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流程，“马识途”、“王火”等大家在主持人的介绍下，向新人作家寄语，而台下众人则用掌声表示欢迎。
之后宣布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战争，尤其是南方边境的冲突战争。 这个主题已经流传了出去，众人早已知晓。余切的小说《我和他们在一起》已经写了个开头。 马识途主动说明为什么要选择“战争”该主题，他简单重复了一遍当时在编辑室的争论。 然后话锋一转，谈到了文学的作用： “文学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个是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恰当的引导，希望你们以后写出来的作品能兼而有之。” “有人会问，表达自我也很重要，描述自己过得不好，也很重要，你不让我说，这不公平……确实，这不公平，但大家都拿着国家的津贴，这钱又来自于群众，工人抠的螺丝钉，农民抠的苞谷粒……从他们吃的用的里面抠出来的。” “所以，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写文章首先要满足群众的需要。” “群众需要你反思的时候，你就反思，现在时代变了，群众都向前看了，你当然也可以发你自己的牢骚嘛，但是要适度，主要是向前看！” 马识途这番观点倒是很像写网文的。 抛开那些带有时代特色的词，马识途的话可以总结为“我是个写小说的，我也只是个写小说的。” 所以，一切向读者老爷的需求看齐。 现今伤痕文学是大势，最少还有两年才能转弯，马识途却能提前点出来。 一些作家有“我就是民”，然后“为民请命”的想法，等到作品不受欢迎的时候又气急败坏，认为“我把你们宠坏了”，或是批评衣食父母“思想配得上苦难”。 如果从过去的经历来讲，马识途比很多人有资格写伤痕文，他最有名的作品《夜谭十记》前后经过四十年，文稿几度丢失，但是在过去几年，疗养院的马识途最终还是选择了重写《夜谭十记》，其中的《盗官记》在许多年后被改编为电影《让子弹飞》。 而对于这本书文稿的离奇遭遇，以及本人的遭遇，马识途本人只是在后记中轻飘飘的提了一笔：“我和我文稿的命运是大家都可以想见的……它几经劫难，终于获得了出世的权利。” 在104岁的时候，因为和原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的约定，《夜谭十记》得有个续集，于是马识途开始了《夜谭续记》的写作，完成后，马识途已经106岁。 他和上古年间的作家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当过正儿八经的地下党，却活到了带货直播的2024年，真真是活化石。 完成《夜谭续记》后几年，马识途也许是耗光了生命力，就此离去。 除了马识途，其他人亦有对青年作家的寄语，最后一个人是《红岩》杂志的总编辑黄兴邦。 这个人随便扯了几句场面话，就开始问：“余切老师来没来？” 台下一片人头耸动。 大家左右张望，“余切”是谁？ 阿莱惊呆了，指着余切说不出话。 人群中有人伸出手。 于是黄兴邦放心了，他说，“请余老师到前台来。” 在黄兴邦的内心活动中，他想过余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黄兴邦是阅人无数的老编辑，根据文风来识人，这是他无可避免的本能，也是乐趣。 犹如八十年代举办的蒙面歌王比赛，只是，是鸽王不是歌王，猜的是文字，而不是歌喉。 老作家们的马甲太多了，仅仅李尧棠一人，就有七八个马甲。而熟稔的编辑，偏偏可以看一段话，猜到是哪个作家。 余切首先可能是乡村教师、基层公务员、国企职工一类的摸鱼选手。 因为这一时期大量作家出自此身份，要写作，首先得空出脑子，要空出脑子，首先不能在地里、厂里干重活。 也就是说，你首先得不事生产靠公家养着，然后你才能写出好东西。 一边干重体力活，一边思考宇宙和星空，那是奇迹。 阿莱就是这种情况，年轻的小牛马为了不做老牛马，发奋攻读了中专学位。 后来的俞华、路垚也类似。 俞华曾经绘声绘色的描述自己如何为了躲避工作，好好读书，去到了理想单位摸鱼。 余切可能是大院子弟、高干家庭，遇见过小混混，大混混，见识过江湖——考虑到余切所在的万县是个小地方，那他是小院子弟、低干家庭。 也可能，余切身体有重大疾病，因此，他产生了足够多的时间来创作文学和感悟人生。 譬如“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的铁生。 余切也可能是马识途的小号，两人文风太像，还是一个地方的人——但是，马识途本人就在台上，马老虽是个老顽童，但不至于抽象到这个地步。 最疯狂的设想是，作者余切确实混过江湖，侥幸没挨枪子儿，而今他金盆洗手了，写了一篇回忆文。 然而，现实往往比设想更加疯狂。 当二十岁的余切从左边儿的阶梯上来时，黄兴邦主编看到了一张充满胶原蛋白的脸，他轮廓分明，皮肤没有经受任何烟酒的摧残，发际线也健康无比。 他是那种可以凭借肖像照登上《当代》杂志封面的电影明星，而不是凭文字赚钱的苦哈哈。 黄兴邦情不自禁追问：“你是余切同志吗？还是他的大侄子。” “我就是余切。” 黄兴邦没有想过余切会是一个年轻到爆表的人。他失态的问：“《天若有情》是你写的？” “我写的。” “写的什么？” “小混混华，港地女富豪，婚纱……” “行了，”黄兴邦让余切赶紧打住，“你别说了。” “我相信你是余切了，只是没想到，”黄兴邦仍然在感慨，“余切居然能有这么年轻。” “同志们！”黄兴邦不忘记朝台下的人介绍，“余切……余老师有一篇文章正要在十月的《红岩》上发表，到时候各位可以去看看……” ———— 余切因为黄兴邦的介绍在研讨会中出了名。他是个低调的人，然而，眼下他低调不起来。 燕大经济系，二十岁，有省刊作品。 为什么有人能这么顺利？ 写诗是有少而成材者的，写传统小说就不容易了，前者需抓住一丝灵感的火花，于是一句话，一段话也能成为小诗，而写故事则截然相反，需对社会、人性、物质等具备起码的认知和感悟。 从和尚到入佛，需有红尘历练，不历红尘而空念经，成不了佛。 成佛也要讲基本法的。 人类的七宗罪，世间的酸甜苦辣，未经过几许，却能结出美丽的果，写出饱满真实的作品，叫人怎么能相信呢？ 黄兴邦打听到余切还有一篇《高考1977》，据说，是两三天内完成的随笔之作。 这篇文是约稿，应该已发表在当地报社上。 黄兴邦托人找来了当时的报纸，并且得知消息，在渝市日报也刊登该文后，创刊不久的《青年文学》即将转载这一篇文。 他还发现，名为余切的年轻作家竟是燕大学生！状元！ 从发表的速度来看，凭借着高考季的火热，全国落榜生和大一新生翘首以盼，使得《高考1977》比《天若有情》还要刊登得快，是后发先至。 余切的报告全文也被转载多次。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身上，是一座山。” “当你背单词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算数学时，南太平洋的海鸥正掠过海岸；当你晚自习时，地球的极圈正五彩斑斓……” 看完这番话时，黄兴邦正躺在藤椅上，静静地，并抽了一根烟。他要去找余切。