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明，1972年出生，一米九左右，200斤上下，又高又壮。照片看来，确实和案发现场一样，一坨死猪肉的感觉。
据说他是一个擅长与孩子打交道的人。被害少女叫星星，她母亲说，2015年4月份，她和鲍明两人通过网友介绍，相互认识了。鲍明先是说，一直都想有个孩子，过不久，他又说希望和她们母女“组成家庭”。
见了面之后，她发现对方年过四十而未婚，有些动摇。
但大概只花了半年的时间，鲍明就彻底取得了星星母女的信任。他的关怀备至，以及律师、名校毕业生的身份，让星星的母亲相信，鲍明“可靠”，“确实就像个好爸爸”，他的学问高，如果把女儿交给他教育，肯定比自己带在身边要强。
于是，2015年11月，鲍明带着刚满14岁的“女儿”星星，到北京上学。
2016年，鲍明出任Y市一家跨国石油服务集团的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2018年又兼任国内另一家上市通讯设备公司的独立董事。而星星，却从14岁开始了自己的噩梦，她近3年处于半失学状态，期间多次自杀未遂。
2019年4月9日，Y市一起“未成年人性侵案”，由星星报案，掀开了这张父亲的“画皮”。
她先打110的电话，然后又听从指引，去了北京市某派出所，星星向警察讲述了鲍明对她的伤害。
第一次是在鲍明的老家天津，2015年12月31日。跨年那天晚上，“爸爸”鲍明把灯关了，却把电视声音开得很大，他指示女儿，不要做作业，过来坐下，看电视。
黑暗中，鲍明突然一把抱住了她。但是她用尽力气，“爸爸”却
像铁桶一样箍住她，摸她。“穿衣服睡觉不健康”，鲍明一边说，一边强行脱掉星星的衣服，然后侵犯她。巨痛从下体一直冲到肚子里来，她流血了。
星星一整夜没有睡，第二天，肚子还是痛，去洗手间一看，又流血了，她懵了。鲍明没有给她时间清醒。他给星星洗澡，收走她的手机，把她从天津又带回了北京，整天关在家里。
接下来的日子，他开始给星星播放未成年人性题材影片，里面有很多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的色情场面。
鲍某明说，“你看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国外也是这么做的。别人家都是这样，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
直到很多天后意外的报警，警察到家里搜东西，却几乎什么都没搜到。鲍明从家里“消失”了。
消失了多久，星星不记得，她也不确定鲍明是不是被警察带走了。她只记得，鲍明再次回到家时，自己非常恐惧，但是鲍明对“报警”只字不提，好像从没过发生过任何不愉快。反而，他又变回了刚认识时候的样子，和蔼开朗，认真地照料她。
随后的2015农历年假，鲍明把星星带去了外地旅游，没有让她回老家陪妈妈。
“他到底犯罪了吗？”星星想不明白。他如果犯罪了，警察为什么不抓他？如果没犯罪，那我怎么还是觉得被伤害了？她不知道为什么鲍明曾经那样对待她，如今又变得这么好。星星不敢追究。
而鲍明悄悄暂停了星星的课业，不再送她去学校上课。原本说好的，鲍明的父母会经常来照料这个“小孙女”，却也几乎从未来过。妈妈经常的来电，她只能在鲍明的注视下接听。鲍明给星星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里
面只加了一个好友，就是他自己。
慢慢地，星星掉进了一个“只有鲍明”的世界。2016年4月左右，鲍明获得了一份新工作，Y市一家跨国石油服务集团的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
他带着星星离开北京，搬家到了这座小城。“父亲”鲍明，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拥有“两幅面孔”的人。
但凡身边有一个大人时，鲍明都是开朗、得体、有学识的，而独自面对星星时，就瞬间换了一副样子。
最开始，鲍明不让她出门，随时收走她的手机，逼她做不愿意做的事，不许她哭，也不许她问为什么。
刚满14岁的星星，还没有发育，个子也瘦小。但是鲍明会突然掀开她的衣服，嗲着声音，叫星星“妈妈”，说自己是“宝宝”。很多次，鲍明坐在星星的肚子上，压得她怎么也起不来。她出血晕厥。这些画面，是星星日后的噩梦。
