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敦煌依旧是闭塞、穷苦、远离繁华的孤城。连一日三餐的食粮都是花了大力气从敦煌县城里运来的，尽管在愉悦的时候，还能在精神上感觉营养富足而丰富，却也无法抵挡难以下咽的粗糙饮食、生活太寂寞、夜晚的太难熬。
总有一座城，怀藏着辉煌的过去，总有一处地方，等着遇你清澈的双眸。
由不同空间、不同视角、不同意识眼中不同的敦煌，进而我们发挥奇思妙想，延展我们海天一般宽广的思路，去想象生活的样子。
安徒生说：生活就是去旅行。延参法师说：幸福是对生活的一种信仰，你认为生活里幸福很多，那么，生活里的不幸就一定会减少。
而我觉得，生活的样子很简单，它就是朝霞满天的清晨和夕阳无限好的黄昏，只要你静下心来，在你心弦播种的土地上，你就能看到一个种满曼陀罗花的花园。除非你只一味的沉浸在那污泥般的墓地中，否则，你的世界将如夏花般灿烂、如冬梅般笑傲寒风。
......
一大清早，林徽因就风尘仆仆赶到了协和医院，一打开梁思成病房的房门，就看到思成最小的五弟梁思礼陪在大哥身边，而思成此时已经半坐在床上，带着老花镜，手里拿着国徽设计的样子仔细看着，竟然没有发觉自己的到来。
“怎么也不多睡会儿，身体感觉好些了吗？”
梁思成抬起头，眨了眨有一点疲倦的双眼，从很厚的镜片后边迷离的望向他的爱人：
“徽因，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累不累？吃早饭了吗？没有就和我一起吃一点。”
他看着徽因蜡黄的面颊和消瘦的身材，心中的酸楚与苦痛像一把把锋利的尖刀，刺着他的心：
“小莫昨天晚上就从学校打来电话，将新的国徽设计的样式和色彩搭配大致说给我听了，我觉得这比之前设计的方案提高了很多，小莫说你也赞同这样的改动。”
“这个小莫，看来是被新的方案冲昏了头。你这身体还没有好利索，还是要多注意休息。”
林徽因边说边帮着把梁思成床上的国徽设计稿收拾好，然后又去打了饭，两个人开始吃了起来，早饭还没有吃完，就听到门外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
“小姐，思成，刚吃早饭呀！你们看都谁来了？”
陈竹隐一身时髦的军绿套装，大嗓门叫喊着冲进了病房，丝毫不顾及医院“森严壁垒”的规矩和床上是否有害得重病的病人，天生乐观派、我行我素的一个真人！
这位朱自清夫人四川辣妹子的性格是徽因最爱的，一个帮助自己唯一的丈夫带大他前妻5个孩子和自己亲生3个孩子伟大的母亲，在外人眼里丝毫也看不出是个已经做了两年寡妇的人，徽因转身向门口迎上两步，挽住这个与她同龄的让她从心底里敬佩的姐妹，看着她标志俊秀的五官笑个不停地说道：
“我的好嫂子，怎么刚两天没见就如隔三秋似的！还有哪些大神驾到呀？”
林徽因转眼向陈竹隐的身后望去，一弯笑眉满脸憨厚的叶圣陶大哥走了进来，身边跟着一个俊俏的年轻女孩，虽然林徽因并不认识，但是如此较好的容貌，立刻让徽因想起了年轻时候自己的模样。
他们身后跟着的是小自己7岁的杨绛，进屋前肯定是粘在陈竹隐师母身边的，永远旗袍耀眼，一对飞在眼睛上方的柳叶弯眉、完全一个正经八百土生土长江南美眉的娇小身材（父母都是无锡水乡的祖籍），也就是那个“横扫清华图书馆”的书呆子钱钟书会将她“视若珍宝”，而他自己偏偏还是个电影明星似的英俊小伙，两个写情书的绝世高手。
萧乾溜溜哒哒一个人蹭进了房间，他是蒙古遗腹子，13岁又成了孤儿。在众亲友的帮助下艰难完成燕大新闻学的学业，也是徽因曾经鼎力扶持过的青年作家；他身后是一脸广东潮汕人棱角分明的梁宗岱，她记得当年曾经和他为了一首诗句争吵了老半天，也是一个有趣的经历，估计是从广东上到北京来的，因为和萧乾一样，很久没有见到了，不对，萧乾从欧洲回来是47年在清华我们见过一面，这脑子有点糊涂了。
压阵的是三位并排走的，靠左的是个头仅次于金岳霖的朱光潜，一抹扫帚眉下精致的五官总是摆出盛气凌人的布局，永远一副北京“读诗会”操盘手的派头；中间是满脸“忧郁”一生的沈从文，一个中国作家中戴着写情书王冠的情种，他少有的没有“鹿车共挽”地携夫人张兆和一同出现，倒是让徽因吃惊了一下；靠右的当然是从不缺席的、永远从厚镜片后面冷静观察万物的“眼睛”哲人金岳霖。
“小姐，你们可是有绝密情报被泄露了，赶紧把新的国徽设计方案说给我们大家听听，我这一路上心里跟猫爪子挠着似的，痒痒的我实在受不了了。”
陈竹隐话还没说完，屋子里就回荡起她爽朗的笑声。
“是呀，小姐，快给我们说说，我刚从上海回来，知道的最少，所以，最急不可耐的不是师母是我。”
萧乾有点眉飞色舞地说道，他比杨绛大一岁，这个二次大战欧洲战场唯一的一名中国战地记者，又一次说出口那熟悉的称谓，让他不禁回想起17年前第一次见“小姐”时，像“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的难忘画面......
1933年深秋的一个下午，萧乾照例到文科楼外的阅报栏去看报，那时他住在临湖的六楼，是个身材纤瘦刚从辅仁英文系转到燕京新闻系的三年级生。报栏设在楼前，有两架：一边张贴着北平的《华北日报》和《晨报》，另一边是天津的《大公报》和《益世报》。萧乾步履轻盈地来到《大公报》一侧的报栏前，和往常一样认真地通篇累牍着；忽然，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最底下一栏，他看到了《蚕》和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