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在北方势不可挡、节节胜利之时，明朝政府原本驻守北方的那些将领们，被吓得魂飞魄散，屁滚尿流地纷纷向南边逃窜。这些将领在逃亡途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引发了无数的矛盾和冲突。而扬州这座江北地区的大城市，自然而然成为了这些将领们掠夺的重要目标。最终，扬州的老百姓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残暴行径，愤怒情绪爆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变。
江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明廷的经济中心和财富来源地，特别是在弘光南渡之后，其地位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将江北比作弘光政权的防护篱笆，那么江南则可以被视为弘光政权的核心地带。因此，如何维护江南地区的秩序稳定成为了弘光政权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在弘光眼中，那些将领的南渡可能会给江南的稳定带来严重影响。他担忧这些将领一旦渡过长江，就会如在江北一般，各自占据一方势力范围，称王称霸，并肆意掠夺百姓财物。这种局面不仅会破坏社会秩序，还会削弱弘光政权的统治力。此外，如果将领们在江南地区相互争斗，甚至可能引发内战，进一步加剧局势的混乱。因此，弘光必须采取措施来遏制这种趋势，确保江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高、刘等将领在渡江的时候被大明水师拦住了，他们原本想要强行过江，但无奈对方实力强大，最终只能灰溜溜地退回江北。而距离江南最近且最为繁华的江北之地，无疑就是扬州城了。
高杰的军队于四月二十八日抵达扬州城外，然而当他们请求入城时却遭到了拒绝。于是，这些士兵们立刻开始在城外展开抢夺行动。在扬州当地的传说中，将高杰包围扬州的事件称为\"高杰之乱\"。这个\"乱\"字可谓恰到好处，生动地描绘出甲申年间高杰军队在扬州城外的掠夺行径。同时，它也反映了扬州百姓对此事的态度——这种肆意妄为的抢劫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军队抢劫范畴，更像是一场无视朝廷律法、近乎叛乱的举动！
当高杰的军队和扬州城民在入城问题上僵持不下时，南京朝廷也在密切关注着江北的情况。江北可是南京的屏障，南京当然也知道江北稳定的重要性啦。
不过麻烦的是，南明政权刚刚成立，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呢，特别是内阁大臣之间权力分配的争执。而这种争执又影响了朝廷对江北事态的处理。所以从四月底高杰军队骚扰扬州到五月底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南京朝廷一直没办法处理这次民变事件。
在这段时间里，南京朝廷的官员们都很忙碌，但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江北的危机正在逐渐加剧。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在新政权中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地位，而不是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
与此同时，高杰的军队仍然试图进入扬州城，但遭到了城民的强烈抵抗。双方的对峙局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呼吁朝廷采取行动来缓解紧张局势。然而，由于内阁大臣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些呼吁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
终于，在五月底的时候，南京朝廷决定派遣使者前往江北，与高杰的军队进行谈判。这个决定虽然有些迟，但总算是迈出了一步。希望这次谈判能够化解矛盾，让江北重新恢复平静。
马士英在五月十三日到了南京，他从驻地凤阳经过淮安，沿着运河到了南京，这一路上肯定也了解了江北特别是扬州的情况。马士英到了京城后，马上就劝史可法去江北督军，还说：“我治军比较宽松，可能会打扰到老百姓。您在淮上威望很高，您要是能在外面好好管理，我在里面指挥，肯定能成功的。”
扬州和南京就隔着一条江，几天就能到。但是史可法在五月十六日离开南京后，并没有直接去扬州高杰的军营，而是在五月二十六日又奉旨去祭拜凤、泗二陵。祭拜完二陵后，史可法才去扬州调解呢。
史可法处理争端的主要策略是先取得高杰所部的信任，然后再去调和矛盾。不过这实际上就是在偏袒高杰啦。
六月十二日，史可法呈上了《报高杰兵移驻瓜州疏》，他在奏疏里首先指出了今天扬州之乱的关键问题，就是士兵和百姓相互猜疑，扬州人坚决不让高杰的部队进城。高杰的部队要进城，短期内是没啥希望了。所以他就提议，最好把高杰的军队安排在扬州城外四十里的瓜洲，理由是“瓜洲距离扬州只有四十里，是江都县管辖的地方，驻扎在瓜洲就跟驻扎在扬州一样，而且有城墙有水，可以自卫，日常生活也更方便。”
其实呢，瓜洲不仅有水有城，还是连接运河和长江的重要关卡，是明朝重要的漕运枢纽，高杰的部队驻扎在瓜洲，更方便就近收取关税。奏书呈上后，得到了南京方面的肯定，高杰的军队就移驻瓜洲了，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多月的扬州民变终于解决啦。这场民变的爆发和解决，跟弘光拥立前后的弘光政局可是紧密相关呢，民变之后带来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了南京的政局。
扬州的民变最终在六月中旬随着高杰军队移驻瓜洲就消停啦！不过呢，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就像树欲安静而风不停一样，扬州民变的处理方式与结果很快又引发了其他一连串的事儿——京口兵乱和土桥之役。
