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先生到哈尔滨拜会国联调查团后，李顿爵士欲与马占山将军见面，为日方所阻，在顾先生的建议下，乃密派美国新闻记者米海斯和另一瑞士记者经呼海路绕道至义勇军邓文防地，由邓文护送到海伦西乡三门谢家与马占山会晤。
马将军把关东军一手制造伪满的详细情形、以及他自己反正的经过和继续抗战的决心，对记者谈了三天，希望他们转达国联和全世界。
不幸的是，美国记者米海斯在回到哈尔滨时被日本人逮捕，瑞士记者躲进美领馆逃过一劫。
米海斯的被捕，土肥原贤二得知马占山特使已和国联调查团接触，且全身而退，不由恼羞成怒，暴跳如雷。
关东军知马将军已不能就范，立即派兵四出堵击，追得马将军只剩十一粒子弹，加其余五人，子弹也不足百粒。
小鬼子搜山，马将军他们藏于树林内，眼见有八个日本兵托着枪，凶神似的，一步步搜来。
他们看小鬼子行近，便一枪一个，将八个全打死，又拾起他们的枪，用他们的子弹，打出重围……
国联调查团在哈尔滨留驻十四天，有五位中国人和两个俄国人欲给调查团递交信件，而被日伪特务秘密杀害。
顾先生心力交瘁，眼看调查团就要结束在哈的工作而返回沈阳，拿到手的证据仍显单薄，他无目标的努力，犹如在黑暗中的远征。
麦考益将军对日本人逮捕米海斯深感愤怒，他说：“日本人在真相面前用谎言强撑，逮捕国际新闻记者是试图从一场糟糕的失败中挽回面子。”
克劳德将军说：“日本人尊重力量而轻视软弱，调查团在满洲的工作，不是在调查，而是在‘参观’和‘考古’。”
希尼博士是个严谨的人，从东京到哈尔滨，在与日本人打交道中，他发现日本人的集体意识和盲从无以伦比，在工作或个人生活方面都有很明显的“他律性”倾向，不像中国人是靠内心自我约束和调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而是非常注重依靠外部机制和评论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非常注重他人，尤其是同属于一个集团的成员对其行为的判断。
所以日本人往往在没有人看到的场合便没有羞耻感，而在国内和其他公开场合，日本人比其他所有国家的人都表现得彬彬有礼、谨慎小心。
一到非正式场合，或是脱离了们熟悉的生活圈子之后，便会变得本性暴露，不再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
譬如就有韩籍人士来信控诉，他的国家被日军占领后，那里的女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
日寇把女人装上煤车，关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至20个人玩弄，在仓库周围选个有阳光的好地方，用树叶之类铺好。
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
对于这种暴行，日寇头目不仅不加约束，反而予以纵容，想借此满足一下士兵的**，使其士兵“得乐且乐”，不至思乡反战，因而日寇所至，兽行成风。
稍後，由于国际舆论的谴责，日寇白昼宣泄**的事件逐渐减少，而替之以白天看好，黑夜来敲门，或是让韩奸来威逼利诱，以达目的。
面对这种情况，有的做父母的就把女儿草草出嫁，想以此使女儿免遭日寇糟蹋﹔谁知只要简陋的花轿或花车被日本人看到，照例都被截住，拉进他们的营部或住宅，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个月，然後把新娘放出来。因此，害得新娘羞愤自杀，翁婿起交涉的比比皆是。
希尼博士的观点，引起大家的共鸣，他们刚到东京去温泉洗澡，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有两个大池子，一个很多人，一个空无一人，日本人还是要挤到那个已经人满为患的池子里去，问日本人，他们反而会莫名其妙，甚至还会反问，既然一个池子里还能装下人，为什么还要到别的池子里去？
麦考益将军说：“日本人的集团和集体意识很可怕，他们像一群小鱼，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去。直到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打乱了它们的队列，它们就转变方向朝着另一个方向游去，但依然秩序井然。”
代表团的西方成员陷入沉默，他们知道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列强欲将中国和日本都变成其殖民地，而中国太平天国远动的爆发，使得西方列强首尾难顾，从而减轻了日本的压力，日本人也心知肚明“在中国被牺牲的基础上，日本获得了实现现代化的有利条件。”
但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后，国力日益昌盛，羽翼渐丰的日本野心勃勃，欲与西方帝国々主义国家瓜分势力范围，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理所当然进入其视野，并被其看不起。
