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说：“我们就只是跟踪而已，心理素质不行，自己先怕了，这也不能怪我。”
流氓行径也能如此振振有词么？真是何其无耻。
我随时保持警惕，入睡时，也将枪放在枕边。
好像又回到了那些年，东奔西跑的日子。
我看着掌心里的这一枚小枪，不由得想起了曾在窗口教韶华拆卸和复原那只掌心雷。
她解开遮眼的布绸，看着拆卸完整，不禁对我一笑。
彼时正是冬天，其实上海还是很阴冷的。窗外的树枝还是苍白，没有颜色的。
我的心里却仿佛生出了片片绿荫，此刻正笼罩在我们的窗口。
有风拂过，窗帘像浪花一般随风飘动，我的鼻尖好像闻到了茉莉花的味道。
那香味不是假的。
我一回头，是韶华正在靠近我。
她半眯着眼睛，仿佛正在轻嗅茉莉的香味。一看见我，又顿住了。
不再往前，退回了原来的位置。
只是面上仍飘有些红云。
我们静静的坐了一会儿，仿佛此时当真是春天，我们正徜徉在这样的春日里。
最危险的一次，我已经将枪上膛。
恍惚之中，我想到了多年前在重庆看见高正则。
是我亲手将他杀死。
不单是为了韶华报仇，还为了破坏他和某些重庆高层的相互勾连。
我也终于知道了他的本名。
这才知道，原来多年来还是冤枉了他。
他不是汉奸，是一个姓山本的，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纯正日本人。
我虽然从事数字类工作，但闲暇时依然喜爱文学作品。
有时会去皇后大道中的高升茶楼小做休憩，同事总是风尘仆仆的来。
他这次给我带了一本老舍先生的《二马》。
晚上我坐在云石酸枝桌旁，将电台关闭，电讯纸烧掉后，便随手翻阅。
书中提到了伦敦的街道，码头和博物馆。
一景一物，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不同景致。
我和同事每晚保持电台通话，如此过了一个多月。
我才和他跟着郑经理一起见到了台方派来的正式特派员。
对方再一次敦促我们应立即整理好财产，准备赴台。
我和同事对视一眼，将已整理好的资料具陈台前。
这是不出意外的图穷匕见。
行里的现金具已投入到生产项目中，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部分资金放贷给港地工厂，特别是纱厂。
盖因内战爆发后，许多原本要付运上海的纺纱设备滞留在了香港。
故而需要协助纱厂商人买地盖厂与生产分销，帮助香港发展轻工业。
还有一笔374.5万元的单笔大金额支出，用来投得土地。
这笔刷新当时官地最高拍卖纪录的土地，将用以建造全新的大厦。（注）
条条列列，清晰可见。
他们只能败兴而归。
1950年的1月6日，在采买年货的热烈气氛中，英国宣布承认人民政府。
1月9日，周总对所有驻港机构发布了“保护国家财产，听候接收”的命令。
此令一经发布，郑经理即刻通电响应，声明等候接管。
随后，伦敦，新加坡等各海外分行纷纷通电，宣布接受领导。
位于中环德辅道中的中国银行大厦，于1951年落成，是香港当时最高的建筑。（注）
我们将崭新的五星红旗升在银行门口。
紧随而来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美国等开始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
这当然对刚刚恢复开展不久的对外贸易和外汇工作，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银行和外汇部门不得不通力协作，开展反封锁、反禁运、反冻结的斗争。
香港是中国银行海外业务的集中所在，于是也变成了重要的中转站。
我们又投入到了新一轮的工作中去。（注）
直至1960年，我顶着五十岁的年纪，却还不见苍老的容颜。也怕惹人怀疑，索性提前申办退休。
正式退休那天，我穿了一件崭新的中山装。
大家聚餐后，在一起拍了一张大合影。
我将左侧的位置微微空出来一些。
我从未忘记过韶华，打算回家之后，拿出她那张立功受赏的照片，对着这个为她空出来的位置。
而后，我便无可无不可的又想起了我的韶华。
如果活到现在，也该有四十四岁了。
不知还爱不爱茉莉味的香水，还喜不喜欢用菖蒲绒花缠头发。
我小心翼翼从常夫人的大相册里将那张照片拿出来，打算与这张合照放到一起。
等来日，再将它们组合成一张。
抽出来时却有些紧，我不由得拿起来看了看，那相片袋里却原是两张。
我拿出来一瞧。
是那一年同她一同上台领奖。
我替她整理好红花，郑重地对她说了声：“谢谢。”
她说：“为什么要说谢谢？”
我笑：“我是因为你，才能一起上来领奖的。”
她竟不好意思起来，敛眉一笑。
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我当时正那样看着她。
被猝不及防的试摄拍了下来。
我脑海中忽又浮现出她的笑脸来。
只见她正匆匆向我跑来，颇为得意的说：“那师傅人真好，愿意多给我洗一张照片。让我明日去王开照相馆找他。”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转眼间春去秋来，又一年矣。
番外二·三世（下）今生篇
英国人的早晚饭并重，午饭轻些。
所以我一般都对付了事，或与早饭并作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