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安想起，三两粮之前，自己破译爷爷留下的书稿，差不多快完成了一半，后来饥荒来了，成天饿得六神无主，就放下了破译书稿的事，开始忙活肚子，书稿被重新包好，放进了柜子里。眼下饥荒过去了，时光也浪费了几年，日子恢复了正常，恒安又把书稿拿了出来，想尽早把书稿破译出来，便加快了破译的速度，每天夜里忙到很晚，仍嫌时间过得太快。让他生气的是，家中的琐事，常常会干挠他的破译工作。
先是长子昌喜上了小学，学业老不看好。妻子是个要强的人，儿子在学校，学业不能出类拔萃，让她在单位很没面子。回家对丈夫说，“好歹你也是教师，该辅导辅导昌喜了，再这样下去，这孩子怕要废了。”
当父亲的，也觉得有必要在孩子身上下些功夫，便试着辅导了几次，效果却并不看好。关键是这孩子太笨，极其简单的个位数加减运算，到了他这里，竟成了难点。父亲讲了几遍，孩子还是不懂，又讲了几遍，仍然不懂，父亲就拿来一些火柴杆，摆在桌子上，一组三个，另一组四个，指着一组问儿子，“这是几个？”
儿子看了一会儿，说，“三个。”
父亲又指着另一组问，“这是几个？”
儿子又看了一会儿，说，“四个。”
父亲听了，心里挺高兴，觉得这种直观教学法，发生了效力，便将两组火柴杆合到一处，又问儿子，“这总共是几个？”
儿子用手扒拉一遍，数了数火柴杆，说，“七个。”
父亲心里越发高兴，相信儿子已完全掌握了个位数的加减运算，趁热打铁，赶紧在一张纸儿上，写出一道题：3+4=？让儿子写出答案。
儿子皱着眉头，想了想，拿笔在等号后面写上“8”。
父亲一看，暴跳起来，大吼一声，“猪啊！”举手扇下一巴掌，痛得儿子嗷嗷直叫。
小柳红听见孩子哭叫，冲了过来，嗔怪道，“你小时候，很聪明吗？”
一句话，呛得恒安心里隐隐作痛。想起二大和二大娘救他的往事，后悔自己刚才冲动，忘记了儿子出生时，曾向孩子许下的诺言，局促地搓着手，站在二大娘面前，胀红了脸，像一个知道自己干了错事的孩子。小柳红根本不给他悔过的机会，领着昌喜回到自己屋里，说她会很好地教育孩子的。恒安心里清楚，二大娘是在当法院院长后，经过扫盲班学习，才勉强学会识字的，她识的那些字儿，大多还是他教的呢。现在提出由她来亲自辅导昌喜，结果是可以想见的。这样一来，昌喜在奶奶的庇护下，安全地在学校里混日子了。
烦恼看来是无法克服的。妻子又怀孕了。白天上班，下班后还要料理一家人的生活，妻子已经累得不得了，偏偏在这种时候，又怀上了第四个孩子。严重的妊娠反应，把她弄得快撑不住了。小柳红看不过眼，主动帮她担起家务。恒安正是在这时，发现自己原来对妻子的关爱得太少了，便暂时放下破译爷爷书稿的事，开始帮妻子料理家务。
秋天里，第四个孩子出生了，是男孩儿。父亲几乎想都没想，就给儿子起名叫昌庆。家里添丁增口，恒安夫妻的工资却不见涨。早年没结婚时，恒安每月领了薪水，如数交给二大娘，二大娘也不推脱，替他保管下来，到他结婚时，二大娘一分不少地把平日替她保管的钱，交给了他，又格外给了她一千块钱，以便让新婚夫妇，能置办些像样的结婚用品。婚后，二大娘就不再替她保管工资，恒安就把工资如数交给妻子。孩子小时，二人的工资，还能勉强维持家中生活；现在孩子多了，又长大了，家中用钱的地方多了起来，二人的工资，就显得有些紧巴。恒安知道，二大娘手里有钱，却不敢开口去要。家中很快出现了财政赤字，每个月精打细算，还是不能把钱花到月底，时常得到外面去借贷。
夏天里，又来了运动。这回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据最高指示，要在党内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最高指示里，没有指出这个当权派是谁，革命群众急得像无头苍蝇，疯狗一样，瞪着眼睛，四处搜寻攻击目标。
学校里开始停课闹革命。学生们把自己平时讨厌的教员，从教室里拖出，反绑起来，先使用棍棒改造他们的**，然后改造他们的灵魂。他们拿来黑水，给教员涂上黑脸，再拿来一个大木牌子，随便编造一个罪名，写到木牌上，挂在教员的脖子上，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拉到街上游街，说他们是走资派；工厂也开始停产闹革命，工人们把平日监管他们工作的管理人员，说成是走资派，痛打批斗之后，拉到街上游街；各行各业，都在揪斗走资派。
