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序言中，徐志摩继续写道：“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忧郁的志摩，临了也没有真的放下。
“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啊，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指示给我们看的深夜，这深就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捻起我遍体的毫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筛淡了远近间飏动的市谣；筛泯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
志摩除了愁苦还是愁苦，除了哀怨还是哀怨，而唯一能契合这份爱意的方式便只剩下荡在胸中和飘散在花海、山溪和人流中的诗歌。或许正是爱情的“简单愚诚”是“我们这写诗的动机（林徽因：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志摩想到的第三个人是他的原配——15岁就辍学嫁给自己的“乡下土包子（早有的评价）”——张幼仪。其实在这离婚后的十年当中，他不止一次的想过她——一个富有中国传统女性美的自己两个孩子的母亲。在这10年当中，他一直困顿于情海而不能自拔。他生命中的几个女人，总是会在他的脑海里不停的像山谷的回音一般，盘旋往复，一次次碰撞他的灵魂。此刻，徐志摩已经在心里有了一个答案。他已经明明白白的肯定的告诉自己，真正爱他的，在意他的，与她剪不断理还乱的，只有他的原配张幼仪。但是，对于人性天真，骨子里诗书**的志摩，他确确实实是在生活中渐渐厌倦这个世俗的、“铜臭气”过浓的女人。
照此推演，泡在钱堆里的陆小曼渐渐也“心满意足”的得到了志摩骨子里的厌恶，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只不过，陆小曼凭借着超人的姿色和绝世的名媛光环，死死箍住了追求浪漫的志摩。而志摩呢，只能像被念了紧箍咒一般，用更多的爱和付出去抗衡这种厌恶。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前，也还仍然存着无邪的痴念，觉得他的女人迟早有一天能够为他回心转意。陆小曼的确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但可怜的志摩，没能在永远闭上眼睛之前，看到这一美景。
的确，张幼仪是一个要强的女人。离开志摩之后，为了生存，她自学德语，入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在这期间，还没从悲伤中走出来的张幼仪又独自经受了一次爱子夭折的痛苦。好在上天眷顾可怜人，学成归国，张幼仪在东吴大学谋得教授德语的职位，接着，凭借善良、勤奋和经营能力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并且还担任了一家服装公司的总经理。
灵魂深处，张幼仪还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商人。回国之初，她曾开过一家诊所，雇员中的一个亲戚受够了她的“压榨”对她的为人大倒苦水，不止一次的埋怨张幼仪过于苛刻甚至吝啬，每逢发薪水的时候总是会找尽各种各样的理由少发，这让两个人的亲戚关系一度僵化。
一个基因里就带着经商密码的女人（张家是富商大户），在生活中于很多小事斤斤计较、寸土必争的秉性，是让诗人天性的志摩十分头疼和越来越厌恶的。浪漫的诗人内心深处对于这种市侩的行为和算计的癖好像厌恶异族侵略者一样的排斥，再加上包办婚姻和小脚女人这两个要命的剧情，为两人婚姻最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张幼仪的哥哥们得知徐张离婚的事情后，非但没有憎恨志摩，却是非常悲痛的如是说：“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如同失去了父母一样悲痛）。”短短的12个字，重的让张幼仪开始怀疑自己、怀疑人生。张家曾是盐商大户，后转为行医世家；有兄妹共12人（8个男孩，晚年的张幼仪说，在那个家庭里，女孩子是不作数的，母亲只说她有8个孩子），幼仪在女孩子中排行第二。家传身教，几个哥哥都成为人中翘楚，绝大部分接触了西洋进步文化，她的婚事就是一个哥哥看了志摩的文章而主动撮合的。如果说她的二哥、四哥是徐志摩的粉丝的话，那她的八弟张禹九，应该是徐志摩的骨灰级粉丝——“脑残粉”了。
张禹九不仅支持徐志摩与陆小曼谈恋爱，还把出席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看作人生头等大事一般：“姐姐，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只为参加你前夫的婚礼”。他后来成为新月派诗人，新月书店的老板。徐志摩空难离世的消息传来，他放下手中事专赴空难现场，为徐志摩处理丧事。他的孙女张邦梅为张幼仪写回忆录《小脚与西服》时，他一再叮嘱孙女，写徐志摩时，对他“要忠厚些”。晚年他还在遗嘱中说：“我的葬礼上，不要念圣经，念几首徐志摩的诗就行了。”。
张家最为“光宗耀祖”的一件事，是张母去世的时候，为了拉拢银行大鳄四哥张嘉璈，从未见过面的蒋某人突然出现在张家的灵堂里，来了之后纳头就拜，让张嘉璈非常感动，后来就入了蒋氏内阁。后因反对把银行当国库得罪了蒋某人，从中国银行辞职。
志摩想到的第4个人，才是陆小曼。或许是刚刚大吵一架的缘故，或许是久已疲倦的心情，或许是阴差阳错的机缘，反正他此时才想起她。
一个可以统领一座城市，甚至夸张一点说，统领半个国家所有女人形象的一代名媛（南唐北陆）成了你的老婆，怎么说你都是应该乐乐陶陶、怡情悦性、抚掌大笑的。而作为真正的亲历者，比黄连还有咂舌的苦衷，只有志摩心领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