然而面对西方老牌帝国，日本人又妄自菲薄，提出“脱亚入欧”论，旨在脱离贫穷落后的亚洲，融入先进的欧洲，恨不能一夜之间用漂白剂将自己漂白了，彻底变成白种人，或者变成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为快。
克劳德将军打破沉默说：“日本人做梦都想成为亚洲的领袖，力图将亚洲从白人统治中‘拯救’出来，东京流传着一个比喻，白人同日本人或亚洲人在一起，如同鸡蛋的蛋黄和蛋白，永远不可能融合；但要是黄种人发威，由内向外，就像打蛋一样，世界必将变成黄皮肤的天下，白色将不复存在。”
麦考益将军说：“哼，这是一个蝙蝠帝国，你说他是老鼠吧，他会飞，你说他是飞禽吧，但它不下蛋，属于哺**动物。从这个意义讲,日本人为什么不想一想俄国佬？”
李顿爵士点头道：“无论从文化上、地理上还是人种上，俄罗斯都比日本更接近欧洲，但是在历史上西方就从来没有接受过俄罗斯。俄罗斯仿佛欧洲的弃儿一样存在。俄罗斯都是如此，日本想真的被西方世界真心接受，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现在最重更的事，调查团必须拿到更多的证据拿捏日本人，最好的结果是让这两只蝙蝠打架。”
美、德、法、意四国代表都会心地笑起来。
沈阳地下党员巩天民听说调查团来访的消息后，在上级的指示下，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如何揭发日本的侵略罪行。
事先上级经过分析，认为李顿调查团由英、法、德、意、美五国组成，需同各有关国家磋商，需拜访各有关国家首脑，才能来沈阳，而日寇会有充足的时间，在调查前从容安插特务，布置假象，调查团若无法深入到中国百姓当中，恐怕会被小鬼子蒙蔽，从而使日寇阴谋得逞。
为了让世界知道真相，上级决定让巩天民九人小组搜集日寇侵略的铁证，整理出一份材料，待调查团来沈时密交顾先生或李顿爵士。
调查材料将针对日本的3个弥天谎言进行揭穿：日军侵略沈阳纯属“自卫”；日军侵略东北各城是因为东北军无法维持秩序；建立“伪满洲国”是出于东北人民的自愿。
巩天民和他的战友们分工合作,冒着危险四处搜集材料，他们通过伪**管卷宗的爱国分子，在晚间下班时将日军给伪政府的命令偷偷带出拍照。
巩天民则利用自己是商会负责人的身份，冒险夜入商会找出伪市政府函谢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立伪满洲国’**‘送赏金千元’的原函，赶晒成蓝图，他还利用夜间偷揭布告，密拍机要军事照片等方法，在40天内将这些材料整理成册。”
为了便于外国人阅读，由刘仲明、张查理、巩天民负责，将材料译成英文，装订成册，包上黑缎子面，并绣上“Truth”（真实）字样，小组成员都签上真实姓名，为防日伪特务的查抄，又搞了一个副本深埋地下。
几位爱国志士冒死搜集的材料共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证据汇编，第二部分是说明书，说明各种证据要点，在每篇末又依据证据，揭穿及驳斥日本的欺骗世人谎言，主要证据如下：
1·英国人J·Dorward签字证明，他的朋友由欧洲来，乘满洲里直达快车，在“九一八事变”当晚9时10分准时到达沈阳火车站。车入站前并未遇任何阻碍。
2·日军于9月19日入沈阳城，将辽宁省**臧式毅拘禁，使其无法行使职权。
3·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于“事变”后第四日就任沈阳市长的布告。
4·东北治安维持会告示，内载“奉日本军令组成本会”，却未有地方维持会会长袁金铠署名。
5·中国行人惨遭日兵枪击的伤员名单。
6·各地百姓在刺刀下庆祝“建国”**的照片，有锦州、绥中、营口、公主岭等地的群众庆祝“建国”**摄影。
7·辽宁省立师范学校林翌轩校长申述，日系副校长威逼师范学生签名请愿“建国”声明书。
这些材料和手里的三百多张照片，是党组织领导的九人小组，以爱国斗志为矛，以奋不顾身的勇气为盾，用一台相机揭露了日寇侵华的真相。
如何让手里的材料到达调查团的手里，经党组织多方设法，巩天民等人辗转找到在法库做牧师的英国人倪斐德博士，他是李顿爵士的亲戚，且为人侠义。
倪博士得知情况后取走材料，把它存放在英国驻沈阳**的铁柜里,他对巩天民说：“把这件大事交托给我办，我深感光荣！我若因此而死，也是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死。”
在调查团返回沈阳后，趁日本人松懈起来，倪博士邀请李顿爵士和他的秘书，到大西边门外一经街谭文纶牧师家共进晚餐。
跟随的好几车日本人也想进屋“保卫”，可是，屋子很小，主人又没有邀请他们，只好讪讪地退到外面去了。
席间，倪博士、谭牧师等人签名并将材料交给了李顿爵士，李顿爵士高兴地说：
“日本人极尽所能阻挠一项诚实的调查，逃避面对现实情况，这就是日本人的行事风格，什么事都是如此，这些珍贵的材料，必让他们原形毕露。”
顾先生得知消息后很开心，想到高澎给他的字条“水源浊，水尾清，返沈留心”，心里感慨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