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触及灵魂的警示
——浅谈周中长篇小说《祸起萧墙》著名作家、评论家杨焕亭著作《汉武大帝》《武则天》自推出以反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国色》之后，周中先生最近又创作了长篇新作《祸起萧墙》，作品以地处渭水莽原的泾渭市为典型环境，以招商引资和集资建房为两条平行发展而又相互交织的主线，深刻地反映了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围绕权力价值取向而展开的激烈矛盾，揭露了党内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刻画了以夏朝阳为代表的一批基层干部身处风暴漩涡的进退维谷和艰难选择，从而把一个沉重而又尖锐的问题提到了读者面前，这就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应该怎样为维护党的纯洁，为高举理想的旗帜而奋斗。
小说，说到底就是写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矛盾。《祸起萧墙》从一开始就把故事推向冲突的风口浪尖。作品在世纪之交的宏阔背景下展开故事，以泾渭市河滨区经信局副局长相朝阳因为完不成招商引资任务而登台作检讨为切口，层次有序地铺叙了真招商与假招商、真建房与假建房之间明线暗线、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夏宇彦为代表的腐败分子们，一方面，为了搞政绩工程，不惜将市上用于安置工人的北莽原大棚蔬菜基地作为假招商项目为自己对垒政绩，另一方面又打着为职工集资盖房的旗号，逃避“三讲”，蒙混过关，为假项目谋取土地资源；其间贯穿着钱与权的交易，麻威飞一伙借谈判之际海吃海喝，田大榜为套取200万元资金而请毫无资质的公司绘制假图纸欺骗夏宇彦，又深夜向夏宇彦行贿10万元；交织着权与色的交易，夏宇彦为与王副市长拉近关系，毫无廉耻地用情人冯微竹的色相去俘获一颗y荡的心；构设着权与权的交易，在相朝阳从战友赵俊林那里争取到多达亿元的省经济中心培训基地的项目后，夏宇彦为了争取发改委立项，干脆将项目交给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史桂途的大舅子姜羟杰。所有这一切，都为问题的总爆发积累立体的、复杂的因素，终于酿成酿成杀人、犯罪等悲剧，惊动中央纪委，一举查处腐败大案，导致泾渭市领导班子大调整。然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泾渭市经历浴火涅槃，在烈火中获得新生。作品以令人振聋发聩的故事告诉读者：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只有依靠党纪和法律，不断清除危害党组织机体的蛀虫，才能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引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人物，在任何时候都是作品的核心，所有的故事都因为人物性格的丰富而跌宕起伏，因为人物性格的变化而一波三折。《祸起萧墙》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投入了饱满的笔墨。夏宇彦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其性格既有着通常腐败分子共有的主导性，又有着与时代背景、典型环境相融合的丰富性：为了一步一步登上权力祭坛，他善于伪装自己，先后赢得了两位前任的信任，终于坐上了经信局的第一把交椅；顺境时，他独断专行，玩几位副职于鼓掌之上；逆境时，他善于笼络人心，化险为夷。面对政绩，他贪功于己；面对金钱和美色，他贪得无厌。细节决定真实。作品通过大量细节丰富人物的性格体系。例如当三讲巡视组长王默德向夏宇彦透露群众来信反映他与冯微竹的暧昧关系时，他本来怀恨在心，然而，最终还是选择了隐忍，并且决定通过群众大会发现举报者，同时以安排王默德儿子为条件，获得了提意见群众的名单。又如为了尽快落实立项，他去找常务副市长肖志东，完全换成一副谦恭卑微的面孔，不但赢得了肖志东的信任，而且为进一步以权谋私打通了通道。诚如黑格尔所说：“艺术典型应带具备三大特征：第一，性格内容的丰富性；第二，明确性，即多方面的性格内容应该有一个主要方面作为统治的方面。第三，性格的坚定性。”与这个核心人物相关的几个人物，也都写得血肉丰满。罗德望的浮躁浅薄，赵世臣的深藏不露，张志立的萎靡小气，为小利而变节。这样，作者就为读者捧献了一个形色各异的艺术群像。
《祸起萧墙》在结构和叙事方式上，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叙事方式，又以现代小说的语境展开叙事。支撑作品框架的章回体，使得作品脉络清晰，线条清楚，峰回路转，绵密严实。而每一章开头的诗词，则起到了点题统要，眉目传神的作用。作者善于设置悬念，勾陈铺排，从而使得整个故事时而山重水复，时而柳暗花明；时而波涌澜卷，时而溪流淙淙。这无疑大大提高了作品的可读性。例如相朝阳到省经济培训中心去见赵俊林，当两人就项目问题达成共识后，一起去浴足的一节,从赵俊林的如梦如幻，到服务人员的一颦一笑，都写得生动舒缓，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作品在结尾时，展现了泾渭市领导班子调整，泾渭市走向希望的一缕阳光，读来让人感到温暖。毕竟，我们这个开放和发展的时代潮流，毕竟历史的列车不是几个腐败分子能够阻挡得了的。
《祸起萧墙》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显示了作者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坚实的创作实力。但是，作为一部初稿，也还有需要提高和打磨的空间：
1.从当前反腐的时代背景看，这种纯粹暴露性质作品似乎应该做些改变，我的意见，加强相朝阳为代表的正能量形象塑造，提升作品的主旋律高度。
2、在人物塑造上，尽量克服脸谱化倾向，在人物性格的立体化上下点功夫。托尔斯泰说：“所有的人正像我一样，都是黑白相间的花斑马——好坏相间，好好坏坏，亦好亦坏。”席勒说：“即使是最坏的人，他们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上帝的影子来。”腐败分子不是天生的，看看国内的腐败分子，开始都是很能干的干部，只是由于世界观的人迷失，才坠入泥渊。如果把这种变化写出来，给现实的警示作用会更大。千万不敢给人留下政治就是阴谋，就是骗术的印象。因为艺术毕竟与生活还是有距离的。
3、小说就是写生活，因此，应该尽量避免太多的政治议论。例如“三讲”一段，政治性术语和议论达千字之多。人物语言也争取生活化，减少口号之类的东西。如赵俊林：“朝阳呀，我们军人无论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管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说啥也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忠于党，忠于人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模范带头完成任务。”这些话如果变一变，可能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如司马东的话：司马东大度地笑着说：“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总得有人承担责任。我相信他们不是忘恩负义之辈，也许有什么难处？我不怪他们。”这就很合情合理，很生活化。
4、小说的人物是否还要简化一下。我觉得小人物太多，应该有几个贯穿始终的小人物。一般在情节推进中，尽量减少无关紧要的人物不断出现。这样，各种关系会更清晰些。
著名作家评论家杨焕亭《汉武大帝》、《武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