京口就是镇江，那可是江防的要地呢！扬州民变刚解决，跟扬州就隔着一条江的京口又闹腾起来了。
兵乱的两边呢，一边是奉命跟着史可法北征，暂时住在京口的于永绶部，另一边是浙江都司贾之奎带领的浙兵。
这事儿的起因呢，是于永绶的部下在城里低价抢了小孩儿卖的瓜，还把卖瓜童的脸给砍伤了，这可把老百姓给气坏了，大家就一起揍他的兵，还把他们扔到江里去了。后来，于永绶的士兵想报仇，要严惩闹事的人，一查发现主要是浙兵。这下可好，本来就有矛盾的两边，因为这么一件小事，一下子就变成了大麻烦！
这事儿发生在民变刚结束没多久，朝廷对四镇的宽大赏赐，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这次兵乱的发生。这一点从于部士兵的心态就能看出来，于部士兵在跟浙兵互相厮杀的时候还说呢：“四镇靠杀人抢劫都能封伯，咱们怕啥！”你瞧，就是因为朝廷在江北尤其是扬州事件的处理上对四镇太宽容了，引得其他军队纷纷效仿，这很快就成了京口兵乱爆发的一个导火索。
土桥之役是扬州民变结束后差不多三个月，也就是九月份初十日的时候，高杰和黄得功的部队在扬州下属的仪真县的土桥打起来了。
起因是登莱总兵黄蜚要南调到芜湖去防守长江，他的兵船从北往南走得经过运河到长江，可高杰的部队民变之后就驻扎在瓜洲。瓜洲可是连接运河和长江的重要闸口，黄蜚怕自己的兵船被高杰扣下，就请求驻扎在仪真的黄得功能带人去接应一下，以防万一。
而黄得功本来就跟高杰因为争夺扬州的事儿势不两立，所以黄得功收到黄蜚的信之后，就带着三百骑兵亲自从扬州去高邮接应。这事儿让高杰知道了，他担心黄得功有啥坏心思，一方面派兵在路上埋伏黄得功，另一方面又派将领去袭击黄得功的驻地仪真。
双方在土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黄得功刚到土桥，下马准备休息，高杰的伏兵突然杀出，得功的马瞬间被射死，他带的三百人也全军覆没。黄得功拼命逃到大军那里，才侥幸逃脱。高杰的另一支部队去偷袭仪真，结果因为行踪暴露，在仪真城下吃了个大败仗。
黄得功被这么一偷袭，心里那叫一个气啊，一边向朝廷告状，一边整顿军队，还放出话来，“要跟高杰决一死战”。这下可好，刚刚稳定下来的江北局势又变得紧张起来。
史可法赶紧派万元吉去调解，可双方谁也不肯让步。最后，还是靠史可法在中间协商调停，才把事情解决了。黄得功的母亲去世了，史可法去吊唁，趁机安慰他，还让军中的监纪应廷吉等人去高杰的营中劝说。高杰这才答应了史可法的要求，赔偿了黄得功损失的三百匹战马。黄得功没办法，只好接受了史可法的调停，黄、高二人的争斗这才暂时平息。
土桥之战虽然是在扬州民变结束三个多月后才发生的，但高、黄二人的冲突其实早在几个月前的扬州就已经埋下了祸根。当时，各位将领都想靠拥立之功进入扬州，高、黄二人就因为扬州打过一仗。高、黄二人早就结下了梁子，这次黄得功虽然是应黄蜚的请求来的，但高杰还是心里犯嘀咕，结果就引发了这场新的仇杀事件。
不论是六月京口的战乱，还是九月的土桥之战，这背后啊，总是和扬州的民变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民变最后以对高杰军队的宽容处理告终，这可让其他将领眼馋得很呢，同时也让高杰的部下更加骄横了。扬州现在虽然暂时安定了，可导致江北危机的矛盾还在呢，四镇虽然已经划分了防区，可各镇之间的矛盾也没解决。这场在弘光政权成立前后爆发的民变，把弘光政权的软弱暴露无遗，也在更深层次上影响了弘光的政局。】
天幕之下，朱元璋长叹一声，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感慨之情。作为一个曾经以江南地区为起点的开国皇帝，他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和了解。当年，他深知扬州所遭受的兵灾有多么严重，如今再次目睹扬州的动荡局面，让他感到无比痛心。
“朕观扬州民变至京口兵变，实乃乱世之兆。扬州民变，本为民众之苦所激，然其背后之因，亦有弘光政权之软弱与四镇之矛盾。民变虽以宽容处之，然此非长治之策。高杰之军骄横，其他将领眼馋，此乃军心不稳之象。四镇虽分防区，然矛盾未解，日后恐生祸端。弘光政权初立，本应稳定局势，安抚民心，然却未能妥善处理民变，致其演变为京口兵变。此政权之无能，亦暴露无遗。”
朱元璋深深地叹了口气，他明白这次扬州民变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骚乱，更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表现。弘光政权刚刚建立，但已经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四镇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而高杰的军队又过于骄横跋扈，这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同时，弘光政权对于民变的处理方式也显得软弱无力，未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冲突。
“朕昔年起义，深知民心之重要。若不得民心，政权必难长久。扬州民变至京口兵变，当为后世之戒，为政者当以民为本，方能长治久安。”朱元璋回忆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他深知民心向背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性。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才能确保政权的稳固和长久。
他希望南明的后人能够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重视民生，关注民众的疾苦，以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朱元璋抬头望向远方，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相信，只要朱由崧以及南明的从政者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关心他们的福祉，努力解决实际问题，就一定能够赢得民心，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