恒安生性胆怯，加上养父二大正在服刑，平日人面上总觉得矮人一截。虽说是党员，为人却极低调，开会时极少发言；因为担心学生会在课堂上顶撞他时，抖出自己家里的底细，上课时，他从不批评学生，甚至有时，还变着法儿，讨好学生，即使有的学生在课堂上犯了错误，他也视而不见，宽容学生，这就为他在学生中赢得了极好的人缘，停课闹革命时，没有一个学生会想到去批斗他。这一时期，不消再给学生上课，每天上班，只是背诵**语录，清闲自在，又能照领工资，恒安觉得，正该好好利用这个时机，抓紧时间，把爷爷留下的书稿破译完。
一天晚上，恒安正在灯下破译书稿，突然有人敲门。恒安迅速关闭台灯，收起书稿，出去开门。见是恒富来了，才放下心来。
恒富老长时间没到家里来了，见了面，小柳红问，“你爹妈还好吗？”问完，不等恒富说话，跟着又嘱咐说，“这阵子外面太乱，叫他们别出门了，老实呆在家里，还安全些。”
“让我姐接到部队里去了，”恒富说，“我姐给他们开了诊断书，交给街道，给他们请了病假。”
“这挺好，”小柳红说，“你嘱咐他们，这阵子，先别回来，等运动过了再说。”
“不能回来了。”恒富说，“便是没有运动，我姐几次三番回来请他们去住，只是我爹不愿意，才拖到现在。眼下正好借着运动，这次去了，我姐不会让他们再回来了。”
恒富见两个屋里都有人，坐着说了会儿闲话，起身说要回去。恒安送他出门，到了院里，恒富低着声音问，“这阵子，厂子里乱了套，工人分成了两派，一派叫主义兵；另一派叫思想兵。两派现在相互对着骂，都说对方是反动的。你说，我该参加哪一派？”
“你哪一派也别参加。”恒安说。
“不行啊，厂里的工人都表了态，加入了其中的一派；只剩下我自己，哪一派也不参加，那不成了不革命的吗？”恒富急着说，“你没听说吗？现在不革命的，就是反革命；我家里，你大爷已经是地主了，成了牛鬼蛇神，好歹让大姐接了去，免受了批斗之苦；我要是不革命，成了反革命，那不也成了牛鬼蛇神？这年月，一个家里出了两个牛鬼蛇神，哪还有好？”
“凭你现在的家庭出身，加入了哪一派，能让他们信任？”恒安问。
恒富想了想，说，“哪一派都不会信任。”
“这不结了吗？”恒安说，“你现在加入了哪一派，都是给人打小旗的，人家都不会信任你。将来一旦不走运，你加入的那一派垮台了，遭难的，却最先是你。”
“可那也比现在就弄个反革命强啊。”恒富说。
恒安想了想，说，“三十六计，走为上！”
“往哪儿走？”恒富问。
“串联去！”
“到哪儿串联？”
“你没听说吗，眼下全国的红卫兵，正在大串联，乘车吃饭都不花钱，中央还鼓励呢。**还亲自出面，接见了进京串联的红卫兵。你明天到厂里去请假，就说要到北京串联，向首都革命群众，学习革命斗争经验。厂里要是敢有人反对，你就拿大话压他，说他反对你去串联，就是反对工人阶级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ao泽东思想，把口气放硬气些，谅他们也不敢阻止你。我明天也去学校请假。这阵子，学校里也闹得厉害，呆在这里不安全，咱俩一块出去走走，长长见识也好。”
“不需要带点什么？”
“不需要，”恒安说，“只带着红卫兵袖标就行，我明天到学校给你弄一副。”
二人商量停当，恒富回家去了。恒安回屋，把刚才和恒富商量的事，给二大娘和妻子说了一下。小柳红知道，两个年轻人，眼下处境不妙，也不阻拦，只叮嘱了些离家在外，要小心的事，就上炕睡下了。
一早起来，恒安到学校请了假，回家等恒富。中午吃过饭，恒富来了，二人挎上军用背包，到火车站去了。车站上挤满了等车的红卫兵。火车进站时，车厢里已挤满了串联的红卫兵，乘务员挤过人群，打开车门，上了车。进了车厢，才发现行李架上，茶几上，坐椅靠背上，都坐着人。想往车厢里挪动一小步，都成了天大的难事。人挨着人，恒安勉强一只脚踩在地板上，另一只脚悬在半空，却怎么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火车行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到了北京站。下了车，恒安觉得一条腿没有了知觉，像打了石膏，不听使唤。撸起裤腿，才看见，那条腿已经红肿了。出了车站，实在迈不动脚步，只好在石阶上坐了半晌，肿腿才恢复了知觉。
