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世贞随在父亲身边一年有余，看看乡试之期将近，便与父亲辞别，乘船沿大运河南下，于初夏到达南京。因王家在南京置有房产并有家仆打理，故世贞就在南京住下，温习备考。其间，结识了同样在备考的浙江绍兴府上虞县人徐学诗。学诗字以言，年龄比世贞大十岁，父亲徐子忱任职知州，家中弟兄八人，学诗排行第七。世贞与学诗颇为投缘，便邀请到家中同住，两人同窗温习、相互切磋；闲暇时吟诗作赋，其乐陶陶。不久乡试开考，二人一同下场，双双得中。这科举人中，南直隶共考取一百三十五人，其中王世贞年龄最小。
世贞乘兴返回京师，参加了转过年来的春闱，没想到却铩羽而归。与他一起落榜的还有杨继盛。此时父亲已外放巡按湖广，去了武昌。世贞便返回太仓老家，一方面继续潜心学业，一方面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妻完婚。妻子魏氏小他四岁，容貌端庄清秀，性情温婉贤淑。一年后，为世贞生了一个女儿。当时在读书人中流行一种说法：欲登第，先娶妻，良好的婚姻家庭生活会极大促进学业，给科考带来好运气。世贞也感觉的确如此，有贤妻精心打理生活，有爱女带来天伦之乐，他每天身心愉快，神清气爽，把精力全部集中到学业上，只待三年后再战科场，大显身手。
在王世贞、杨继盛等人潜心求取功名其间，北虏敌情发生较大变化。嘉靖皇帝刚愎执拗，使本可用外交羁縻手段缓和的矛盾骤然激化起来。事情的导火索是“石天爵事件”。
小可此前铺叙过，明朝与北虏间的战和演绎经历了漫长过程。开国初，太祖爷建立的防御体系换得北疆几十年安宁，但成祖为报答蒙古兀良哈部在靖难之役中的支持，竟然开启肢解防御体系之端。至宣德年间，洪武北疆防线基本瓦解，带来无穷后患。正统年间，蒙古各部落开始悄悄进入明朝的“软肋”——黄河河套地区。这里水草丰美，是游牧民族眼中不可多得的“天堂”，但对中原农耕民族来说，这里难以开垦利用，是食之无味的“鸡肋”。正因如此，明廷对这里疏于防御，对外虏侵入采取默许态度，致使其逐渐坐大，成为对中原构成严重威胁的“套虏”。
套虏的构成亦有个演变过程。元朝残余势力代表者、元顺帝后裔坤帖木儿在洪武末年被鬼力赤所杀，国号改称鞑靼。但蒙古各部不听其号令，分裂为兀良哈、鞑靼、瓦剌三部。天顺、成化时期，鞑靼占据河套，作为基地进扰中原。到嘉靖即位时，面对的北虏主要是鞑靼部中较为强悍的三支：小王子（即达延可汗）部、吉囊部、俺达部。小王子名义上为君长，但无实际统帅权；吉囊部、俺达部有骑兵十万，最为强盛。
此时明朝在军事上处于守势。自“土木堡之变”后，明廷军力衰弱，无力发动进剿，便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千里北疆建立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固原、延绥、银川、张掖等九个防御重镇，俗称“九边”防线，这也是嘉靖皇帝抗击套虏时手中握有的主要筹码。
如今且说这套虏首领俺达汗，全名叫做孛儿只斤·俺答。明朝正德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508年1月22日，格里历2月1日），草原上出生了一对孪生姐弟，父亲巴尔斯博罗特，母亲博同哈屯，祖父是达延汗，祖母是满都海可敦。按民族风俗，在盛大的“玛理雅兀特”喜宴上，父母和嘉宾为姐姐取名“孟衮”（意为银），弟弟取名“阿勒坦”（意为金，汉语音译为“俺答”）。
俺答降生时，祖父达延汗正为统一蒙古各部而战。正德四年（1509年），鞑靼右翼永谢布领主亦不剌、鄂尔多斯领主满都赉阿忽勒呼谋杀达延汗派驻的济农（注）、俺答伯父乌鲁斯博罗特，起兵反叛。当时俺答与父母及兄长衮必里克寄居在姐夫、右翼满官嗔领主火筛家中。火筛闻变，通知巴尔斯博罗特出逃。但巴尔斯博罗特逃走时只带了妻子和长子，俺答仍留在右翼官员星凯乌尔鲁克家中。星凯乌尔鲁克立刻派妻子和同部落亲信带着俺答迅速外逃，昼伏夜行，风餐露宿，终于使俺答和达延汗平安相会。
达延汗迅速平定叛乱，让巴尔斯博罗特担任掌控右翼三万户的济农。六年后达延汗去世，本应由嫡长孙博迪继位，但巴尔斯博罗特依仗实力强大，逼迫少年博迪让出汗位。然而僭越不得人心，三年后博迪成人，各部落便联合起来迫使巴尔斯博罗特归政，并导致其在不久后抑郁而死。此事对少有雄心的俺达刺激极大，他暗下决心，要像祖父一样东征西讨、扫平各部落，作个大权在握、名副其实的大汗，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俺达生得体魄强健、气概雄豪，不仅马术娴熟，武艺高强，而且熟读兵书，腹有韬略。嘉靖三年（1524年），年仅十六岁的他与兄长大破兀良哈部，其后又三次北伐该部并使之投降；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平定入据青海的瓦剌野乜克力部。次年，其兄病故，所辖势力范围纳入俺达麾下，实力空前强大，以至于蒙古宗主大汗卜赤不得不赠与他“土谢图彻辰汗（意为‘可依赖的睿智之汗’）”之尊号，开启万户首领封汗之先例。