她也给记者看一些残存的照片，照片上，鲍明脱了衣服正在粘胶带，准备给她使用的成人性用品，还有一些床单，有的沾血，有的被踹烂。
“我反抗，他拽着我的双腿，把我从这头拖到那头。”星星说鲍明到了Y市之后，日益的喜怒无常。
2017年，家里换了一个新马桶，鲍明很高兴，叫星星去试。星星说现在没有，还不想上厕所。他就直接把星星抱到了洗手间，扒下她的裤子，按坐在马桶上。
星星没有隐私。上厕所，鲍明不允许她关门。他随时会登陆星星的微信、QQ。鲍明还在客厅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李星星在家做什么，他随时随地都能在手机里查看。
星星告诉记者。“他不让我把这些事告诉别人，他都不让我说出来。就算
我微信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不要我说。”
星星的抵抗情绪，总是被一套完整的说辞瓦解。鲍明一开始说，“我们做的事是很正常的，电影里大家都这么做。”后来说，“你不能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说出去你就不干净了，所有人都会讨厌你。”最后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是对你最好的人。别人都是坏人，都想害你。”
他反复纠正星星说话的方式，不准说难受、痛苦，要说“伤心”，不准说“被爸爸按在床上”，要说“你喜欢爸爸，爸爸也喜欢你”。
这一套具有体系功能的话语，消解星星的意志，让她不敢离开。类似的话，还有鲍明要求的——不能有比“爸爸”更重要的事。
她坐在家里看动画片的时候，鲍明问她，“你是不是喜欢喜羊羊，想和喜羊羊做‘那种事’”；她去动物园，看到可爱的动物很开心，鲍明悄悄凑过来，说，“人和动物也能做”；星星回老家和妈妈待一段时间，鲍明也告诉她：“你妈妈和你也能做”。
星星很喜欢一只洋娃娃，鲍明在侵犯星星时，把洋娃娃放在自己的私处。星星有一阵子很认真学习，鲍明就对她发脾气，“学习都比我重要！”
星星后来写下过一句话，“我逐渐感觉自己病了，我对一切都不再相信，甚至觉得我最在乎的身体的各种器官，我所珍爱的各种爱好和特长，都不在我身上，而在他身上。”
鲍明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所以在外的事业顺风顺水。2018年，他又出任了国内一家上市通讯设备公司的董事。星星告诉记者，她后来会“发病”，按照鲍明的要求去说一些话，但清醒过来后，又感到痛
苦。
在漫长的三年多时间里，“很正常”“说出去你就不干净”“我是对你最好的人”“别人都是坏人”，这一套话，鲍明就像“背书”一样，只要说了上一句，星星就知道下一句。
2019年4月8日，星星在Y市自杀，被他人救下，送去警局。当时的她，仍旧未成年。
“高烧”、“经期”、“掐我脖子”、“射在里面了”，4月9日，星星在Y市某派出所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当天，在民警的陪同下，她在医院做了外伤鉴定和体液擦拭提取。鲍明作为“犯罪嫌疑人”，也被采取强制措施，到该派出所进行笔录。
星星找到了一些物证，有带有血液、精液的卫生巾、鲍明擦拭过的纸巾。她还告诉警察，家里的电视机和鲍明的电脑上，都有很多“儿童色情片”，还有她被迫拍下的裸照和视频。家里装的摄像头，一定也拍到很多东西。
很快，Y市刑警大队几名刑警来到了派出所，和民警一起正式笔录。
似乎Y市对这个案子“比较重视”，在正式笔录之前有一个小笔录，之后还有一个补充笔录。办案区的铁门关上了，她和几个男警察在里面。
一位男警察问她，“鲍明打你了吗？”星星说打了，“他先是掐我的脖子……”
然后，一只手突然过来，捏住星星的脖子，他手上用力，问李星星，“他是怎么掐你脖子的？”
回忆到这里，星星突然哭出声来，“我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感觉，太痛苦了。我一下子回到了坏蛋掐我的感受。”
再后来，她发烧难以支撑，警察让她在派出所的沙发上躺一会儿，她却睡着了。她醒来之后，鲍明从另外的笔录房间里出来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