站前广场上，人山人海，全是全国各地进京串联的红卫兵。老远望见广场东边，挂了几幅红卫兵接待处的横幅，恒安二人走了过去，登了记，接待人员给他俩分派到东安的一个进京红卫兵接待站。接待站是一所中学临时改建的。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了，教室里，在学生课桌上铺上草垫子，就成了进京红卫兵的临时住所。住在这里的红卫兵，每日按时领取饭菜，胡乱吃下，就外出闹革命去了。他们时而参加首都人民批斗走资派的斗争大会，时而去各大院校，抄写大字报，时而去**广场，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恒安二人跟着人群走了几天，觉着无趣，第三天，二人就不再跟红卫兵接待站里的学生各处乱走了，天一亮，吃过接待站送来的饭菜，二人一块上街，漫无目的地瞎逛。
一天，二人走到一家饭店门口，看见里面厨窗里卖的馒头，和接待站发给他们的馒头一模一样。在这里，一个馒头卖两角钱。恒安心里一动，有了想法。这些天他发现，接待站送饭时，各地来的红卫兵，都派专人去领取，像他俩这样，单独去领饭菜的红卫兵极少，分发食物的人，往往还不满意地问他们一声，“你们怎么不派专人来领呀？”负责领饭的红卫兵，只消将自己代领的人数报上，分发的人，也不细查，就照数发给。恒安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和恒富商量了一下，便走进这家饭店，找到饭店经理。经理是个胖矮的中年男人，见了恒安二人，冷冷地说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二位有什么事呀？”
这些天在北京街上转悠，恒安发现，北京人现在见面说话时，在说正事前，都要先背一句**语录，便当即回应道，“‘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我们是辽宁来的红卫兵ao泽东思想宣传队，今天来，要和你说件事。”恒安知道，眼下的红卫兵，个个霸道得不得了，张口闭口，都说自己是**请来的小客人，人面上，越是霸横，越是容易办事。社会上人也清楚，谁要是惹恼了红卫兵，谁就是自找倒霉。
果然，胖经理听恒安的语气，冲劲十足，赶快换上了笑脸，笑着说，“‘要斗私批修。’请问什么事？”
“‘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们全体队员，决心到全国各地宣传泽东思想，苦于经费不足。所以决定，每顿饭省下一个馒头，委托你们代卖，以便积攒革命经费。”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吃不饱饭，小将们身体受得了吗？”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无数革命烈士，为了革命的胜利，连生命都不顾惜；我们饿几天肚子，算得了什么？”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小将们真是好样的，请把馒头拿来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请把三轮车借我们用一下。”恒安指着门口的三轮车说。
“‘将革命进行到底。’请拿去用吧。”
恒安见经理吐了口，也不称谢，二人出门，骑上三轮车就走。
中午送饭的车到了，恒安把三轮车，停在门外的拐角处，和恒富到饭车边上领饭。发饭的人问他们领多少人的饭。恒安报上二百人。分饭的人也不问，如数清点了馒头，装进一个笼屉；正要给他们盛菜，恒安说，他们的人，正在抄写大字报呢，中午只吃馒头，不要菜了。发饭的人也不细问，忙着又给别人发饭。
恒安二人抬着一笼屉馒头出了门，装上三轮车，直接到了那家饭店。胖经理派人清点了馒头，正好四百个，让会计作了帐，出纳就付给二人八十块钱。恒安点了钱，喊了声，“**万岁！”和恒富抬上空笼屉回去了。
以后的几天，都是这样。大约过了一周，胖经理觉着，老这样给人代销馒头，自己饭店就没了利润。一天中午，趁饭店员工清点馒头时，胖经理凑了过来，媚笑着问，“‘抓革命，促生产。’不知小将们的经费，攒够了吗？”
恒安愣了一下，听出胖经理对代销馒头的事，已经有些想法，便回了一句，“‘狠批私字一闪念。’这是最后一次了。”
接过钱，走出饭店，恒富追着恒安问，“兄弟，刚才你怎么说，这是最后一次啦？”
恒安看了恒富一眼，低声说，“这阵子，做得太顺，差一点忘记了风险。长时间在一处做，风险太大，咱该换换地方了。”
