，想不出会是哪个家伙首先出现在铁轨道旁的灰色水泥平台上。
大胜大模大样地站在站台上，脖子像安了轴一样东西南北四面乱转，即便隔了老远季军也还是看清楚了，大胜手里除了那只鳄鱼皮的老板包外，另一只手还攥着一支最新式只有冰棍大小的手机。季军在西安就听说大胜现在做房地产，目前资产已是天文数字了，他从前是他们当中文章写得最赖的一个，现在却是这一伙人当中的大哥大。大胜以热烈的俄罗斯礼节把季军拥抱得踉踉跄跄，站台上许多人都扭脸看着他俩，含蓄的中国人不适应这一套，把大胜当疯子了。季军也觉得有点脸红，连忙岔开话题问他，怎么是你，不是说孙蒙来接我的吗？大胜就张开大嘴露出一口被烟酒茶熏得发黑的牙齿以及牙床，发出共鸣声很响的嘿嘿的笑声来，大胜说指望谁你也别指望他，人都是会变的。大胜的情绪很快处于某种声讨朋友的既爱又恨的情绪当中，他大声斥责孙蒙“这孙子”精打细算不够朋友，还列举了他数条“罪状”。这时候他们已随人流进入地下通道，由于通道里面比站台上要狭窄许多，人群忽然间变得拥挤起来，人挨着人，肩挨着肩，手里的提包相互碰撞着，走得磕磕绊绊，甚至有人踩到了季军的脚后跟。地下通道里的光线有点暗，墙壁上镶着看上去相当脆弱随时都可能熄灭的日光灯管，光线薄弱的荧光在人们脸上飘忽不定地晃动着，季军努力回忆着刚才发生过的某些事件片断，不知怎么他恍惚觉得某些情节似乎是被遗漏了，他努力调动着自己的各路记忆细胞，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沿路那些光线忽明忽暗的荧光灯管不仅没有唤起他的记忆，反而使他像个患了失忆症的病人一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人群的深谷里。季军和大胜被河流一样的人流冲刷到车站外面的广场上，外面的光线很足，两个男人站在正在当当作响的大钟下，眯起眼睛来相互看着。这时候，季军终于明白他把什么东西给弄丢了，他丢的是一个人，那个他一直想甩掉的桃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