为获取财物，俺达自然要对明朝进行扰掠，但起初规模和频次都小且少。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发展，俺达显露出学习、借鉴明朝先进政治、法律、社会制度，与明朝互利共存的意愿，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请求恢复通贡与边贸互市。
明初，蒙古各部落以朝贡方式与明廷贸易。各部落进贡马匹，明廷赏赐丝绸等游牧民族缺少的物资。这种贸易始自永乐年间，显然是对蒙古部落支持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回报之一，故赏赐十分丰厚。到景泰年间，瓦剌日益强大，不仅拒绝明廷册封，还力图通过朝贡索取更多不对等利益。为遏制这种状况，明廷主动开启边贸互市，并制定相关政策与规定。边贸促进了经济发展，暂时缓和了相互矛盾。但无论朝贡还是边贸，都无法满足瓦剌无限膨胀的欲望，最终明廷忍无可忍，对不平等贸易实施全面限制，导致“土木之变”发生。而事变中明廷惨败，只得满足对方所有要求，导致负担更加沉重。弘治十二年（1499年），由于矛盾非常尖锐，明廷干脆断绝了与蒙古各部落所有通贡与互市，自此再未开启，造成各部落日常生活物资极为匮乏。
且说嘉靖二十年（1541年）八月中旬的一天，礼部尚书严嵩在他家宅书房桌案上看到一份由干儿子、执掌着通政司权柄的赵文华誊抄的奏折副本。严嵩虽然司职礼部，但由于已是皇上器重的重臣，故实际涉及的事务并不局限于礼部，其他部门管辖的大事、要事，皇上也经常会问计于他，他也就自然需要提前有所了解和准备。所以，报给其他部门的重要奏折，他都让赵文华给抄送副本。尤为紧要的是，凡是言官奏折，只要涉及严氏父子的不仅先要送给他看，而且要得到他的允许后才能走下一步呈送程序。
眼前这份奏折由巡抚大同都御史史道呈报，内容是说在七月份，俺达派遣石天爵、昔切二人到大同要塞请求通贡，表示“其父在先朝常入贡，蒙受赏赉，且许市易，汉达两利。所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如明朝许贡，伊即约束部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乞亟下廷臣议之所待者。”
“哎——！”严嵩看罢把奏折放在桌案上，深深叹了口气。对于事关国家安危的套虏问题，他当然有过一番深思熟虑。敌强我弱、敌攻我守，这样的基本军事态势是毋庸置疑的。自“土木之变”后，明廷对套虏就再也没有当年洪武爷、成祖爷那种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能力了。面对日益强盛的鞑靼铁骑，明军只能凭借“九边”要塞进行抵抗，而且，这种抵抗还是力不从心、及其勉强、捉衿见肘、漏洞百出的。在这种形势下，对方以恢复通贡、互市为条件表示可以停止袭扰，无疑对我方是件好事，至少是个可以获得喘息修养、积蓄力量的机会。
“然而，皇上应允此事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呀！”他脑子里这样想着，不禁轻轻摇了摇头，端起茶盏揭开盖子，吹去浮动的叶片，慢慢啜吸了几口。
他已经十分了解皇上的脾性，那就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绝不对为害过自己的人心慈手软！“土木之变”给明廷带来的奇耻大辱皇上铭刻在心，相信伯父（明孝宗朱祐樘）的禁市之举绝对正确，必须坚持不懈，让套虏得不到生活必需品，得不到铁器，无法发展经济、壮大军力。严嵩记得，嘉靖十一年（1532年）三月，俺达的爷爷在延绥求贡，被皇上以“其情多诈，难以轻信”为辞一口回绝，造成套虏十万之众入犯，劫掠无算。
其实在严嵩看来，这次俺达求贡已与当年“土木之变”时有很大不同。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注：济农是汉语“亲王”的蒙古语译音，也写作吉囊、吉能，意为“副王”或“副汗”，明代蒙古贵族首领称号之一，一般由汗王兄弟或儿子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