二人没再回到红卫兵接待站，而是又回到了火车站，找到进京红卫兵接待处，又换了一家红卫兵接待站。接着，又就近找了家饭店，把相同的故事，重复上演着。
做了一段时间，这生意就有些不好做了。进京串联的红卫兵越来越多，接待站的伙食，却越来越差了。最初，一日三餐的主食，全是馒头；过了些日子，变成了早餐一个馒头一碗粥，午餐两个馒头一碗菜，晚餐只是一个玉米面窝头，一碗菜；又过了几天，只早餐有一个馒头，午餐和晚餐，只有一个窝头一碗菜。一大帮**请来的小客人，心里虽不高兴，嘴上却不便说出，毕竟他们来的理由，是向首都人民学习革命斗争经验的、宣传ao泽东思想的，如今为了馒头和窝头的事去纠缠，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
其实，这会儿，最愤怒的，是恒安和恒富，二人正把生意做得如火如荼，现在突然把馒头换成了窝头儿，断了二人的财路，心里自然气愤，无奈地停下手头的生意。
一天上午，二人走进公园，找到一个僻静处，清点了一下近来的收入，总共赚了六千多块。每人分了三千多，虽有遗憾，却也知足。二人把钱包好，装在军用挎包下边，又回到红卫兵接待站，混吃混喝，白天四处闲逛，晚上回接待站睡觉。
在街上逛时，二人发现，时下解放军，远比红卫兵吃香。走到哪里，只要见是解放军，无论老幼，都喊一声解放军叔叔。他们住的红卫兵接待站对面，是一家军队医院，成天有军人进出。接待站里，住了一批沈阳来的红卫兵，声势搞得挺大，自称“东方红ao泽东思想宣传队”。前些日子，因为食物中毒，大部分人住进了对面军队医院。治好了病，就和医院里的军人熟络起来，时不时跑到医院里，找到熟识的军人，借来军装，穿在身上照相。这些天，这群红卫兵们，正在排练节目，打算到医院汇报演出，答谢解放军医院的救助之恩，无非跳一些忠字舞，唱几首革命歌曲罢了。
恒安二人也想弄套军装穿着，觉着眼下是个机会。一天中午，吃过午饭，二人来到对面的军队医院，找到院长，开口道，“‘工业学大庆，家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我们是对面红卫兵接待站里的东方红ao泽东思想宣传队……”
院长听完恒安的一大套说词，觉得有些好笑，念他们年青幼稚，也不介意，笑了笑，问道，“小鬼，有事吗？”
恒安这才想起，只是北京当地人，爱耍贫嘴，说话时，愿在正事前，先背一句**语录。不是老北京，一般人都不大讲究这个，便赶紧咽回已经冒到嘴边的**语录，改口道，“首长，我们正排练节目，准备到你们这里汇报演出呢……”
“好事啊。”院长说，“我听说了，欢迎你们快些来。”
“可是，现在我们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恒安说。
“什么困难？说出来听听。”院长鼓励二人。
“我们想借两套军装，做演出服。”
“哦，”院长笑了笑，“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走，我带你们去后勤处，让他们帮你们解决一下。”院长说着，起身领二人到了后勤处，向后勤处长作了交待，后勤处长就带二人去了军需库。
“要干部装，还是士兵服？”到了军需库，库管员问两个红卫兵。
“干部的。”恒安赶紧应声。
干部装有四个兜，战士装只胸口有两个兜。当时社会上，姑娘们找对象，听介绍人说男方是当兵的，往往都要问一句，“他穿几个兜的衣服？”介绍人听了，就知道姑娘是在问，对方是干部，还是战士。
“要多大号的？”库管员又问。
“我俩穿着合适就行。”恒安说。
“一七五的吧。”库管员说完，取出两套军服，让二人试穿。两人穿上，果然合身。
“签个字吧。”库管员说，“军需品，一般是不往外借的，今天首长发话，才破一次例。用过后，得赶紧还回来，我还等着销帐呢。”
“叔叔请放心，演出一结束，我们就还回。”
二人签了字，脱下军装，叠好后，装进包里，道了谢，走出大门，又来到火车站，重新换了一家红卫兵接待站。
以后的几天，每天白天上街，二人找到一个僻静处，换上军装，穿着上街招摇；傍晚再找个地方换下，装进挎包，回接待站吃饭睡觉。逛了些日子，京城的大小风景名胜，差不多逛遍了，便觉无趣，二人打算到别的城市去看看。听北京到外地串联的红卫兵说，南方这会儿太热，北方人去了，有些不适应，二人就把离京的时间，向后推迟了几天，打算等署气消下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